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 | 近代中国城市化中的北外滩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虹口往事 Author 王启元
通俗近代史界有句话大意是：“一部近代史，半部是上海”，仿佛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又是被叙事的对象。当然，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此处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且自身拥有时空上多重因缘；正是其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注定了今天上海大都市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
| 城市源点 |
作为现代城市（modern city）的上海，严格意义上始于19世纪中叶；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东南壮县”的历史，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近代上海”的前史。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苏松太道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这里诞生了包括日后英领馆、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并逐渐扩大成日后面积巨大的英租界乃至公共租界。“重返江南三耶稣会士”之一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则在1842年7月，于胜明阁老徐光启葬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教堂，把徐家汇建成“（上海县）西乡一大市”（民国《上海乡土志》）。作为城市历史里程碑式的空间，“外滩源”与“徐家汇源”今天业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法租界发源地的法国领事馆与公馆马路，无疑是法租界外滩的“源点”；而伦敦会经营的“麦家圈”，亦可视作一处独立的城市源点。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今天北外滩发展的浪潮下，曾经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拼图：沪北空间，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
明清以来，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以吴淞江古道“旧江”为界。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即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旧江”与苏州河下游至新濬黄浦江间，隔断了一片属上海县的狭长土地，为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两保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因吴淞旧江泄洪口得名，开埠后，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一些美国人发现虹口港水陆交通便利，可待开发。传说，一位美国传教士与时任上海道台吴健彰口头商量后便设立租界区，其实那位文惠廉牧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的经历要复杂得多。最初虽然有“美租界”之名，但既未划定界限，也没签订租约，文惠廉在虹口最初的经营，竟然处在一种“灰色空间”中开始的。真正最终划定美租界区域，要到文惠廉去世前一年的1863年6月25日，美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40-1910），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同年，美租界与南岸英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
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不仅是虹口近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之前的近十年间，还曾去过东南亚的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中国的澳门、厦门鼓浪屿多地传教。初到上海的文惠廉先在上海县城内活动，在获得租地权利后，文惠廉来到苏河以北，建起第一座近代建筑：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及包含住宅、学堂等多重生活设施的传教大院。文惠廉极重视教育，抵沪不久就在上海县城东王家码头附近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大美圣公会学堂”。咸丰元年（1851）初到虹口后，文氏不仅把男校迁来此处，又在附近创设上海最早女校之一的“文纪女校”，这两所学校后加入到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圣玛丽女校之中。晚年短暂在武汉传教的文惠廉，还在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是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上海年鉴1852》中所附地图，右下方“51.American Mission”，即为救主堂
