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 回忆吴文津先生
吴先生是历史学博士，对近代史料文献的认识和收集是识途老马。他就职哈佛燕京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过渡到利用社会科学进行“区域研究”。一些重要的近代史资料，如陈诚所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根据地的出版物、宣传品，就是吴先生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时收集到的，之后为哈佛燕京复制了一套。
（吴文津先生，图片引自陈毓贤《怀念我们的邻居吴文津先生》，载“澎湃新闻”）
小友王婉迪博士去年8月1日电话告诉我：吴文津先生早上5时多走了。我当时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4月中旬，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兄电话中还谈及，6月初他将会在斯坦福大学的事务结束后驾车去吴先生家，东方兄嘱我写一幅字或联句为吴先生百岁诞辰寿礼。我认真思考几日，据老人生平拟成联句：“巴蜀赤子百秩，厉马烽烟，浸濡行学，洵为经代文武；燕京牛耳卅春，搜弆函卷，礼聘鸿博，当乃不世哲贤。”后东方兄告诉我，吴先生看到后非常喜欢，他还说吴先生身体尚健，只是耳朵重听。我听后颇为欣慰。
吴文津先生御鹤西归，享年一百岁，这在世界著名图书馆事业家中也是非常难得的。在美国东亚图书馆学界，近一百年来，能称得上年高德劭的更是屈指可数，我以为裘开明（1898—1977）、钱存训（1910—2015）、吴文津（1922—2022）三位当之无愧，他们是南州冠冕式的人物。
大约是1986年5月，郑培凯教授要回波士顿的家，他开车带上我，从纽约出发。次日，培凯兄带我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对我来说，“哈佛燕京”既陌生又有点神秘，那时专门介绍它的文章很少，尤其是藏书情况不得其详。虽然我过去在上海图书馆接待过前馆长裘开明先生，也为他介绍过馆藏的一些善本书，但那时的我仅仅知道哈佛燕京是一所学校内的东亚图书馆而已。
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大约是培凯兄事先告诉他，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我要去哈佛燕京访问的事，所以吴先生十分高兴。吴先生曾在1979年参加美国图书馆学界访华团，参观过上海图书馆，我也参与接待过这个团，但那时我对吴先生不十分了解，当然吴先生对我也没有什么印象。
吴先生慈眉善目，微胖而不高，头发有些花白，但中气十足，一派学者形象。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询问了上海图书馆以及我的工作情况，还回忆了七年前访问上图的情景。
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期间共去过哈佛燕京四次，除第一次是去参观访问外，另三次都是吴先生专门邀请的，每次都是两个星期。第一次是吴先生嘱我将善本室大保险柜里的善本全数重新鉴定，并写出一个报告；第二次是让我将普通书库中的善本书挑出来；第三次是就其馆藏的明代闵、凌二氏所刻套印本写一篇文字。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当访问学者时，杨振宁教授时任石溪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长。他经常鼓励我，当我将哈佛燕京的情况向他详述后，他即希望我写成文章交由杂志发表。没多久，我写成《拥书权拜小诸侯——哈佛燕京图书馆访书记》，约二万字，请杨教授审阅后投给香港《明报》月刊，后连续发了四期（1987年第6期至第9期）。
《访书记》中有一节写的是“哈佛燕京的功臣”，文中写道：“哈佛燕京能有今天的规模，并能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离不开裘开明和吴文津先生的。”“吴氏不仅是图书馆专家，而且是位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学者，工书法。1965年裘开明先生退休后，他接掌哈佛燕京，大力采购中国现代图书，强调近代、现代史料的收集。曾两次去中国讲学，为美国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和吴先生见过几次，曾听他谈图书馆的管理方法，极有见地。”我最后一次受邀去时，吴先生对我说：“谢谢你，过去还没有人这样来写‘燕京’的，而且写得这么详细。”
回到上海后，我因工作较忙，与美国方面联络很少。1990年4月，我和女儿赴香港与太太团聚，没多久，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校图书馆工作了。次年2月某日，在图书馆编目部办公室工作，又见到了中大馆吴培南馆长陪同过来参观的吴文津先生。吴先生邀请我一同晚餐，他正式告诉我，回美国后，会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请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两年，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1年5月30日，吴先生又来信邀我去哈佛。1992年4月28日夜，我们一家三人抵达波士顿罗根机场。吴先生为了我们一家能够在这座不熟悉的城市里尽快适应，前后操了不少心，包括费心为我们找到合适的住处，这让远离家乡的我和家人不能不为之中心感铭。
我在任访问学者的两年中，潜心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每天日课就是奋力完成三种善本书志写作。吴先生从未催问写作进度。每个月的第一天，我都会拿着一叠已完成的善本书志复印件去他办公室呈交于他。他也总是在表达谢意后说一句：“辛苦了，沈先生。”这些复印件就放在吴先生办公室进门处靠墙的书架旁，两年下来，居然有二尺多高了。
