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凯华 | 康德图式论的社会认识论审思——以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为视角
康德图式论的社会认识论审思
——以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为视角
文 / 陆凯华
摘要：阿多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开展的社会认识论批判，并非呈现为一套完备的学理体系，而是脱胎于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形式的分析，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以大众文化为商品内容的文化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以社会控制、消解认识自律性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了康德试图批判并加以限定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上述图景中，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疑难（即图式论疑难），就此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社会效应，引向了对康德知识论其社会实践意涵的再阐发；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反讽式的借鉴，精准定位了文化工业实现社会控制的运作机理。就此，一种基于康德先验知识体系改造的社会认识论，可在文化工业批判开启的社会历史总体性中获得理论定向。
关键词：图式；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社会认识论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政治哲学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陆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 康德图式论及其疑难
二 阿多诺对图式论疑难社会哲学式的“破译”
三 可让渡的认知主体性——文化工业批判语境下康德图式论
四 结 语
全 文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在当代社会中不仅填补了因宗教衰落留下的信仰空缺，更抢占了知识精英原本在精神领域占据的主导地位。因此从积极的向度看，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产业通过电影、杂志、流行音乐等可复制的艺术消费品，造就了一派繁荣的文化市场，这不仅使饱受科层制度或物化劳动之苦的劳工阶层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审美愉悦，也借助“市场”的平等互惠原则，消解了精神生活的精英趣味，营造了一种消费文化意义上的民主氛围。但从消极的向度看，文化工业也巩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与物质生产中的权力关系与物化结构。因此在《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一方面被视作理性主义危机（启蒙理性的自我退化）的征候，另一方面也被看成是与资本和强权势力新一轮媾和的产物。为此，阿多诺将“大众欺骗的启蒙”作为《文化工业》的副标题，着重强调它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大众的控制与驯服，以及看似倡导自由与民主的文明社会在本质上的极权化与野蛮化。
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的核心文本——《启蒙辩证法》收录的《文化工业》一章采取的“叙述方法”（马克思语），与其说是批判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如说是批判一种“社会认识机能”。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康德图式论的反讽性的挪用上。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之所以实现了社会控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它在文化领域实现了启蒙哲学（即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批判并加以限定的“梦幻唯心主义”——所有认识主体的意识皆来自一个更高的（上帝的）意识。换言之，文化工业不仅完成了个体认识在社会语境下的“齐一化”，而且仿佛以“工业化”的方式奠定了认识主体的“先天条件”。可以说，文化工业为大众形成了一种社会认识论意义上的仿佛“先验的结构”（马克思语）。也因如此，阿多诺意图将康德先验哲学在理论上的“得”与“失”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并将这一论证展现在现实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工业产品及其生产机制上。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工业》的初稿，其标题正是《大众文化的“图式”》，由此观之，图式（Schema）一词在阿多诺那里并非一种修辞，而是破题的关键。正如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精辟地指出：“要想说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马克思所做的认识论批判，就最好借助他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形式的分析。”
