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 | 大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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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

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摘要：1949年以后，上海社会的革命改造天翻地覆。隐藏在革命背后的都市文化取向与日常生活趣味，未必都荡涤殆尽。从史学的视角考察王承志的《同和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金宇澄的《繁花》三部小说呈现的若干场景，就会发现新旧上海之间不仅有断裂，而且也有延续，即使在大动荡年代，上海摩登也以隐匿的方式顽强地生存。历史的记忆与文化惯性，与上海人急速的代际更替相伴前行，构成上海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

关键词：重构延续性；动荡年代；上海摩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5期“城市历史记忆”

目录

一、何为延续性

二、大动荡中的灰色场景

三、谁之上海

有些年了，对上海文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没文化的都市”是一个极端的表述，此说虽不无偏激，但它并不是就狭义的文化而言，更不是指某些文化现象，而是对上海“大历史”的批判与前景的担忧。

“没文化的都市”来自两个向度的比较：一是时间的向度，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魔都”为“怀旧样板”，叹“今不如昔”，上海都市文化的活力不再；一是空间的向度，以“有文化的村庄”北京“帝都”为今日参照，指上海城市巨大的磁力逐步丧失。

尽管这两个向度的比较在学理上并非无懈可击，但都明确地指向1949年以后三十年上海的历史之责：计划经济的“堡垒”、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以及消费大都市变工业大基地的城市转型等等，阻断了现代上海的进程，形成了历史的断裂。我的“重访”就是想链接这段“断裂”的历史。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所抱的学术旨趣是重新探讨1949年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试图打破1949年的鸿沟，重构历史的延续性。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讨论，我也在不断地追问。借此机会，我借助三部小说——王承志的《同和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以及金宇澄的《繁花》所得的阅读体会，从历史学者的视角，就“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对“延续性”再作延伸思考。

一、何为延续性

有许多的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主要的是断裂或者说是转型，是“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因为社会文化的延续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就反过来想，难道这个“延续性”是一个伪命题吗？的确，社会文化的延续包含不言而喻的很多问题，“转型与延续”也可以是历史变革一以贯之的主题。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三十年的研究就变得如此重要？

我认为，这个“延续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的延续，而是指延续性的重构，是在承认1949年是历史传捩点的基础之上的，丝毫无淡化和忽视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政过程中“改男造女态全新”的一面。

然而，所谓“延续性”不等于“相似性”，更不等于“重复性”，而是要凸显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鲁迅所言：“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因此，重构“延续性”的焦点应在于考察“延续当中怎样发生转型和裂变”，即“历史的非凭空创造和有负担前行”。

从历史叙述来说，这种非断裂又不是和所谓的红色、黑色叙事完全没关系的另一种叙事。它不是在红、黑之间，也不是仅仅讨论民国与共和国之间的相似性，更不是简单地褒贬相加或折中一下，而是在一种红色和黑色的背后，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互动、交集、纠缠、渗透的场景中，巨大的革命洪流之下、之外的那些隐秘的潜流、支流，去发现深藏于社会深处的那个不变的基底性力量，即所谓“执拗的低音”。

人们不容易发现或承认这躲在社会深层的不变的底子，但它确实存在，确实延续着历史。1949年以后，隐藏在上海都市社会文化背后的文化取向、日常生活趣味和美感，社会网络和自主性都真的消失殆尽了吗？我觉得无论是文学(特别是非虚构)，还是历史档案、田野调查与口述史，提供的答案都是未必如此。这就是我要深究的断裂与延续的问题。

二、大动荡中的灰色场景

(一) 谁革谁的命

近年来，在史学界有一股“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主张重新阐释20世纪的中国革命。重新阐释之一的意义是强调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不仅每一次革命之间如“高山滚石”般地不断递进，而且“革命与反革命”的不断翻转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谁革谁的命”就不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那么简约化的叙述了。

在这几部小说里我看到了各色人等的“革命面貌”，换言之，谁都可以革谁的命的。比如，《同和里》中的小皮匠忽然可以当上造反派的头头，威风一时；生产组的老阿姨又起来“夺权”，把“同和里居委会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居委会主任彻底打倒。这样的年代谁都可以是“革命者”，而且他们描写的“革命者”每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确实不同。比如，《繁花》里面有一段三个中学生关于“抄家”的揭秘：“学生抄家，一般是偷书，弄回去看，相互传”，“高中生、大学生走进门，带了放大镜，注意文字……尤其会研究旧信，有啥疑点，暗语，这是重点”；“工人抄家，是揩油，弄一点是一点”，“工人喜欢珍珠宝贝，大小黄鱼(指金条)，银碗银筷，看得眼花落花，骂声不断，表面喊口号，心里发闷”。这些画龙点睛而又十分传神的对话，道出了是什么原因把大家都变成了“革命者”。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革命行动竟由如此多的或宏大、或卑微、或纯粹、或含混的目的所促成。

两部小说多有“革命狂欢”中的灰暗面相的描述。无论是《启蒙时代》中的革命干部，还是《同和里》中的里弄干部，都是一夜之间完成从“革命”到“反革命”的翻转。十分典型的是《启蒙时代》中那些干部家庭，从无限风光跌入阴暗的角落。

(二) 谁启蒙谁

《启蒙时代》的那群干部子弟居然是被一个他们所鄙视的“工商业者”——同学嘉宝的祖父所启蒙。还不止于此，用王安忆的话来说是那种隐秘小市民的文化力量潜移默化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些自诩“天之骄子”的革命后代，使他们对这座城市“有些尊重”。