先师顾廷龙先生1996年2月23日有信致我，其中写道：“我有一事奉托，您便中留心捜集一点裘开明先生的遗事，他来‘燕京’，讨论分类，皆尚相契，颇欲写一点纪念文字。如果年隔已久，找不到了，亦就算了。裘之后任，是否即吴文津继任？吴延请您去哈佛，编撰书志，他有见地，亦能识人，为事业着想。忠于事业之人，最可钦仰。”
吴先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在他32年的任内，做了许多事情。他很早就被图书馆学界视作人才。1961年，吴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博士口试时，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即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加盟。1964年，吴先生还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哈佛燕京馆长裘开明先生即将退休，他向学校推荐了吴先生作为继任者，此举也得到了费正清教授的大力支持。吴先生1990年接受采访，被问到“一流图书馆馆长的任务为何”时，他一口气说了六条，第一条即为：“一所大学的研究图书馆必须要有一批不但具有图书馆专业知识，而且对于该馆未来所想发展的每一学术领域较有研究的菁英人才，从事馆藏发展工作。因此馆长的首要任务是罗致一流人才。”
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光临。吴先生作为馆长，难免有不少接待工作。他是一位十分节俭的人，但即使是公务应酬，也是自掏腰包以尽地主之谊。廉正自守、清风两袖正是吴先生人品、操履的体现。
吴先生很有人情味。他主持“燕京”时，中文部（采购、编目、借阅组）的同仁时有举行生日派对，吴先生往往会和大家欢聚一堂，嘻笑无我，全然没有了工作中望之俨然、不苟言笑的样貌。在图书馆工作的吴先生是西装、领带，仪容齐整，但在夏日的节假日里，他有时会在他“愚公弄”宅院那绿油油修整如一的草地上举行聚会，邀请馆内所有同事参加，那时的他却是T恤、运动鞋，一派闲装。关于“愚公弄”的来历，吴先生曾记曰：“寒舍居麻州卫斯顿镇四月巷一号，周君策纵过此，戏赠‘愚公弄’为名，雅俗兼容，友朋间遂传为佳话。”
1994年12月1日，我在吴先生的办公室里聊天。他告诉我，在大学时代曾读法文，开始很感兴趣，学了两年，一般的书可以读了，但后来不用，也就渐渐忘了。吴先生有时写文章或函复中国学者，都是用中文写作的，他下笔措词得体，叙述清楚，条理连贯，且书法工整，一看就知道是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学者所书。
吴先生是历史学博士，对近代史料文献的认识和收集是识途老马。他就职哈佛燕京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过渡到利用社会科学进行“区域研究”。一些重要的近代史资料，如陈诚所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根据地的出版物、宣传品，就是吴先生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时收集到的，之后为哈佛燕京复制了一套。
我第一次访问哈佛燕京时，吴先生就将他发表在台北《汉学研究》上的抽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存藏现况》（1985年12月3卷2期）送给我学习。拜读之后，让我惊奇的是文中的数字和列表，信息量大，一目了然，让我感觉到哈佛燕京绝对不简单。这所大学馆方志的收藏居然仅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之后，即使与中国大陆省市一级图书馆相比，在数量上也在前五之列。
1997年12月6日，在燕京馆礼堂内，举行了第十二届中国文化研讨会年会，下午的会由郑培凯教授主持，主题是“书、读书、读书人——坐拥书城的甘苦”，是为欢送即将荣退的吴先生举行的。我在会上说：“吴先生的退休对哈佛燕京及美国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个冲击和遗憾，他对燕京曾倾注了心血和心力，四处募款，充实馆藏，他是具有青年思想的老者。”他以推展新计划，使哈佛燕京一直保持全美东亚图书馆的龙头地位，而他“做别人不愿做、做不到的事”，正是他成功和受人尊敬的地方。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为后人留下了《裘开明文集》（程焕文编）及《裘开明年谱》（程焕文编），而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则有《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和《书剑万里缘》（王婉迪著）。要研究美国东亚图书馆史及二位先贤的事迹，上述图书是不可不读的。
吴先生对于他在哈佛燕京的工作，曾对我说：“我在图书馆领域做了那么多年，也不要求有什么好，但是对于图书馆的同仁来说，只要他们觉得、而且说‘吴文津做得不错’就行了。”我以为这是吴先生功成不居、劳不矜功的境界。他在离开这座为之付出多年辛劳的殿堂时，带走的是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亲自颁给的表扬状，以及全美东亚图书馆协会颁给的1998年杰出服务奖。鲁登斯坦校长的表扬状上说：“我非常高兴加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你致谢。你为哈佛做出了示范性的杰出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所更好的大学。”
德高望重、克尽厥职的吴先生离开了我们。作家博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天堂图书馆里，一定有了懂行的吴文津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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