不过，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的社会认识论审思，并不是（如不少学者认为的那样）一种“粗暴”的意识形态还原论。换言之，阿多诺并没有罔顾这一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与自足性，而把先验哲学简单地还原为某种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如阿多诺自己说的：“从哲学上转入社会范畴只能靠译解哲学范畴的真理内容。”因此接下来，为说明他运用图式一词的严格性和必要性，本文将探讨康德的图式论疑难，以及阿多诺对此的社会认识论审思。
一 康德图式论及其疑难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图式（Schema/schema）被界定为一种介于感性直观与知性之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其承担的职能在于说明知性范畴为何能作用于感性的显像之上。因此在性质上，图式被康德赋予二重性——它既是理智性的，却也同时是感性的。从康德的整个知识论构架看，如果缺少图式的中介，知性的范畴只能充当逻辑的、空泛的函项，无以获得可“意指”的对象。同时，获得意指的感性内容，不仅是知性范畴如若要真正地构建经验性的知识的前提，更是其客观效力的证成。换言之，借助图式，感性不仅“现实化了知性”（让范畴获得其内容），也同时“限制”了知性，即使得范畴不可运用于现象以外的超越领域。可以说，正是源自想象力的图式及其生成的先天规则，知性才获得被给予性的外部世界感性质料的中介环节；更重要的是，图式也由此间接充当了知性作用于感性直观时必须遵从的规则或原理。
1．图像与图式的二分：康德对图式论的先验演绎
那么承担中介职能的图式又是何以可能的呢？在康德看来，图式永远是想象力的“产品”，因此图式联通感性与范畴的可能性，也源于想象力所具有的“特殊技艺”——感性的综合能力及（在统觉意义上的）统一性。但对康德来说，图式体现的是想象力在感性统一性上的综合能力，而不是其经验性的生产能力。换言之，唯有借助先验想象力的综合能力，才能生成图式，后者方能成为感性与知性范畴的中介，以及知性必须遵守的法则的来源；而与之相对，日常经验想象力的产品乃是特定的图像（Bild/image）。
在康德看来，图像是一种感觉经验中偶然的、特定的感性性状，其不可能独立地满足概念要求的普遍适用性。例如一位老师随手在黑板上画的三角形图像，可以是三角形概念的一种示例，但并不等同于三角形的概念本身。与之相对，图式则是“抽象”且“普遍”的，它甚至被康德视为一种“程序”，这一程序对应的操作过程才是“想象力之设法为一个概念谋得的一幅图像”（A141/B180）。
为进一步阐明图像与图式的本质不同，康德还给了一个相对易懂的例子。如若在桌子上摆出或画出的五个点“·····”，这五个点刚好是数字“5”的一幅图像；但要思考一个泛而言之大于五的任何其他数，那就需要在思想中构想这一摆点“·····”等量递增的趋势，并由此得到一种递进的算法程序。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算法化的“趋势”无法成为某个被摆在眼前的“图像”。例如我们思考“100”这个数，我们无法想象思想是借助“直观”到20个五的摆点“·····”而成的“图像”，进而生成这一数字的概念。因为在康德看来，受限于我们视觉能力，这幅数字“100”的图像显然无法被我们加以概览。我们理解“100”这个数或者其他更大的数的概念时，借用的实际是一个在知觉上并未能达到的、无法概览的图像的“程序”，其本身是构想具体思想图像的先验条件。
可以看到，在康德眼中纯粹的感性概念（即数学概念）得以可能，乃是借助于数的“图式”而非图像。而几何学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充分的演绎。在康德看来，一个人用“看”获得的三角形图像（无论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还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自然无法满足三角形概念要求的那种普遍性；而反过来，依据思想中方能“呈现”的三角形图式，我们可以在概念上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三角形形状的对象行使判断。就此康德认为，生产出图像的“图式”之所以可能，不仅仅是它满足了“知性可感化”的要求（继而与感性直观相统一），更是它本身给了知性以必须遵守的规则，继而在经验中践行知性范畴的效力。因此，图式虽然被康德称为“一门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艺术”（A141/B181），但我们却很难确知这门艺术真实的操作过程，或是将这种操作过程不加掩饰地呈现出来。不过，康德仍坚持要在已确证的各类知识中，倒推出“图式”的具体种类。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图式论疑难。
