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转载自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号
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还有李贽、邹元标、冯应京、冯琦、方以智……
一
瞿太素
瞿太素，名如夔，苏州府常熟县人，父亲是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他虽然家学渊远，却不愿走传统的科举仕途的老路，四处漂泊来到广东。在肇庆和韶州，他开始结识利玛窦，两人一见如故。《利玛窦中国札记》专门有一章写到他，标题就是《瞿太素》：他请求利玛窦收他当学生，第二天他邀请老师在他的家里吃饭，送给他绸料为礼……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接着从事研习丁先生的地球仪和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然后他学习绘制各种日晷的图案，准确地表示时辰，并用几何法则测量物体的高度。这些学习使瞿太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这个雄心勃勃的人“是一位欧洲教士的学生。欧洲的信仰和科学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
教学相长，瞿太素也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指明了方向。他向利玛窦指出，天主教要在中国发展，必须首先符合儒家传统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的眼光，因此建议利玛窦放弃以前的和尚装扮，改穿儒生服饰。这个建议的价值，正如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2007）所说，“标志着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在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虽然瞿太素是最早结识利玛窦的中国人，但是他皈依天主教却比较晚。利玛窦谈到他不能入教的原因时指出两点：其一是他娶妾并生了两个儿子，其二是他对偶像崇拜情有独钟。这两点都有悖于天主教教义。在左右摇摆之后，他痛下决心：和他的小妾正式结婚，把家里的全部偶像以及印刷的刻版和有关书籍都送到教堂付之一炬。
1605年3月16日“圣母领报节”那天，瞿太素皈依天主教，接受洗礼，教名依纳爵。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信仰声明：几年前，我有幸遇到由泰西远来的真理大师利玛窦和郭居静以及助手钟鸣仁修士。他们是最初告诉我神明的奥秘的人……我谨保证从我接受洗涤灵魂每一种玷污的洗礼之日起，我将把残存在我头脑里的对于伪神和环绕着它的不合理的教义的信仰彻底扫除干净。我还保证在我的思想和愿望中，决不有意识地卑鄙地追求不适当的炫耀个人的那种愿望，也不追求世俗的虚荣以及任何其他虚假而危险的诱惑。应该说，瞿太素皈依天主教并不仅仅是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随着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反映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西学东渐”的积极反应。《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瞿太素对（利玛窦）神父经常是滔滔不绝加以赞美，还补充说明他所带给中国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是怎样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的，在他到来之前他们的眼界一直是封闭的。根据瞿太素的说法，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之受人欢迎，为什么大家都想见他并愿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当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影响更为巨大的，毫无疑问是被誉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二
徐光启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选拔举人的乡试中名列第一，七年以后成为进士，由庶吉士历任检讨、赞善等职。出生于一个变革时代，又在上海这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使他具有强烈的追求新学的愿望，万历十六年他来到对外交流最前沿的广东，希望接触耶稣会士，在韶州终于达成心愿，会见了耶稣会士郭居静，进入教堂礼拜天主。参加乡试三年后，他在南京会见了向往已久的利玛窦，对他的传教思想十分欣赏，认为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然而他并没有在利玛窦手下受洗入教。又三年后，他再度来到南京，利玛窦已经去了北京，他跟随耶稣会士罗如望学习天主教教义，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关于这些情况，利玛窦有详细的记叙：他是一个可以期待成大器的人，上天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天资美好，秉性善良。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中国人中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诞幻想中曾听到许多关于天上的光荣与幸福的事，但是他的敏捷的思想却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1603年，他因事返回南京，并拜会了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一些基督教的原理后，马上就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很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着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基督教教义的一份纲要（《天主教要》），还有利玛窦神父教义问答（《天主实义》）的一个抄本带回家去……他非常喜爱这两部书，以至他通宵读它们，第二天回去以前，他已经记住了整本的教义纲要。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地给他解释某几段，因为他必须在年底以前回家，而他想要在动身前领洗。他抵达北京后，立即与利玛窦联系，并共进晚餐。此后两人友谊与日俱增，徐光启如饥似渴地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使他成为一个精通西学的官僚。万斯同《明史》卷三五六徐光启传写道：“光启初好声律，善楷隶，及西洋人利玛窦入都，光启首从之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及兵机、屯田、盐荚、水利诸要务，为经世之学。”
