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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京 | 东亚的汉文、汉诗

文汇学人 2024-01-09

 


正规的汉文


训读之发生,原因是中原近邻民族的语言跟中原属于不同系统,语法有差别,中国的训读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古今语法的转变。阅读汉籍时需要把汉文(文言文)按照本民族语言(俗语)的语法来颠倒语序,还要加所需要的助词等。当他们书写汉文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把本民族语言的语序颠倒过来,删除本民族语言的助词,改为汉文的助词,才能成为正规的汉文。


近代以前的东亚各国,不管是皇帝、国王颁诏下令,还是文人士子著文立论,

抒发胸臆,或各国人士互相进行笔谈,无不用正规汉文。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撰写的汉文几乎是同样的文体,古今中外变化很少,放之四海而皆准,彼此都看得懂。汉文素来被称为东亚共通的书写语言,盖由于此。试看下面三篇论诸葛亮的文章:


① 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② 自管仲以后,吾得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义,赫奕万世, 才德事业,固无间然。然使出于孟子之前,则必羞比焉。观其斥桓文,论管晏可见矣。而观后世诸儒之说,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之所指,吾不能无疑也。孟子之时也,争地杀人,杀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极矣,邦国之干戈惨矣,乃砺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谈经国之术,则曰:“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矣。”则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异乎此矣。其劝后主以申韩之学, 则其所道者,概之于纯王之略,亦甚有径庭矣。


③ 越之灭吴也,内而无(文)种,则不足以强国;外而无(范)蠡,则不足以利兵。汉之取楚也,内而无(萧)何,则不足以守关;外而无(韩)信,则不足以制敌。譬如车之有两轮,缺一则无全车矣。故是数人者,各致其才,而才有所必专;各出其力,而力有所必尽,卒能有立于世。诸葛亮之不复中原,非谋之不善,忠之不竭也,乃势不能也。何者,昭烈之臣,有能与孔明分其责者乎?孔明以一人之身,入则为种而为何,出则为蠡而为信, 其踯躅不进,继之以死,即其势也。


以上三篇,① 是北宋苏轼的《诸葛亮论》,② 是日本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的《管仲诸葛孔明论》,③ 是朝鲜李天辅(1698—1761)的《武侯论》。三人虽然时地不同,观点有异,文体却相同,因此只要学会了汉文,异时异地的读者都看得懂,因此汉文是东亚共通的书写语言。不但如此,日本的伊藤东涯、朝鲜的李天辅并不是从外国人的眼光批评诸葛亮,两人文中所用的比较对象分别是孟子和文种、范蠡、萧何、韩信,都是中国人。可见两人所站的立场跟苏轼无异,心目中没有中外之别,故而这三个人超越时地的不同,超越国境,拥有同样的历史知识和批评眼光。这就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精粹,有人称之为“东亚知识共和国”,比拟于欧洲近世的“文艺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中国、日本、朝鲜的汉诗

再看以下三首五言诗:


① 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②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③ 楼头秋雨暗,楼下暮潮寒。泽国何萧索,愁人独倚栏。


三首都吟咏秋夜的忧愁寂寞,情景相似,可却分别为中国、日本、朝鲜人所作。你能分辨出来哪一首是中国人的作品吗?


除非事前知道,恐怕不容易吧。答案是②,白居易的《秋夕》。


①《闲山岛夜吟》的作者是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的水军名将李舜臣(1545—1598);③是日本明治时代有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所作的《游子吟》。


语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在过去的东亚世界,能写汉诗是做知识分子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宴会、仪式、朋友之间的应酬等场合,不能赋诗,算不上知识分子。


各国人士见面进行笔谈时,汉诗也是交流情感、夸示自己才华的重要工具,是构成“东亚知识共和国”的重要元素。


上面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绝句虽不算上乘之作,可是押韵正确,平仄均匀,是合乎规律的汉诗。反而白居易诗的平仄却有不规律的地方。可是李、夏目两人都不懂汉语,不知平仄之为何物,仍然可以作押韵、平仄完全正确的汉诗,这不是奇怪吗?


