“往后站”，观弗莱 | 祝晓风

加拿大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哈罗德·布鲁姆曾说，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来解释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后人可以用诺思罗普·弗莱去解读布鲁姆，但不能用布鲁姆来解释弗莱。布鲁姆回忆，弗莱出版研究威廉·布莱克的《威严的对称》的一九四七年，布鲁姆还是康奈尔大学的新生。《批评的剖析》成书虽然是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但其中的许多篇章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陆续发表，产生影响。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布鲁姆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刚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他把弗莱“当成圣者加以崇敬”。而到了二〇〇〇年，《批评的剖析》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十五次重印时，封面的书名下面，“哈罗德·布鲁姆新序”赫然醒目，也许这时后辈的名声已经超过了弗莱。

布鲁姆的新序当然是这一版中译本（《批评的剖析》，[加]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的一大亮点。译者陈慧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二○一七年第七期《读书》杂志，就是借由布鲁姆的这篇序言谈开去，比较全面地评介了《批评的剖析》。他指出，弗莱眼界宽宏，研究视野覆盖西方整个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批评实践，力图从宏观上把握其演变轨迹，从而为批评界拓展了一个广阔新天地。《批评的剖析》全面公允地总结了西方现存各种批评流派的是非得失，突破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即统治英美学界的“新批评”派眼光较狭小、观念较僵化的局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界带来多元化的新气象。《批评的剖析》的问世，是英美文坛上“批评理论完全自觉的标志”，用布鲁姆的话说，那个文学研究的“美好时代”就是“弗莱的时代”。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第三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向后站”的观点，他说：站在近处观赏一幅画，可以分析笔触和调色，与文学中的新批评的修辞分析大体相同；离开画面一段距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构图，可以着重于画面所再现的内容；如果我们在相当远的距离观赏一幅圣母画，“映入我们眼帘的则仅仅是圣母的原型”，“我们越往后站，我们就越能意识到它的组织结构”，“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时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187页）。是的，弗莱“往后站”得足够远，远到两千年，把整个西方文学纳入其视野。弗莱的原型理论，虽然源自于荣格“集体无意识”、英美“新批评”等理论，但实际上早已自成体系，反过来又对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氏的原型理论，与他对文学的根本认识密切相关，他认为：文学起源于经验的可能模型，它所产生的是我们称作经典的文学模型。“文学不会演进和发展。在将来，可能会有剧作家创作出和《李尔王》一样优秀、但并不与之相同的作品，然而，戏剧就整体而言，不会超越《李尔王》。只要谈及戏剧，《李尔王》就是它的代表；早于《李尔王》两千年创作的《俄狄浦斯王》也是如此，只要人类繁衍不息，这二者就是戏剧创作的模型。”（弗莱：《培养想象》，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12-13页）如此洞见，在整个文艺理论史上，其实并不多。这个论断，还有他的“向后站”观点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可以与布封的“风格即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和伊瑟尔“隐在读者”等命题、概念等量齐观；而弗莱原型理论的体系之宏大，思想笼罩力之强，则胜过这几位。三十年前，我读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就曾叹佩贡氏学问淹博和其理论的原创性与理论力量。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在学问淹博和理论解释力方面堪比贡氏著作。

二十世纪在西方文艺界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流派是主导潮流，而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则是形式主义文艺批评集大成之作，其理论不免也有形式主义批评的通病，那就是过于重视文学形式，不讲审美，更回避与审美价值直接有关联的社会历史内容。布鲁姆《序》中通过对西方现行其他流派的批评，暗示弗莱也不讲艺术审美，这才是切中弗莱要害的评论。但在陈慧先生看来，弗莱比一般形式主义文论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发现即使是艺术形式，也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弗莱说，原型，即艺术形式的本源，“就是文学的社会方面，是可交流的单位，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学经验的基本因素”。这样，他自己就驳斥了那些“纯”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研究文学艺术必须对社会历史弃而不顾的见解。换句话说，弗莱作为一个求真的严谨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接近了真理。陈先生既全面地研究分析了弗莱的思想，又参纳了布鲁姆对弗莱的批评，可以说，他是站在一个比布鲁姆更“向后站”的位置来观察弗莱与布鲁姆。