2．图式论疑难：经验图式与先验图式之分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以类比的方式给出了三种图式的示例：A、经验概念关联的想象力图式（狗的图式——引向模糊的四足动物为图像）；B、感性概念的图式（数学的图式）；C、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因其知性的构想，而无法对应于任何具体的图像）。
图式论的疑难正出现在康德对第一种经验图式分析上。康德以狗的概念及其对应图式为例：“关于狗的概念意味着这样一条规则，根据它我的想象力能够一般地描画出四足动物的形状，而不必局限在经验向我提供的某个唯一的特定形状之上，也不必局限在我可以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任何一幅可能的图像之上。”（A141/B180）简言之，如狗的概念的图式，往往是一幅模糊但具有特定内容的“图像”；而与之相对，与数学概念对应的图式，往往会被我们误以为是某个具体图像（如前文举例的“小”数字摆点与三角形）；而最后一种知性概念（范畴）的图式，则最为“抽象”，康德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具体图像，只能借助思想中抽象的构想。
不难发现，“图式”与“图像”的关系构成上述三种图式示例的界分标准。对此当代康德研究界也将上述三种概念的图式论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验的图式，另一类是为经验图式。对于感性概念（数学概念）或知性概念（知性范畴）而言，它们对应的图式，都可以在逻辑上严格地与图像区分开来，因此它们的图式是与经验区分开来的“先验”图式。而对于经验图式而言，康德就很难设想一种不是基于某种对象经验图像的图式存在。因此，康德将狗的或者生物概念的图式，看作“经验概念关联的想象力图式”，其可理解为一种基于特定图像之上，但在思维中再“抽象”后的经验性的、可感的“图像”。
较之先验图式，经验图式势必面对如下难题：如何解释由偶然经验的“图像”抽象而成的“图式”，可以充作知性范畴作用感性质料的必然法则？如果说，经验的图式总是想象力的产物，那么这一想象力的“综合”能力，是否正是知性可以遵循并依靠的必然的、先天性的法则呢？更明确地说，经验图式背后的想象力，是否与先验图式背后的想象力是同一种？毕竟为了不陷入（休谟）怀疑论的泥潭，康德对想象力本身有着极为严苛的区分：
现在，在想象力就是自发性这样的范围内，我有时也将其称作生产力的想象力，并且经由下面这点将其与再生的想象力区别开来，即再生的想象力的综合仅仅听命于经验法则，即联想法则，因此它对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的解释没有做任何贡献，而且正因如此，它不属于先验哲学，而是属于心理学。（B152）
有理由认为，康德出于“疏忽”而没有意识到，当他刻画狗的概念这类（经验）图式时，与他在刻画三角形之类的（先验）图式的方式是何其相似，因此他似乎是“无意”中混淆了两种图式的实际区分。而当他试图将“狗的概念图式”与感性概念、知性概念的“图式”并列时，他势必也模糊了图式与图像的明确界限，继而在“综合”的原则上，取消了（上段引文中）先验想象力与经验想象力的本质区分。康德图式论由此变得自相矛盾。
面对上述难题，康德研究界涌现出了多种视角的回应。一种激进的观点是取消康德的整套图式论（因为康德无论如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便求得康德思想的融贯性。另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康德此处是误解了自己的立场——当他说“狗的概念”的时候，实际说的是“狗的图式”，为此他们认为，此处康德应该将“狗”换作在日常生活中不太熟悉的例证——如以“骨髓（概念）”对应“软体动物（图式）”为例，因此不必在思想中以具体的图像来直接表象理应是“非图像”的图式，这样此处图式论的误解便能得到澄清。最后一类思考路径是更积极地看待康德的经验图式概念，并将其视为康德哲学迈向下一阶段的理论起点。例如在塞拉斯（Wilfrid Sellars）那里，康德的图式论在知觉分析的意义上，可以被扩大为“包含着对一个世界的一种原始理论（a proto-theory of world）”，继而指向了一种更高的现象学或语言哲学。塞拉斯这一思路又与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图像”的理论有所契合，继而也把康德的认识论推向了一种现象学和诠释学视域下的哲学存在论。
二 阿多诺对图式论疑难社会哲学式的“破译”
当代学界对康德经验性图式所产生的理论疑难给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取向：或是给出一个更加完备融贯的先验知识论体系（大部分康德专家），或是将之经由知觉分析法的方式变得更为精巧而复杂（如塞拉斯），抑或是由此完成康德的意识哲学向存在论的转向（如海德格尔）。但阿多诺却换了一种思路，在他看来，较之将康德哲学贯彻为一个融贯的体系，如何看待康德那些被视作为“错漏”与“缝隙”的部分，则同样存在着必要性，这些是对康德哲学本身更具有意义，也更具有积极内涵的内容。由此，有别于学院派的研究思路，阿多诺展现出他对康德哲学的一种独特的破译法，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将之概括为挖掘出“隐匿于哲学概念和结构中的历史经验”。