如果说,不会英文的人能写出英文的诗,你相信吗?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东亚,对汉语一窍不通也可以写汉诗,他们是看字书、韵书硬背哪个字和哪个字可以押韵,这个字是平声,那个字是仄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几百年来,日本、朝鲜半岛成千上万的诗人都是用这样的方法作汉诗的,而阅读时都用本国语言来训读或用口诀读法。这样,押韵、平仄都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废物了。


其实,对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例如“基”“积”“姬”“激”发音都是“j ”,其中既有平声又有入声,你能辨别出来吗?答案是“基”“姬”是平声,“积”“激”是入声。入声到了宋元以后,除广东话等一些方言外已经消失了。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要写汉诗,入声是要死背或者需要看韵书确认的,条件反而不如日本、朝鲜,因为日本、朝鲜汉字音至今仍保留了入声,容易辨认。


语音是随着时地变化的,可是汉诗的格律基于唐代的发音, 一成不变。因此,到后来现实的发音和汉诗的格律之间即使发生差距,也要株守格律来写诗。汉诗的格律失去了现实语音的基础,变成人为的规律。唐代白居易可以根据自己的语音写诗, 偶尔会出现不规律的平仄也无所谓。可是唐以后的人不敢随便越轨,一定要遵守人为规律,所以出格的诗反而少。既然是人为的规律,不懂汉语的人也可以写,他们更是斤斤计较于规律,绝不敢写违规的诗了。这样,唐代本来可以咏唱的汉诗(押韵、平仄规律本来是为此而定),脱离了实际语言,变成一种文字上的游戏。


在过去的东亚,各国之间有不同层次的外交关系,如越南和朝鲜使节都为了朝贡赴北京,互相见面;朝鲜通信使去日本,跟日本文人交流,例有汉诗的应酬,这不仅是表现个人才华的机会,更是彼此发扬国威、互争国家威信的重大仪式,好比现在的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拿汉诗的酬和当作跟运动比赛一样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不免有点可笑了。


越南的汉诗


因笔者所见有限,前面没能举出越南汉文、汉诗的例子。这里要介绍越南革命家,被尊称为独立之父的胡志明(1890— 1969)的汉诗,聊为补充:


清明时节雨纷纷,笼里囚人欲断魂。借问自由何处有?卫兵遥指办公门。


胡志明一生献身于越南独立事业,1942 年他在中国广西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逮捕,至 1943 年才被放出来。他在狱中写了《狱中日记》,此诗就收在《狱中日记》中,题为《清明》。不难看出这一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翻版(其实,此诗不一定是杜牧所作)。胡志明家学渊源,既有汉学基础,也会说官话、广东话。要他写更好的汉诗应该也不难。这只不过是游戏之作,大概坐牢无聊,拿写诗当作消遣工具罢了。虽然如此,我们在了解汉诗普及的背景时,此诗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前面说到,日本、朝鲜的汉诗诗人不懂汉语,只知道汉诗的格律。不过,仅靠有关格律的知识,不一定能写出像样的汉诗。写汉诗不仅需要合适的内容风格,还需要相应的情感表现。否则就不成其为诗,而流为打油诗了。而要学习汉诗特有的风格、情感,最好的办法是模拟。熟读古人名作,自为模拟,久而久之, 自然会写好诗。写汉诗如此,写汉文其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旧体诗文到宋代已然到了绝顶,以后难有新的突破。于是元代以后,学唐和学宋的风潮迭兴,以至近代。如晚明古文辞派所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明确指定模拟对象,学起来容易,因而风行一时,也影响到朝鲜、日本。日本的荻生徂徕深受其影响,也主张古文辞之说,对提高日人写汉文的水平有很大的贡献。要认真模拟,体会风格,写出好的诗文,本来也不易,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作品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而欲求速成倒也不难,拿来古人名作东抄西抄,凑成一块,也可以写成起码像样的诗文。古今中外,要写好文章,模拟是最好的训练。而要撰写中国诗文,模拟尤为重要,因为汉诗、汉文的文体、形式具有浓厚的人为性质,其所描述的风格、情感也具备无关特殊时空的人类的普遍内涵。也因此,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模拟。



摘选自[韩]金文京《汉文与东亚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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