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松 | 秋尽江南草未凋——余绍宋摹《秋江别思图》事辑
2019年秋，余有龙游之行，遂起兴寻访沐尘山中余绍宋（1883—1949）邻竹斋旧宅。在邱祖光兄陪同下，我们自溪口入山，沿途翠竹青霭，宛如桃源深处。途经一泓清泉，有余绍宋1939年春所题“沐尘泉”三个隶书大字，刻在一块青石板之上。再沿山路前行数里，一古村落忽现眼前，邻竹斋即在村落中央。屋舍虽存，但残垣断瓦，然已是一幅破败不堪的样子，令人叹惋不已。回念前尘，归而展读《余绍宋日记》及其《书画集》，见其摹《秋江别思图》，不觉有兴亡之叹，亦惊山水有灵，遂拈笔作此小文，以为纪念，兼怀斯人。
一
在切入正题之前，不能不先简略地介绍一下万寿祺（年少,1603-1652）《秋江别思图》（浙江省博物馆藏）。这是一幅送别之作。万寿祺, 江苏徐州人。明亡之后，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万氏削发为僧，法名慧寿, 自号明志道人，携妻徙往淮浦的隰西草堂，过着负瓮灌园的日子。从卷后万氏题跋可知此作创作之因缘：该作创作于1651年秋，与余氏摹本创作时间相距290年。顾炎武（亭林，1613-1682）也是“反清复明”的中坚分子，圭年是其早年之名。是年，万氏49岁，顾氏39岁。这一年春，万寿祺和顾炎武在故都南京订交。秋，顾炎武卖布路过万氏隰西草堂，万氏挽其留宿一夜，两人促膝长谈，叹喟嘘吁的想必还是“反清复明”之事。回想前尘，举事垂败已然有八年之久了，而顾氏已经“隐于商贾”，万氏则也“隐于沙门”，前途渺茫，“志足悲矣。”最后，万氏发难问顾氏：“今子操奇赢于市中，宰天下之平，于此始基之乎？抑将终身焉？与监门屠狗者伍耶？”是夕长谈，想必对顾炎武触动甚大，其“十谒明陵”未必没有个中因缘！第二天，顾氏即“欣然投枻渡江而东去”，则当是有所悟而去。此卷《秋江别思图》，即彻夜长谈之后，万氏为其创作的送别之作也。与顾炎武别后第二年，万寿祺即在反清无望的郁郁中去逝。而今看来，万氏当时实有托志之意在焉。
余绍宋题“沐尘泉”石刻
余绍宋摹《秋江别思图》卷后题跋，将万氏《秋江别思图》的递藏情况以及摹本的前因后果，阐述甚清：
是卷原为巴孟嘉（树谷，巴慰祖之子，1767-1800）所藏，旋归汉阳叶润臣（名澧，1811-1859），后归番禺梁节庵（鼎芬，1859-1919）先生。先生捐馆舍后，流入旧都琉璃厂肆，当时有人欲购以献诸权贵，予亟以重值得之。时在民国八年。同时尚有一卷，乃归玄恭（庄，1613-1673）写竹并书越游诗，为路安卿（生卒不详）作者，后有顾亭林题诗，亦梁先生所藏。先生制楠木匣庋之，匣上题“顾诗”两字，此卷则题为“顾船”，遂成双壁。予当时并得之，深自珍稀。廿六年（1937）冬，杭州陷。予所藏书画半付劫灰，独此两卷则出入必携，幸得无恙。培心仁兄闻之，驰书属摹此卷，以志景仰，因并录诸家题跋，及拙和亭林先生赠道人诗奉正。是卷，原有吴冠英（儁，生卒不详）摹本，道州何子贞（绍基，1799-1873）刻以置亭林祠堂者，今不知尚在人间否？因坿记之。卅年（1941）一月，龙游余绍宋记于沐尘山中。（《亭亭寒柯余绍宋作品展》，页18-19）
余绍宋摹万寿祺《秋江别思图》
按题跋可知，余绍宋此卷原为梁鼎芬旧藏。梁氏当时所藏有两卷，一卷是《秋江别思图》，一卷是归庄写《竹》，卷后也有顾亭林题诗。梁鼎芬是余绍宋的表伯，梁氏之母即余氏的姑祖母。1919年12月20日，余绍宋曾从梁鼎芬处借观过这两件作品：“下午到梁节老处，借到万年少为顾亭林作《秋江别思图》及归元恭画竹卷，后有亭林跋语及诗。髯老（梁鼎芬）题前卷曰‘顾船’，后卷曰‘顾诗’，诚精绝之品，别录于杂记，竟夕展观，不能释手也。”（《余绍宋日记》卷一，页116）是年末，梁鼎芬去逝。由此可知，余绍宋借观后不久，梁氏去逝，两卷作品又归还于梁家，旋即又流入琉璃厂肆，复被余绍宋以重值购得。