University of Bristol藏救主堂老照片，时间大约为其落成后的1850年代
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为塘沽路），被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与教堂同时建成于1848年，东起自“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为大名路），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1864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以及上海最早的医馆之一、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十九世纪末虹口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缩影；而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无疑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
1918年《字林西报》版上海地图中的文监师路（塘沽路）
| “十里洋场” |
“虹口源”一带不仅是沪北城市的起点与重要中心区域，他同时也是晚清以来“大上海”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词一直被用来形容开埠之后的上海：“十里洋场”，尽管它一开始也曾蕴含保守主义者“夷夏之防”的担忧与鄙夷。细绎“十里洋场”，究竟只是个泛称，还是曾具体有所指，这关系到早期上海市中心的空间“现场”。从传世文献中看，“十里洋场”一词至二十世纪初使用已相当频繁，语义亦泛化；早期有1883年出版的《淞南梦影录》载读袁祖志（翔甫）《望江南》“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申报》数据库中检索最早出现于1886年，且不止一次，如此则大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十里洋场”一词已定型。有学者提出“洋场”与“洋泾”相近，当指洋泾浜；也有指其为“大马路”，皆有难以自圆之处。
吾国人以里程数命名地名的做法，十进制以内的数字以实指居多；如依然为人熟知的“三里屯”、“五里桥”、“七里山塘”、“仓前九里”等等；那近代上海新出现的“十里洋场”，没有理由将之视为“百里香”、“千里江山”、“万里长城”之类作虚指。若“十里”之数所实指，究竟能不能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城市所容纳，变成判定其存不存在最重要的指征。
“十里”对于世界任何一座近代城市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何况是仅仅开埠四十年的上海。比如，1899年方才划入租界范围的静安寺路，其西郊终点静安寺至外滩英领馆的距离，尚不足十里；而第一代吴淞铁路，自天妃宫铁马路，至尚属宝山县江湾镇段铁路，刚好逾十里，足见其长度。观存世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图所示，彼时租界西缘尚在西藏路沿线，跑马厅属郊外，苏河南北租界东西，无论如何没有笔直的“十里”纵深。然而，“十里”竟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存在。
英国人设租界后，沿黄浦江滩，筑大马路黄浦滩路，其向南延伸线达法租界外滩的东门外护城河寺浜（今中山东一、二路），而美租界（后公共租界北段）也沿江修筑了自威尔斯桥至汇山码头的大马路百老汇路。两条租界的沿江马路总长，出人意料的正好为十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十里洋场”一词产生的背景与意义。南北沿江大道及其周边，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设的城市空间，而其沿线之长，纵深之广，为后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上海城市腾飞，打下扎实的基础。今天为人熟知的外滩历史风貌区，为英法租界最早经营的城市空间，而北外滩“虹口源”的历史与底蕴同样悠久，两地最早共同分享了“十里洋场”的空间与荣耀。
1884《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及沿江大道
顺便一提，既然“十里洋场”最早是沿江空间，那作为“观察者”或“命名者”的最佳视角，似乎不应该在道路或者某栋建筑之上，而是应该是黄浦江上；“十里洋场”当为江船上眺望浦西滨江与新式城市最直接的赞叹。一直到数年之前的浦江游船项目所行路线，依然大致沿着这条最早的“十里洋场”而行（今天的路线稍有延长），可见当年命名的价值意义。
| 移民与认同 |
近代城市化，为“虹口源”带来了第一代中外移民。移民不仅迅速融入本地的社会生活，建设这片处女地，也很快成为上海本土精英的代表人物，在公共生活中展示十九世纪“上海人”的独特气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共花园”事件，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此事经过报章及文人记录甚至小说演绎，学界亦有多文考证此事原委，其中最为人厌恶的“华人”与“狗”可能并没有连用，有后人建构的嫌疑，不过外滩“公共花园”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因各种理由限制华人入内的行为，确有发生。
