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在呈贡
呈贡，昆明下属的一个美丽古城，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远望滇池一片水，山明水秀是呈贡”，曾在此暂住的社会学学者费孝通如此形容。民国时期，下辖龙街又是一条古色古香的老街，祠堂式的大院尚在，出门即是一派自然：“由龙街望出去，一片平野，远接滇池，风景极美，附近多果园，野花四季不断地开放，常有农村妇女穿着褪色桃红的袄子，滚着宽黑边，拉一道窄黑条子，点映在连天的新绿秧田中，艳丽至极。农村女孩子、小媳妇，在溪边树上拴了长长的秋千索，在水上来回荡漾。在龙街还有查阜西一家，杨荫浏一家，呈贡城内有吴文藻、冰心一家，我们自题的名胜有‘白鹭林’‘画眉坪’‘马缨桥’等。”
某种程度上来说，充和是幸运的。战前她虽然辍学在家，但因为被胡适赏识，得以到首都南京编辑《中央日报》的副刊《贡献》。战争爆发后，她顺应大流，四处逃难，但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可能得益于沈从文的介绍，也可能得益于她自身在文化界的影响。
杨振声本是青岛大学的校长，早在青岛时即对沈从文赏识有加，后来他辞职到北京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也拉着沈从文一起开展这项基础工作。当时编辑了《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影响一时。到了昆明，杨振声身兼西南联大常委会秘书长和教育部代表，先住青云街，后住在昆明北门街大院。沈从文随之搬迁，并将张兆和及两个儿子迁来团聚。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清楚地记得：“按理说我出生后在北平以及1935年妈妈带着我回苏州，我都接触过四姨，可惜我只记得已经是1938年在昆明北门街的事了。那个大院子住有一同逃难到昆明的杨振声公公父女、杨荫浏公公、曹安和女士、郑颖孙公公一家、我们一家和四姨。”
正是在杨振声的帮助下，沈从文先是协助其主编教育部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后进入西南联大任教。主编教科书一事杨振声虽为主编，但主要负责人还是沈从文。
想必沈从文了解张充和的词曲功底，特向杨振声推荐其参与编选。不过充和却有另外一种回忆：“杨振声，我们都叫他杨今甫，他好像比我父亲年纪还大，却是跟我关系很亲近的老朋友。他当过青岛大学的校长，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总管，就是秘书长的角色。‘七七事变’后我逃难到四川，是杨先生叫我去云南做事的。那时候我们几家人一起，住在离昆明很远的呈贡乡下。”
不过，杨振声对于张充和的尊重是明确的，他虽然比充和大很多，但依然尊称她为“四姐”。充和忆起：“那时候的饭桌上，大家都喜欢开玩笑。杨今甫和沈先生都喜欢说笑话，一大桌子吃饭，总是高高兴兴的。开始他们都叫我四小姐，我说，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叫我‘充和’吧。那是抗战年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小姐。可他们也不愿叫我名字，后来他们就去掉了小字，不管大小老少，都叫我四姐，除了我三姐和姐夫叫我四妹以外……为这事，杨先生就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对于有身份的人，喜欢不喜欢，称呼里该省掉哪个字眼，这可是很有讲究的！你看，蒋委员长，大家都叫委员长、委员长的，从来都省略掉那个蒋字，讲究就在这里——就像四小姐得省略掉那个小字一样！”
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是个地主之家，房子足有三大进，据说还曾是蔡锷的故居。因为躲避警报，诸多知识分子从昆明市区搬到呈贡，但并不代表就远离了危险。随着战事的深入，正处于“支援型”的后方已经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不时加大空中轰炸力度，跑警报也从城里延伸到了乡下。有一次沈从文带着沈龙朱在田野里就遭遇了空袭，幸运的是躲过一劫，但一位插秧的农妇却被炸死了。再加上瘟疫、匪患、兵乱、物价飞涨等，安逸的边陲小城实则危机四伏，原本清静的河流里常会漂出不忍直视的尸体。但处于一个自发的大集体之下，充和似乎得到了些许安全感。呈贡龙街，一度就是她的家：“‘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南面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作家施蛰存常常在沈家见到充和，曾经记述道：“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
此时的张充和不过二十五六岁，身着旗袍，梳着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安之若素，按照她自己的节奏一天天度过南渡岁月。
（摘选自王道《一生充和》，原题“四小姐在呈贡”，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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