1927年八月，余绍宋请梁启超在万氏原本上题跋。梁启超题跋中将万、顾诸事考订甚清。是年十一月，余绍宋从京师官场脱身南归，其理由是“奉母”，实际上是不满于官场的黑暗，不愿再同流合污。这两卷书画，自然也随之南归。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沦陷，余绍宋杭州寓所内的书画惨遭兵焚，损失过半。这两件作品，由于余氏甚为宝爱，随身携带，才“幸得无恙”。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危急之秋，时任浙西行署主任的贺扬灵（1901-1947）也是倍感肩上之压力。当其听说余绍宋藏有万寿祺为顾亭林所作的《秋江别思图》之后，向慕之心顿起，于是驰书隐居沐尘山中的余绍宋，“属摹此卷，以志景仰”。于是余绍宋在此岁尾年初之际，不但以枯墨疏笔忠实临摹了万氏的原画，而且还将其后万寿祺、程瑶田（1725-1814）、张穆（1808-1849）、祁寯藻（1793-1866）、张星鉴（1818-1877）、端方（1861-1911）、梁启超（1873-1929）等人的题跋均一一摹入，如其旧装。
余绍宋为贺培心所作《沐尘图》
贺扬灵，字培心，江西永新人，追随黄绍竑（季宽，1895-1966）到浙江后，先后曾任浙江省民政厅主任秘书、绍兴县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政府委员等职。政馀精研诗词，著述甚丰。其时任浙西行署主任，身负战区建设的重任，且颇有建树，当时有“前方政治看浙西，后方政治看赣南”之云。而余绍宋抗战伊始即归龙游故里，奉母避难，其中有五年半的时间，都借住在巫瑞琛的邻竹斋。虽为隐居，但余绍宋依然未能忘怀于时事，家仇国难之恨，却常见于余绍宋这段时间所创作的书画、诗文之中，如下文所提到的《自沐尘避难至遂昌石练纪事十二首》便是其一。因此，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局之下，贺氏请余绍宋摹一卷《秋江别思图》，其目的显而易见，毋需庸言。后面诸家的题跋都阐述无遗。余绍宋和贺扬灵订交时间不详。但余氏与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关系颇密，因此两人能够结识也在情理之中。从现存余绍宋的书画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两人交往的痕迹。
余绍宋为贺扬灵绘册页十九帧题跋
1941年二月三日，贺扬灵又过龙游，此次两人相见于叶氏红寿轩。酒酣之后，余绍宋绘册页十九帧赠之，款云：
癸未（1941）二月三日，贺子培心过龙游，予适在城北叶氏红寿轩，忻然道故，酒酣出素笺属随意作画，顷刻成十九叶，游戏之笔，殊不足存，聊以志此会之因缘而已。酒后题语，不觉矜夸，深自愧悔，维吾培心兄谅之。绍宋记。（《余绍宋书画集》，页141）
这套册页，一改余氏平时谨严之风，逸笔草草，反多奇趣。不过非常奇怪的是，不但这两件事，在现存1919年至1942年3月《余绍宋日记》中没有记载，而且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贺扬灵的其他只言片语，不知何故？
余绍宋为贺扬灵绘《万树梅花书屋图》
1943年正月，余绍宋作《沐尘图，并书自沐尘避难至遂昌石练纪事十二首》册页赠贺扬灵。其《沐尘图》款云：“沐尘图。癸未（1943）新春，写赠培心先生留念。龙游余绍宋。”（《余绍宋书画集》，页142）从图画的构图来看，是写实之作，描绘的是余绍宋沐尘寓所附近的灵山江边之景。其《纪事诗》跋云：
由此可知，贺扬灵于1942年十二月曾到沐尘山中，拜访过余绍宋。此册正是贺氏别后，余绍宋赠与之作。1943年初秋，贺扬灵又请余绍宋为其绘《万树梅花书屋图》，款云：“培心尊兄属为斯图，笔已尽秃，无能为役，勉强应教，殊不足存。愧悚、愧悚。癸未（1943）新秋，余绍宋记。”（《余绍宋书画集》，页135）上述诸事，不知道在毁于“文革”的二十册《日记》中，有没有记载？