的确，从今天哲学日趋“学院化”与“专业化”的眼光看去，阿多诺对康德哲学进行社会历史维度的读解，显然超出了康德本人的理论旨趣。但在阿多诺本人看来，他的这种“破译”方式反而才是更内在的，也能呈现出康德思想的复杂性。因为《纯粹理性批判》在他眼中绝非仅仅是一部知识论著作，更是对历史经验的忠实反映。文本“阐释”（interpretation）作为一种解读手段，并不是一种对作者原意的沉思，而是对文本内在真理的考量。在这一点上，阿多诺借助对康德“图式论”的“破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作者本人的意识，往往会与自己文本中展开的论证线索相疏远，并随着论证深入而背离自己原本的意图或立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康德哲学深刻性的评价。因为对（包括康德在内的）任何伟大的思想者而言，哲学的深刻性恰恰体现在他们遵循论证的指引，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的既定理论目标，继而接受并忠实记录出乎自己意料、甚至与自己预想完全相反的诸多结论。换言之，康德那里真正深刻的段落正是那些他拒绝浅尝辄止，并以方便融贯的方式加以处理的部分。也因如此，衡量一种哲学的成就与分量，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依循上述原则。在阿多诺看来，康德的图式论即此中典范。
因此本文也认为，阿多诺对图式论以文化工业批判为进路的解读与重构，就与他的“真理—星丛”理论相结合：“我关注的乃是一种哲学在它提供的成见之后或之上所要客观要表达的东西：而这就是其中真正的要害之处。换言之，我关注的乃是在这一哲学中结晶的真理的星丛（constellation of truth）。”正如罗杰·福斯特（Roger S. Foster）指出的，阿多诺所阐释哲学文本概念的内在生命乃是历史经验的轮廓（shape）。在这个目标下，阿多诺借助一种社会知识论语境展开的对图式论的社会哲学审思，反而能激活康德先验认识论内在的真理性内容，并由此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维度上继承康德的理论遗产。
具体而言，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的独特破译法，首先体现在他主张的“客体优先性”。从阿多诺的视角看去，康德本人，以及后世的康德专家们，他们对先验想象力（生产的想象力）及其产生的图式做的一系列先验演绎，并未能使之与经验性想象力（再生的想象力）及其产生经验性的图像完全区分开来。经验图式论的经验概念与先验概念的张力，至少表明想象力及其对应各个类型的图式论无法全部以演绎方式得出。换言之，先验想象力及其综合能力给出的先天规则，无法完全消解它们在图式化过程中的经验性起源。因此在阿多诺眼中，康德保留“令人诟病”的经验图式论（狗的图式）的原因，既不是出于一种“自我误解”（如康德专家普遍认为的），也并非预设了一种更高的现象学或存在论上的企图。相反，“如实”呈现图式论经验—先验之间的张力，乃是一种对认识本身的经验性起源的坚持。因此在阿多诺眼中，康德抵挡住了维护先验哲学体系一贯性的诱惑，没有如他的研究者那样，试图剔除图式论的经验概念。其中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康德很清楚地意识到对象的被给予性，乃是这一哲学不走向独断论的迷梦，继而实现“批判”的前提条件。
此外更重要的是，对康德图式论的先验—经验性疑难的“破译”，也体现在阿多诺以社会认识论的视角，重新分析和审视图式论的实践意涵。一方面，依循马克思—韦伯—卢卡奇的社会历史路径，康德图式论经验与先验的“二律背反”，可以被视为时代问题在认识论上“不自知”的理论表达；另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阿多诺通过文化工业的运作原理，类比性地重构了康德图式论的社会效用。我们将看到，在文化工业批判中，康德图式论的二律背反将呈现出一种反讽性的倒错关系——主导图式化过程的（先验）认知主体性与自律性，也可以被经验性的外部力量所篡夺。而在对这一实践机制的具体展开中，我们可以践行阿多诺本人设想的社会观相术——通过图式论问题考察总体性社会现状的特殊迹象。下面，我们将进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语境，考察康德图式论的实践效力。
三 可让渡的认知主体性——文化工业批判语境下康德图式论
20世纪30年代，迫于纳粹上台，阿多诺流亡北美。较之彼时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倨傲态度，流亡时期的阿多诺却敏锐捕捉到它相比欧洲社会的“进步之处”——整个社会完整的商业化发展趋势。但他同时指出，北美社会在商业上实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不因此使其成为真正的“自由社会”。因此，当不少学者盛赞北美式自由主义对民主政治的积极贡献时，阿多诺却尖锐地指出：以自由为主导价值的北美社会乃是另一种类型的极权社会，而促成这一切的中介乃是看似非强制的、商品化的文化工业。
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表面上提供了可供自由挑选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却内嵌一种非自由的强制因素。消费者在面对文化工业提供的琳琅满目的产品之时，他们首先让渡出了自己的判断力——消费者潜在地将自身的判断力与审美品位让渡给文化生产商，让其代替自己做出审美判断，而他们只需要依循支付能力与社交需求做选择。因此，无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工业下的娱乐产品如爵士乐、（好莱坞）电影、杂志，还是当代大数据、云计算下的各类短视频、音乐推荐、播客与公众号推送，它们都不仅能精准定位各自的目标客户，还锁定了最大多数消费群体。当然，阿多诺并不满足于现象分析，而是“卖弄”起了康德哲学的“辞藻”，为文化工业的当代功绩赋予了认识论意涵：