作为对其的直接回应，在沪国人领袖频繁向英国工部局发起抗议，自1881年4月，八位本地领袖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园，并通过不懈的抗争，最终迫使工部局在外滩公园西再建“华人公园”。参与这次抗争的八位本土士人分别为：唐廷桂、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廷枢、颜永京、陈辉庭，皆出自虹口。其中领袖，为时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桂，同时也是日后著名的虹口广肇公所的创始人之一，余五位为其麾下粤籍大佬，与虹口广肇公所有直接关系。（可参陈晓平《慈善家唐廷桂与“华人不得入内”》）而另两位虹口人，则是来自“虹口源”圣公会华人牧师的颜永京与吴虹玉。彼时颜永京已在为新创的圣约翰学院奔波，而其老友吴虹玉则主持了位于虹口的圣约翰学院医学院的筹建，位置就在“虹口源”核心区文监师路上的同仁医院（St.Luke’s Hospital）内，而同仁医院的翻新扩建，也得到了李秋坪在内的粤籍富商们的解囊支持。这八位本土领袖与工部局的交涉，可以看作虹口本土精英的某种宣示，以争取更多华人参与上海城市管理的决心。
本地认同形成远不止此，早期旅沪的西洋外侨们同样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虹口有位热衷混血儿童教育的外侨，他与工部局当局一起在虹口各地创办公学，更为日后虹口基础教育打下扎实基础，他的名字叫汉璧礼（Sir Thomas Hanbury 1832—1907）。1872年中英混血儿邦妮女士（Catherine Bonney），在虹口创办了一所解决欧亚混血儿教育的学校：“尤来旬学校”（Eurasia School，也被译为“欧亚学校”），汉璧礼将其扩建为汉璧礼蒙养学堂（Thomas Hanbury School and Children’s Home），迁至“虹口源”西端的文监师路上，同年工部局答应接收汉璧礼蒙养学堂，成为第一所局立公学。汉璧礼特别关注混血儿童收养教育问题，与当时上海的风气与他自身经历有关。华洋杂居后，中外相通情况发生频繁，混血儿问题随之出现，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受到了中西方的双重歧视，这只需要看下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混血儿的处境便可以知道。尤来旬学校的创始人邦妮女士自己就是一位混血，而支持她的汉璧礼不仅出于公心，他自己也有一位混血私生子。据记载汉璧礼与一位中国女子Lysung，生了一个儿子Ahsu。（韩瑞华《英侨托马斯·汉璧礼研究》）
从这所工部局立汉璧礼蒙养学堂中，又拆分出了多所男女学校，今天虹口多所知名中学都与汉璧礼学校有关。蒙养学堂被工部局接收后改为“上海西童公学”（Shanghai Public School），后购同路西面日本“六三园”花园西半边建新“西童公学”，原址的蒙养学堂则改为汉璧礼公学。这两所学校因学校扩建与男女校拆分合并，分出北四川路校舍（今复兴初级）与赫司克尔路校舍（今华一初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童公学又开设分校：西区西童公男女学，男女校再合并，成为后来的市西中学。
作为工部局董事的汉璧礼曾建议筹建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中央菜场”，选址在洋泾浜南岸今宁海东路东、近延安路处，此处民国时仍名“菜市街”。尽管那次菜场计划失败，但汉璧礼的名字仍与菜场有着不浅的因缘。由于其对公共租界建设的贡献尤其在慈善方面的投入与，光绪十六年（1890），工部局以其名字命名虹口一条马路：东汉璧礼路（East Hanbury Road），其与文监师路在蒙养学堂以西百余米处交汇，并与密勒路一起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街区；汉璧礼路命名的次年，工部局便在这片三角形地带建设市内菜场，大约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菜场。
与传统印象不同，外侨对近代上海的认同可能并不逊于国人，尤其开埠最早地区之一的虹口，历史上有文惠廉、文恒理、小文惠廉父子留下圣约翰学院医学院及同仁医院，雷士德（Henry Lester 1840-1926）留下的工学院与医学院，嘉道理爵士（Sir Elly Kadoorie）（1867-1944）的犹太人青年学校，虹口圣心堂走出的饶家驹神父（Jacqui notde Be.saIl ge，1878-1946）及其战时安全区等。更为人熟知的，是战时来此避难的犹太人，整个二战期间，他们在虹口得到较为稳定的生活，还出生了408名犹太新生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将上海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做"上海牌"犹太人。这些自十九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
| “虹口源”的延伸 |
自十九世纪末开始，救主堂沿文监师路以西已遍布新式学校、医院及社区，过吴淞路以便是日侨的集中地。其沿百老汇路以南至外滩，除了洋行、商铺之外，则为著名的黄浦路上近代上海使馆区，及1857年于“韦尔斯桥”北堍建成的礼查饭店。同治三年(1864年) 救主堂西以美驻沪领事名筑熙华德路(Seward Road)，同样西南至“韦尔斯桥”，沿途则有著名的芥川龙之介来沪所住万岁馆旅店。相比虹口港西岸高速的城市化，东岸租界则在港口码头、水厂电厂等大型设施方面建设有加。沿新记浜两岸迤西的租界区内，则有蔡元培、张元济、俞明震的旧寓，而文昌宋氏、嘉定牛氏家族更是生长于斯。“虹口源”及周边租界的空间很快趋近饱和。