回到我自己对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的问题，即1949年以后上海摩登是不是就此退场？《启蒙时代》给我这个追问提供了又一个思考的契机，让我看到，即使是疯狂的动荡年代，小市民赋予上海这座城市的思想，仍是一种“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细微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的“正直的思索”。这些小说更加启发我要研究上海文化的基底性力量究竟何在？是变成“走资派”的革命干部？是他们的子女吗？还是汪洋大海的小市民，以及小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

(三) 革命后的回归

过去有一种定见，似乎革命之后，总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动。

但是，小说呈现的并非如此，底层的人经过一段疾风暴雨式的“盛大节日”之后，会突然发现这种造反，这种“革命”跟自己毫无关系。“过把瘾”之后，一切如常。众多底层百姓通过“革命”洗礼，既没有继续充当“革命者”，也没有成为“反革命”。《同和里》的“造反司令”小皮匠风光一阵之后，又回到弄堂口摆摊头时，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小皮匠这下子脑子清爽了，周围的世界再闹猛，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硬要把关系去搭上去也是搭不牢的，你想搭别人也不让你搭，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搭。”我把这些归为“革命”的“灰色场景”，其中既有革命与反革命的突然翻转，也有革命向革命前社会的归位，尤其是那些原本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革谁的命，在这个地带愈发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三、谁之上海

《启蒙时代》和《同和里》虽然前者侧重写了一群干部子弟，后者着墨于底层小市民，但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上海都是动态的，不仅是时间的流淌，还有空间的展示。比如说这些干部子弟大多都不是上海人，大多都是随着他们的父母进了上海，成了上海人。但是就像《启蒙时代》里面写到，革命虽然给予他们城市上层的优越地位，他们居高临下地藐视上海人，但他们对上海始终有强烈的疏离感。特别典型的是从小寄养在老家的干部子弟陈卓然，解放以后父母把他带到上海，开始的时候连上海话都不会说，也听不懂，心灵深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卑感，甚至陷入自闭。同时他又以自己的家庭出身而优越感甚强。这些人在干部子弟当中太多了，他们一般都操着带上海腔调的普通话。而那个时候在上海人的眼睛里来看凡是讲普通话的都是干部子弟，不把他们当做一般的“外地人”看待。

《启蒙时代》还塑造了另一类上海外地人形象。一是陈卓然的大姑。与陈卓然不一样，她完全没有那种疏离这个城市的烦恼，相反却以中原地方乡村“源远流长的文明教化”，而“比较这近代城市更拥有道德资源”。因此，如她这样“上海摩登街头”的“乡下女人”，“别看她们的形象不入这个城市的潮流，但她们倒不将自己当外人的”。另一位是干部子弟南昌的父亲。这个出自江西的革命干部反对儿子去家乡插队，称自己得了一种“忘乡病”：“憎厌家乡”。因为家乡表征着他的“没落工商地主”的家庭出身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但他又很无奈，虽然他以胜利者、占领者的姿态进入了上海，但他的家乡给予的身份始终伴随着他，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后来干脆被打倒。说是“忘乡”却难以忘却，这是身处上海的南昌父亲对家乡的复杂心结。即使在上海资本家身上，也有乡土的文脉延续。如《启蒙时代》所述：“要知道，上海资本家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干净呢，在他们养尊处优外表底下，是乡下人的耿劲”，靠着这股“耿劲”，他们闯过了所有的“大风大浪”。

“谁之上海”不仅是通常所指的五方杂处的移民空间，也是“革命”问题上值得深描与探究的。

如果从动荡年代推衍至更长的上海历史，“谁之上海”或许更能展现这座现代都市的气质与神韵。

历史学家定宜庄积十几年之功做成的“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对“老北京人的背影”，做“最后的一瞥”，她深深感叹本世纪来老北京人“最根本、最彻底”的消失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但当她回眸历时三个多世纪的“老北京”，却仍以“超稳定”来描述京城“旗、民分城居住”的社会格局和积淀深厚的都城文化。从1644年清军入关，“满汉分居”，“内城”与“外城”界限分明，一直延续至清亡，甚至到1950年代初，城墙、古建筑被拆除或损毁，这个样态之变也未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汉人居住于内城者有之，但旗人却少见居住于外城者。直至世纪之交，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包括“北漂”在内的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持续三百余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才无以存续，“老北京”消失，或者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老上海”的被淹没发生在两个历史节点：一是1843年上海开埠，或者说1854年“华洋分居”格局的被打破，老城厢的老上海人在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之中已悄然无声；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外地人、外国人又一次涌向“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上海，此后二十年，又一代新上海人成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主体。

可以说，“五方杂处”、“开放多元”一直是百年上海社会的基本格局，如此急速的新陈代谢，“什么是老上海”始终具有很大的模糊和不确定性。1949年以后虽然形成了一代颇具优越感的“上海人”，但与经历了数世纪的“老北京”相比，这三四十年的上海人实在资历太浅，更何况，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志在四方”的“好儿女”。这一代人，不仅没有被人确认为“老上海”，而且在事实上，又一次淹没在“新上海”和“新上海人”之中。当今流行的“怀旧样板”，至多也就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老上海”不过也就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返回到本文开头京沪比较的话题，可以说，本有“老北京”，从无“老上海”，上海这座都市生命与活力的源泉，就在“谁之上海”这个几乎没有停歇的历史诘问。永远摩登，似应为上海都市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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