他的仕途生涯虽然有些挫折，但还算官运亨通，崇祯三年（1630）由礼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崇祯五年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以后又以文渊阁大学士追加太子太保头衔。原本可以大展宏图，但毕竟已到暮年，力不从心了，正如万斯同所说：“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且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九月卒于官，赠少保，谥文定。”
他可能是当时担任官职最高的天主教徒，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多次运用自己的财富、才智和政治影响，支持并推动天主教活动，正如利玛窦所言，他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柱石”。
他在大庭广众中回答天主教律法基础的提问，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易佛补儒。”后来他在《泰西水法》的序言中再次重申这一观点：“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利玛窦逝世后，龙华民神父接替主教职务，主持中国教区工作。龙华民背弃利玛窦宽容的传教方针，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天神）并不是《圣经》中的天主（上帝）的对应词。造成混乱，引发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官方宣布禁止天主教。徐光启挺身而出，写《辨学章疏》护教：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徐光启的“易佛补儒”，强调“查究世事，研求根本”，“开拓自身，尊崇天国”，促使他致力于探求西方科学。他在与耶稣会士的交往中认识到，“修身事天”的西学是“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徐光启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和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以及对于天主教教义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耶稣会士，没有天主教，就不可能有科学家徐光启。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写到徐光启皈依天主教，给予高度评价：就在这时，未来的阁老保禄·徐光启确定不移地归属于教会，以后他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光明。中国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绝妙地集于他一身，至今也无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1933年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用汉语出版的专号，刊载了许多表示这一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实上，当我们静观“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看见他位极人臣而始终保持谦逊平易，在比我们困难得多的条件下不懈地运用其影响为基督、为教会服务的时候”，我们不禁联想到大致与他同时代的那个人——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光辉之一，即圣托马斯·莫尔。他还深带感情地说：“就是在这种相当混乱的情况下，利玛窦率人数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后崭露头角的是保禄·徐光启），英勇无畏地继续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远东儒教文明之间文化伦理接近起来的工作，其深度、强度和影响，现今的史家才开始予以正确估价。”这样的正确估价，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愈发彰显了。
三
李之藻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号淳庵居士，杭州府仁和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在工部、太仆寺的政绩，而是通过耶稣会士潜心学习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
在进士及第的第二年，李之藻就开始和利玛窦交往，深深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服膺于天主教教义，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是实至名归的。他在西学方面的贡献引人注目：编译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刊刻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简平仪说》，与傅汎际合作翻译《名理探》《寰有诠》等。《杭州府志》为他立传时，没有把他归入“仕绩”一类，而是归入“畴人”一类，也就是说，不把他当作有政绩的官僚，而是把他当作有专长的学者来看待。该书这样介绍他的业绩：之藻从西洋人利玛窦游，始以西法为宗。时大统法浸疏，礼部奏之藻精心历理，可与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同译西洋法，备参订修改。未几，召至京，参预历事。（万历）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法，荐（庞）迪我、（熊）三拔及龙华民、阳玛诺等，言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崇祯二年七月，诏与礼部尚书徐光启同修新法……盖自之藻创其说，光启等继之，欧罗巴之秘尽泄矣。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说，“西学传入我国，徐、李并称始祖”，是言之成理的。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之藻为汪孟朴重刻《天主实义》所写的序言，对利玛窦赞不绝口：“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彼其梯航琛挚，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他在刻印《天学初函》的题辞中说，天主教的“天学”，“不脱六经之旨”。看得出来，李之藻对天主教是十分虔诚的，但是，经过了整整九年，直到利玛窦去世前两个月，他才在北京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