一个有闲暇需要消遣娱乐的人，就会让自己配合于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一致性（Einheit）。康德的图式论（Kantian schematism）还依然期待主体的作用，在他看来，主体完全将感性杂多预先地指引到基本概念上；然而，工业褫夺（abnehmen）了主体的这项工作。这种康德归于主体的图式化，就是文化工业给予消费者的第一项服务。（康德认为），灵魂中有一种隐蔽机制，能够对直接的材料做出筹划，并借此方式使其合于纯粹理性的体系。然而在今天，这种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供消费者区分的东西了——因为生产的图式化，已经代替了消费者进行区分了。但是，不再造梦的大众艺术，却实现了梦幻式的观念论，而这种梦幻式的观念论在批判的观念论（康德哲学——笔者按）眼中原本走得过远了——一切都来自意识：马勒伯朗士和贝克莱都认为，万事万物皆起源于上帝的意识；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
阿多诺将文化工业与唯心主义认识论并置，意图说明两个层次的论题：首先，图式这一康德用以论证主体认识自主性的官能（faculty），并非如他预想的那样，是一种灵魂的“隐蔽的技艺/艺术”，并无从再现这种技艺或艺术背后的真实实践过程。（A141/B181）相反在阿多诺看来，这项内在于主体的“技艺”可以依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加以外部性重塑。换言之，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下，图式论并不是在康德那里因“隐蔽于灵魂的记忆”而神秘不可探知，相反在工业的意义上，灵魂的“图式”早已是一种经济力量精心计算后的操作流程。
第二，文化工业的现实社会效力，不仅是对认知自主权的不可让渡性（即也是不可褫夺性）的证伪，它还能迫使那些被剥夺图式化的认知主体（消费者）认同这一“褫夺”。因此，文化工业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实现了一种康德力图批判的“梦幻式”的唯心主义。在阿多诺看来，康德先验哲学对理性的批判性限定，体现出康德本人清明的头脑（韦伯语），也是德国古典哲学为当代提供的思想资源。值得指出的是，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的“反讽”，并不预示着他在知识论上的“黑格尔式—本体论”转向（将知识之根据由主体性转向“主—客体同一”的客体），反而揭示了他在康德哲学上的逗留：阿多诺试图从康德图式论的“倒错”中挖掘新的理论坐标，以便在社会认识论的意义上重新勾勒出文化工业是如何“败坏”主体的社会认知能力，继而达成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功能的。
在阿多诺看来，康德借助想象力的先天综合能力，继而调和普遍性与一般性、知性与感性、概念与个案的图式论，恰恰是他以一种认识论的话语，勾勒出了当代工业社会的独特性质。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机器大工厂的数控管理），还是精神生产领域（文化工业），无不表现出理性的合理化，无不显现着韦伯—卢卡奇眼中的理性的牢笼。因此康德精巧晦涩的图式论反而成为当代社会实际状况在哲学上的表达形式。从这个角度看，阿多诺继承了马克思与卢卡奇的思想遗产，贯通了现实资产阶级的机器生产—等价交换的物质之维，以及资产阶级哲学以概念和思辨建构的思想之维，并由此击中了理论与现实背后的共同的社会历史总体。
从康德专家的立场看，阿多诺对先验想象力以及图式论的社会—历史化定向，似乎无视了先验与经验的严格界限。但是对阿多诺而言，经验图式论的疑难不仅有其文本依据，也在社会实践中有与其对应的应用场景。颇为反讽的是，阿多诺甚至无须僭越康德哲学（乃至现象学）“先验性的界限”，即可重新激活康德在图式论中预留的“后门”，将之作为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工具。
对康德而言，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的表象，随时伴随着一个“我思”（统觉）意义上的“先验自我”，每一个认知主体具有的经验判断力（及其审美能力），都是内在于一个独立的“我思”之中，因而认知的图式化过程既不能被让渡，也不能被褫夺；但对阿多诺而言，当康德的先验认识论遭遇社会语境时，上述两种想象力（及其对应的图式与图像的区别），就呈现出一种反讽式的错位：在康德那里作为自发性原则的先验想象力及其产生的先验性的图式（及其先验哲学的方式），恰恰是文化生产商所孜孜以求的（却无法做到的）；但这一图式化想象力的综合，对大众消费者而言只需依赖经验联想律便可在思想中被动地、自动地生成。
因此，阿多诺甚至无须证伪康德先验哲学就想象力和图式论所作的“先验演绎”。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活中，非反思的消费者，以及文化生产商那里呈现的社会认知（及其审美趣味），都在不同的意义上，低于康德批判哲学在认知自主性上的预期。文化工业的消费者，只需借助“联想”的“再生想象力”，将生产商给予我们的产品视作确证的知识或趣味的范例；而文化生产商则充当了消费者的“我思”，但它们之所以实现先验综合的法则，则在于它们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因此，如若文化生产商可以扮演每一个主体背后的那个“唯一的意识”，那么所谓（北美）自由民主式社会生活，其在精神上的操控与强制，就是一种无可否认的现实。