然而因为苏河以北复杂的行政区划，“虹口源”发展出来的租界，被局限在沿江狭长的区域之中。比起公共租界南区及法租界日后自东向西的纵深发展，沪北租界似乎起了个大早，也没赶上晚集。工部局与在沪英商曾经想过办法，拓展沪北纵深，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境的江湾镇；北四川路、江湾路等多条马路从租界向江湾镇腹地修筑。光绪初年，英商尝试自租界内修吴淞铁路沟通江湾，直窥吴淞，虽然曾一度通车，但仍被当局赎买拆去。不过这次尝试让沪上有识之士，看到了沪北城市化的潜力与价值，广袤的“大江湾”之于狭长的“虹口源”，无异于充满希望的田野。
江湾与“虹口源”的缘分并非等到铁路出现才建立起来，虬江下游所分虹口港与俞泾、芦泾二浦，勾连起古典时代北外滩与江湾镇间最重要的水路交通。从“虹口源”走出的“公共花园”事件华人代表之一吴虹玉，便奉命赴江湾镇开教，并在江湾镇中心成功建起美国圣公会圣保罗堂。他的妹夫继任堂牧后，多位子女皆在此地出生，由于英年早逝，诸子又沿河而下“虹口源”投靠大伯父颜永京，其中二子辗转圣约翰中学、医学院，又在临床实习时回到“虹口源”的同仁医院工作学习，他就是近代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生。
在第二条铁路：淞沪铁路1898年通车后，沪北近代城市空间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那次由本地士绅主持的铁路工程，把火车站起点搬出租界，放到了旧江故道上，城区首发的前三站皆在江湾城市化的核心区。因为空间相邻及成功的城市化结果，大片邻近北段租界的江湾土地，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划入上海特别市成为“华界”；甚至在之后大半个世纪的行政区划变迁中，江湾镇主体部分再没有被划出过上海。
作为沪北城市的重要延伸，江湾留给世人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其密集地分布有近代重要教育机构。自复旦大学（今属杨浦）自1920年迁至江湾虬江岸边，数十所中国近代知名的大中小学，在十几年间麇集此地，如自闸北前来的民国上海大学（今属凉城），蔡元培等所办劳动大学、匡互生等所办立达学园、倪羲抱所创文治大学（今俱属江湾），芦泾浦岸边迁来的粤人创办的粤东中学、虹口迁来的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重组的爱国女校、抗战胜利后复校的上海商学院（今俱属曲阳）等，皆为沪北城市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沪北华界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使其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着力经营的城市空间，“大上海计划”中上海特别市中心就放在了当时的“新江湾”。即便遇到两次对日作战毁灭性的破坏，日占时期仍将江湾地区作为市中心的首选位置经营，而1946年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启全新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仍有强烈的沪北经营战略倾向，从江湾到吴淞的进一步推进，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虹口源”沿水路、铁路北上的延续。
| 结语：回到源点 |
基于文献的地方史，可以通过史书、志书作纸上“考古”，回到城市现场去找寻历史的气息，便并不是容易的工作。作为苏河以北近代城市化的起点，文惠廉所拓“虹口源”今天已完全埋没在繁华的沪北现代大都市之中，感受不到历史见证地的气息。美国圣公会筹建梵皇渡圣约翰学院后，其在“虹口源”影响已弱，救主堂亦毁于战火；堂前今天的东大名路塘沽路口及平安里一带，已非当年的格局。幸而“虹口源”周边尚有不少建筑遗珠存世，尤以塘沽路东长治路口同仁医院旧址，及其西闵行路口日侨旅店丰阳馆、万岁馆与周边民宅群组成的“新康里”建筑群，多落成时间在上世纪初叶。
同仁医院旧址建筑对照
作为文物的建筑主体，同仁医院、万岁馆等老房子、老街区都从近百年的民居功能中得到解救；原有住户得到迁出，室内格局尝试重新恢复。同时，作为功用的若干老建筑，如北虹中学、公安大楼尚能发挥余热。但不可否认，这里大多数老建筑正逐渐失去作为城市源点之一的精神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的人造产品，都存在着精神的价值，只不过有的精神价值显现，有的不太显现，建筑与城市也一样；今天城市建筑遗产的视野下，显然不能忽略建筑物背后存在的精神的作用。二十年前从民宅与厂房中拯救出来的“外滩源”历史风貌区，无疑是赋予老建筑以新精神的成功代表；相似的例子在上海还能找到许多。作为物质功用价值的“虹口源”历史街区，正在逐步失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居的属性；但他们即将被赋予怎样的精神价值与时代功能，并放诸整个上海城市进程之中，需要更多建筑学、历史学的思考。
王启元 |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文汇学人”2021.9.25
投稿邮箱
wenhui_xr
如果喜欢今日推送 →
点个赞
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