他非常欣赏利玛窦身上科学和美德的完美结合。他探求“永恒不变之法”，通过有关天体的数字和计算，通过认同“东方之海”与“西方之海”具有相同的精神和本性，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永恒的万能的“天主”。
在李之藻眼中，利玛窦不远万里甘冒各种风险来到中国，不企求任何回报，实在是一位“异人”“智人”，也是一位“博闻与韬术之人”。他崇拜真理反对谬说，勤奋读书，过目成诵，懂得玄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在利玛窦的感召下，他在公务繁忙之余，从事天文、数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他的奋斗伴随着《天学初函》的出版达到顶峰。该书收录了当时在中国印刷的所有西学著作，它的“理编”以《天主实义》为首，主要是有关天主教教义的著作九种（附录一种）；它的“器编”以《几何原本》为首，主要是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十一种，包括《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天文略》等。谈到编辑此书的缘起时，他回忆说，当利玛窦的地图出版之时，他认为那是“万世不可易之法”，而且那些经纬度与天宇轨径相对应，他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来计算器形合乎“理”，并且把地图上的事物与中国有关大千世界分为多极的古训联系起来。他感兴趣的是科学，亦即“天学”，因此他在“天学”的题目下，把科学著作和宗教汇合成一部巨著。
李之藻在“西学东渐”中的贡献，不仅在当时的科学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所说：“没有他，17世纪末、18世纪初诸如顾炎武、阎若璩等等大学者就无从发展思想。”
四
杨廷筠
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中，杨廷筠的知名度是最低的，《杭州府志》为他立传，只有寥寥数行：杨廷筠，字作坚，仁和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知湖广安福县，擢御史。巡太仓时，中旨取太仓库金三十五万，廷筠持不可。及出按江西，以三吴民重困榷税，上《减榷疏》。迁按察副使，复以河南副使迁顺天府丞。会魏忠贤用事，遂乞归。只字不提他与天主教以及西学的关系，令人费解。
杨廷筠与李之藻是同乡挚友，关系密切，然而两人接受西学的心路历程截然不同。杨氏有深厚的儒学、佛学修养，使他难以超脱。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说：“最能反映李、杨二人在学术志趣和素养上的差别，从而影响到他们接受西学的不同方式的，莫过于杨廷筠专注于‘形而上’的伦理道德宗教领域，希望从阐明人生性命的真谛和克己自律的道德实践中，重塑儒家的传统价值，以达到匡时救世的目的，充分显示了一个道学家的本色。而李之藻则在恪遵儒家价值观的前提下，更多地关心‘形而下’的具体实用之学，关心传统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俨然博物家的胸怀。”
万历三十年（1602），杨廷筠在北京会见利玛窦，讨论“名理”问题，似乎谈得很投机，大有称兄道弟的趋势。但是，他对利玛窦所谈的西方数学一窍不通，利玛窦也认为他没有徐光启、李之藻那样“聪明了达”。
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之藻因为“丁忧”回到杭州。杨廷筠在吊唁李父时遇见了郭居静、金尼阁，表示非常乐意与他们探讨宗教的奥妙。在与两位神父的探讨中，他消除了对天主教的疑虑，下定决心抛开一切事务，潜心探索“天学”的基本原理。当他大彻大悟之后，表示愿意接受天主教的洗礼，金尼阁神父没有答应，因为他除了妻子还有侍妾，有悖于天主教教义。杨廷筠按照教规，毅然放弃了侍妾，终于在这一年领洗，成为天主教徒，教名弥格尔。此后，他撰写了阐述天主教教义的书籍《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记言》《鹗鸾不并鸣说》《西释辨明》《广放生说》等。
在《代疑编》中，他主张儒者不必把天主教看作异端，在“畏天命”“事上帝”方面，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一致的。他为耶稣会士庞迪我著作《七克》撰写序言，着重阐明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脉脉相符”的。在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中，他认为传统的“天学”几近晦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能使“天学”重放光芒。
杨廷筠在担任官职时期，意识到王朝体制的危机，使他成为一个开明派的官僚，因而被魏忠贤的亲信列入《东林党人榜》予以整肃，导致他的罢官。隐居乡里时期，他阅读《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无量寿经》，来排遣官场的失意。在耶稣会士和李之藻的影响下，他最终放弃佛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幡然批判佛教，引起反天主教阵营的全力攻击。由于他主张儒道佛三教的宇宙原理与天主教基本一致，被反天主教阵营攻击为背叛传统思想的行为；而在天主教阵营内部，则被指摘为天主教信仰的异端，因而杨廷筠的思想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除了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还有李贽、邹元标、冯应京、冯琦、方以智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世界，发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声音。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启蒙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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