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谜一般的“先验性”，在运作上并不神秘。如同康德那里“狗的概念”所对应的图式，大众文化的图式不仅是直接粘连着具体的对象的经验性图像，而且其运作原理也显得更为粗糙、更加“唯物主义”。因为较之康德“概念”的经验图式，大众消费品的概念图式不过是“忠诚”地复制现实中各个占据垄断地位的商品。而这个由复制而得的“图像”，再经由电影、电视中“无缝对接的广告”，激发出人们的敬畏感，并由此被赋予先验的客观性意涵。在阿多诺看来，这正是文化工业借由无孔不入的视听技术而生成的（蹩脚的）“诗学”，但这种诗学却彻底瓦解了认知主体的自律性。在这一情境下，无论是经验的或先验的想象力都将遭遇退化的命运。阿多诺为此不无悲凉地说道：“任何想象活动的成果，对想象活动能够把分散的现实元素聚合为其真理的任何期待，都被当作不适当的夸张而废除了。想象被机械般无情的控制机制取代了”。时至今日，大众文化图式化过程，在当代消费主义的语境下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在心中唤起“智能手机”这一观念时，与之对应的“图式”，即“I-phone”系列的“无键盘屏幕”的“图像”；与此类似，汽车的“图式”也是全球著名汽车厂商当季新款车型，等等。而“图像=图式”的社会认知过程，无非得益于都市生活全天候、多渠道的商业广告与无处不在、唾手可得的娱乐产品（电影、电视剧、视频等）对标准化商品图像的复现。
四 结 语
借助由马克思主义定向的社会认识论，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的历史功绩有了复杂而深刻的分析。就现实而言，文化工业或大众娱乐不仅在实践中验证了认识图式的“非自主性”及其社会经验起源，更揭示了先验图式论的社会历史起源和与之对应的界限。就历史而言，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康德的先天知识及其先验化图式（即形成可靠经验知识）沦为了一种以数学与逻辑为理想知识类型的乌托邦，其是（资产阶级）个体得以挣脱王权与教会的武器，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这一理想的乌托邦，被处于垄断地位的文化制造商及其背后的强权者所攫取，逐步退化为一个无孔不入的“自由”社会，成为实现社会管控目标的操作标准。
至此，不妨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重新评价康德图式论的“得”与“失”。从阿多诺的视角看，康德在论述图式论的经验性来源时，无法避免地混淆了图式与图像的区别，但从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混淆”不仅是可理解的且是极为深刻的。阿多诺此处不仅提示我们反思康德基于自然科学原理所证实或驳斥的知识效力的标准，还同时揭示了康德在“使科学合法化”的意图下，试图掩藏的“作为无疑的、绝对第一性的纯粹意识”，避免哲学陷入“梦幻的唯心主义”，陷入“独断论的迷梦”中。而这预示着，康德在知识问题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反而被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转变为了一种“隐喻”，以便掩藏上述处于绝对地位的纯粹意识。不过，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视角看去，“第一性”意识超出了哲学家头脑中的“设想”，指向了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第一性的“纯粹意识”，一方面对应于当时新兴崛起的自然科学效力问题的哲学回应，另一方面也来自欧洲人在政治生活与社会自由上的解放以及由此奠定的（道德）信念。但随着启蒙思想在社会历史中逐步走向自我退化，作为隐喻的“第一性”的纯粹意识，获得了社会对抗性关系中的“现实存在”。借助“纯粹意识”的“超越性”理想与无功利性，现实的强权力量觅得了在民主政治前提下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遁词甚至是标准。为此，我们又回到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作为启蒙哲学的康德哲学，在历史的开展中颠倒错位，成了自身批判的对象，成为暴力与野蛮的“帮凶”。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对康德的判词，并没有动摇他意图再度开启启蒙理性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初衷：无论是在《启蒙辩证法》中，还是晚年未完稿的《美学理论》中，作为启蒙理性代表的康德哲学，仍是阿多诺协调主体—客体、个人—社会、工业社会—自然天性之间矛盾性的思想资源。而在本文看来，阿多诺借由康德图式论为入口，以文化工业为对象的“社会知识论”，与其说是宣判康德哲学的失败，不如说是重新站在康德的地基之上，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伟大的理论批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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