二
余绍宋摹《秋江别思图》并钞前人题跋之后，又录旧作一首，题于卷后：
从“我生亦不辰，世运遭板荡”可知余绍宋此诗也是有感而发，绝非寻常的应酬之作。贺扬灵得到余绍宋所摹《秋江别思图》后，一直随身携带，虽戎马生涯，亦不离不弃，并先后请其幕下的施叔范（1904-1979）、张凤（1887-1966）、印西（生卒不详）等人题跋。
194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贺培心请施叔范题跋，施氏系以长诗。施叔范，浙江馀姚坎墩（今属慈溪）人，曾任《浙东日报》主笔，以诗、酒著称。在上海，他与邓散木结诗社“哭社”；在贺扬灵幕下时，他与印西、张凤、吴寿彭、胡云翼等人有“天目八怪”之称。关于其人其事，在曹聚仁笔下多有生动的描绘。（《施叔范诗酒才情》，《天一阁人物谭》，页207-208；《酒人与诗人》，《我和我的世界》（下），页552-557）他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并力主抗日。1941年4月，馀姚沦陷后，任姚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锄奸除暴，故敌伪恨之入骨，悬金欲购其首级。是年秋,施叔范远走他乡以避之，后被贺扬灵延为浙西行署参议。这即是题跋中所提到的“叔范且不容于故邑，由剡溪而绣川而方岩，栖皇流转，孤愤莫吐，会值将军，乃挈之西来”的大致经过。施叔范题跋直抒胸臆，从其抗战之遭遇出发，追念顾炎武、万寿祺生平之事业，处处流露出慷慨悲歌之意，洋洋洒洒数百字，其诗、酒才情亦由此可见一斑。此诗《施叔范诗钞》未收录，可补其佚。
施叔范与余绍宋也是旧交，他曾见过余氏所藏《秋江别思图》万氏原稿，并有《余越园藏有万年少绘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曾索一观,追记以句》诗二首：“生死交情出佛门,无声相对更酸辛。料知抱布何方去,另画江山赠故人（时年少已遁迹沙门,顾亦易服作布客装）。”“墨汁淋漓笔欲飞,讵闻满纸挽危机。从来一样被人笑,多管兴亡是布衣。”（《施叔范诗钞》，页14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同时，他还见过余绍宋所临归庄的《竹》，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顾诗”卷，并赋《题余绍宋摹归竹图》八首：“头上红灯注六韬，江山手障白云高。但能一节关忠爱，纸墨通灵梦亦劳。”“烽火烛天砚海深，冰花摹出值千金。前朝今代何穷恨，中有孤儒耿耿心。”“墨泪淋漓不自持，劫馀九首祭忠诗。江南恸哭人才尽，想见荒庵烂醉时。”“落纸恢奇压晚明，峣峣风骨喻其清。后三百载谁为友，剩个诗髯踏月行。”“叠叠湖波万古愁,朱家剩水路家楼。无能一夜长千尺，截作洞箫吹上头。”“或贾或僧或酒徒，英雄一一老江湖。江湖结局是萍散，但看无根墨竹图。”“此是诗狂亦酒狂，惜难挽得硬弓强。高天短笠横刀死，绝胜太湖醉一场。”“独能忠愤动人间，几见书生杀敌还。我是亭林应痛哭，恨无义帜出昆山。”（《施叔范诗钞》，页57）
1942年十二月，陶广(1887-1951)借用杜牧（803-852）的诗为贺培心题“秋尽江南草未凋”句。陶广，号思安，湖南醴陵人。1940年春，国民党六十二师进驻孝丰县（今安吉县），师部驻灵峰寺，师长陶广，后升军长。县境内原有“国民党六十二师阵亡将士纪念塔”立于灵峰寺山门外，即其部下与日寇殊死拼搏之见证。现在看来陶广题跋虽然是套用前人的成句，但在抗战已经相持五年之久的危急时刻，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其坚韧不拔之志亦隐然可见。
张凤为贺扬灵刻“得坎之复”、“一水下泉唐”印蜕