在《批评的剖析》问世之前的20 世纪前期，西方文艺批评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的自觉性已经在不断提升。但“新批评”仍大多还把文学批评看成是文学自身的附庸，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就说“批评总是低于创作的”。这种对文学批评的偏见直到弗莱这里才得到一个彻底的扭转和纠正。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把文学批评界定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明确地说它既不是哲学、语言学等等的附庸，也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人文学科。弗莱的一句话，道出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批评的要义是，诗人不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而是他不能说他所知道的。”（4页）但文学批评要“独立”，不是一句口号就能解决，不会“自然”发生，需要有人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的实绩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弗莱就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厥功至伟。批评的价值从何而来？来自批评的独立性，即文学批评是自成系统的一门学问，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是鼎足而三的，既密切相关，互相支持，但又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大量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理论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源泉，而文学史的撰写也会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撑。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依赖，至少不亚于文学批评对前二者的依赖。批评的价值还来自于批评实践的有效性。弗莱的原型理论创立以来，已经被各学科的几代学者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其影响之广泛已经深入学术研究的日常。这就已经足以证明很多了。

译者陈慧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一批研究、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即在《红旗》杂志首开先河，发表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评介西方现代派理论，较为全面地评论其得失，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一九八三年完稿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是国内较早较全面地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著之一。一九八八年，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弗洛伊德与文坛》，成为当年的学术畅销书。这些工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学界以一种平常心、学术心引进西方现代派理论起到了破冰开路的作用。针对当时国内照搬西方形式主义而认为联系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外批评”的流行思潮，陈先生清醒地指出，对外国的优秀学术成果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学习，但必须食洋而化，真正把握其精华，为我所用。

陈先生多年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自然很早就关注到弗莱《批评的剖析》巨大的学术价值。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开始研究、翻译此书，前后倾尽四十余年心力。一九九八年此书出版第一版中译本，由陈慧主译，作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博学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还包括本雅明《经验与贫乏》，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和卢纳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等。《批评的剖析》当年一出版，就在学界有较好反响。二〇〇五年，陈先生出版了首次修订的第二版。以第二版为基础，译者又请知名弗莱研究专家吴持哲教授校阅，吴先生把弗莱近百条原注全部译出，并补充多条译注，为提高译本质量做出重要贡献。此后十几年，译者日拱一卒，精心打磨；另一方面，将初版本和再版修订本先后分送有关学者专家，请大家提修改意见，虚怀若谷，广纳众善。然后反复对照原文、在努力吃透全书精神的前提下，再修改定稿，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后出转精。说此译本是十年磨一剑，一点不为过。这部译作之所以反复修改，就是因为译者清醒地认识到，翻译这样的经典学术著作，首先就是一种艰苦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像近年有些翻译，译者没有很好地研究西方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将所译之书吃透，只能就文字表层直译，往往弄得译文比原文还要难懂。在一九九八年之前，弗莱《批评的剖析》的部分内容、个别章节有不同的中文翻译，编入大学教材或论文集中。这次我为了写这篇小文，找来两种有弗莱《批评的剖析》小部分节译的中文本，对照英文原书，和这本最新的陈译本比较，不得不说，陈译的确全面准确，信达而雅，洵为佳译。

此译本在二〇一六年由我推荐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当时布鲁姆尚健在，为了求得其序言的版权，出版社专门与布鲁姆联系，得到慨允。一晃又是六个年头过去，布鲁姆已于前年谢世。而我与译者相识已逾四十载，可以说是被陈先生看着长大的一个晚辈，在学术上自然也得陈先生教惠多多。陈先生当年正值四十多岁的盛年，今年则已九旬高龄。光阴似箭，节序如流。在此书出版之际，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有义务为此书做点宣传。经典总是历久弥新。相信读者朋友会从这本书里得到知识和智慧的双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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