1942年上巳节，张凤题跋中详考顾亭林《秋江别思图》、陶宗仪（1329-约1412）《秋江送别》题名之来龙去脉，显示了其腹笥渊博。张凤，字天方，浙江嘉善人。他与曹聚仁既有师生之谊，又曾是暨南大学的同事。因此关于其人其事，在曹聚仁笔下也有描述。（《可杀的张凤》，《我与我的世界》（上），页226-231）张凤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很具有钻研的精神，热衷于考古，即便在抗战期间也未中辍，曾在禅源寺举办过小型考古成果展览，同时他还组织成立“天目书院”，以及“天目书社”和“天目印社”，任书院院长并兼印社社长，为抗战时期的浙西带来了一缕文化的阳光。
1943年冬至，贺培心又印西题跋。印西，俗名陈纪，浙江温岭人，亦是一代畸人。他是弘一法师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学生，与曹聚仁是同学，其生平逸事亦见于曹聚仁笔下。（《天目八怪之一说印西》，《天一阁人物谭》，页415-416。《酒人与诗人》，《我和我的世界》（下），页552-557）他出家为僧多年以后，忽然与一位C小姐恋爱，并于抗战胜利前夕返俗，结果不到半年又皈依佛门。曹聚仁说他是一个政治和尚，在绍兴小栖云寺任主持时就与贺扬灵关系颇密，1941年绍兴沦陷以后又随贺氏驻锡于西天目禅源寺，而浙西行署的办公地点也设在该寺。不过其题跋中“画图启发忠爱之深如此，安得使君饬摹千万幅，遍遗于两浙人士也”一语，却道出贺扬灵请余绍宋摹此图的本意。
马一浮撰书《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
印西在浙西时有两件事情可以一提。1941年，孝丰县（今安吉县）境内的灵峰寺内重新修建“明藕益旭大师舍利塔”，印西题塔铭，款云：“癸未（1941）重阳，印西题”。藕益和尚（1599-1655）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灵峰寺是其晚年的道场，其舍利塔很有可能是毁于战乱。1943年，灵峰寺拟建“弘一法师衣钵塔”，印西代为致函马一浮（1883-1967），请其撰写铭记。马一浮撰写《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其开头即云：“弘一音公示灭于泉州之明年，其学人印西自北天目以书抵予，言浙中沙门仰师高行，将奉其衣钵营塔于山中，属予为之记。”（夏宗禹编《马一浮遗墨》）此事后因战争之故未果。
印西致贺扬灵信札
近来新发现一封《印西致贺扬灵信札》，其间亦有可述之处：
此信无具体时间，但“去岁秋残，自刦罅来山”，与题跋中“辛巳秋，与叔范同游天目”相合；信中提到“腊尽春头”印西拟将去温州江心寺，与题跋中“会迫东归”也暗合。可知此信写于1942年。综合上述可知，印西于1941年秋来天目山，中途曾离开过一段时间，约在1943年前后再来天目山。这里还提及“拟建冰坑精舍”之事。冰坑位于天目山南麓的深溪（今安吉县报福镇）。抗战期间，为方便孝丰至于潜（今杭州临安）军需物资运输，孝丰县县长刘能超（1939-1943年任职）修筑了报福至羊角岭三十华里的道路，并命名为“抗建大道”。所以贺扬灵等人欲出资拟建的冰坑精舍，不独是出于印西和尚修行需要，也是为往来中途提供休息之所，不过此事最终似乎未果。如果曹聚仁所云时间不谬，则印西与C小姐的故事，很有可能发生在天目山。
1953年，余绍宋后人将余氏所藏书籍、书画等物悉捐于浙江省文管会，《秋江别思图》万年少原本便是其中之一，后归浙江省博物馆藏。而贺扬灵的遗物，解放后也辗转归于浙博，《秋江别思图》余绍宋摹本也是其中之物。两件《秋江别思图》，最后又汇集一起，也是宿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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