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 | 荒野的呐喊：夏志清的学术背景
◆1月4日凌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刘绍铭去世，享年89岁。推送一篇刘先生旧作，以为纪念。
郑树森教授在《夏公与“张学”》一文提到，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出版，但其影响力早在1957年就绽发出来。因为志清先生在美国撰写《小说史》时，每有所获，就邮寄给他哥哥济安先生过目和提供意见。一来在《小说史》上榜的作家在当时的台湾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二来张爱玲除了身在美国外，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济安先生因此把书中张爱玲那一章幕后中译出来，题名《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以夏志清的名字在《文学杂志》发表出来（二卷四期）。1957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生，常到老师在温州街单身教职员宿舍走动。
记得他拿着刚出版的《文学杂志》感慨地对我说：“张爱玲终于遇到我老弟这个伯乐了。”其实夏志清的《小说史》并没有偏爱张爱玲。他对当年被文评界冷落的“千里马”如沈从文和钱锺书不是一样的就其独特的个人才华说了公道话？当然，夏志清把张爱玲这么一个“通俗”作家跟鲁迅等殿堂级人物相提并论还不算，居然还说她的短篇小说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珠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AnnePorter）、韦尔蒂（EudoraWelty）、麦克勒斯（Carson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郑树森在文中透露，上世纪60年代中台湾小说家朱西宁曾跟他说过，一直推崇张爱玲的成就，“但要到夏公出来讲，才更加确定，觉得终于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可想而知，夏公这篇文章对当时台北文学界震动很大”。夏公文章让我们阅读张爱玲成了一种崭新的经验，不在他立言的胆色，而是因为他对张爱玲作品的论证，每能跟她作品中的“微言大义”互相印证。我得再引用郑教授对夏公文评取向的表述。
首先，就方法学而言，夏公贴近美国形式主义“苦读细品”的传统。形式主义也称“新批评”，就文论文，不把作家的书写和他们的家世或生平混为一谈。通过“苦读”，夏公感受到张爱玲对文字色彩的敏感。其次，他又连带地注意到张爱玲小说丰富得近乎“华丽”的意象。夏公是第一个把这关键词视为张爱玲文体一大特色的文评家。这名词日后成为“张学”一个热门论题。
其三，“华丽”以外，另一个周而复始地在张爱玲小说出现的关键词是“苍凉”。这也是“张学”专家为文时常用的一个出发点。“苍凉”就是“人生一切饥饿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其四，夏公认为张爱玲心理描写细腻，但是她的观察态度老练而客观。
其五，夏公通览张爱玲著作后，肯定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就她人物相处的状况来说，悲是“大悲”，也就是“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把“非个人”解为“impersonal”，即得“新批评”论说之精髓。其六，夏公最先看到张爱玲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这从她小说中圆熟活泼的语言和对白就可看出来。
《小说史》1961年3月上市。同年4月13日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了DavidRoy篇幅特长的书评，推许此书面世为年度出版界“一大盛事”（“anevent of the firstimportance”），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难得的是，“在现存的各国文字书写的这类研究中，也以此书为最佳”（“the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DavidRoy是传教士之子，写过郭沫若评传，后来专心致力翻译全本《金瓶梅》。去年终于大功告成，终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是个大行家。
说《小说史》在西方汉学界中是“横空出世”，看来一点没有夸大。夏公在出国前早已在西方文学浸淫多年，文学理论亦尾随“新批评”诸大家，凡此种种，套用郑教授的话说，“都令其文论与当时美国汉学界大相径庭。后者忽视分析、义理，仍以实证主义考据、版本等为终极关怀，而眼界不及现代中国文学。……因此夏公一九五○年代的张爱玲论析，无论是当日的华文学界或西方汉学界，恐怕连‘逆流而上’都谈不到，只能视为‘荒野的呐喊’。”
拿相命先生的行话来说，夏志清因《小说史》建立起来的名声是“异路功名”。他是一个全科英美文学训练出来的奇才，后来因时势所迫留在美国“改行”讲授中国文学，这对他说来想是个意外。说是“异路功名”，因为无论从个人志趣或学术背景来看，他也万万想不到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美国学界老一辈的人眼中的“汉学家”。
重读夏公收在《谈文艺、忆师友》中的几篇自传文章，深受他在追求学问表现的“坚贞决绝”精神所感动。他在沪江大学念三年级时就选了难“啃”的德文，作为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对外语要求的预先准备。他在家自修时也没有避重就轻，念的都是经典，像歌德的《浮士德》上下两部。此外还有海涅（Heinrich Heine）的诗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诗剧。到耶鲁上学的第一年就轻轻松松地通过德文考试。但接下来还要应付两门硬邦邦的功课：“古英文”和“古代冰岛文”。他苦练得来的德文阅读能力都用得上，因写读书报告非要看德文参改资料不可。
夏公读英诗，深受《荒原》作者艾略特影响。艾氏对17世纪的“玄学诗”（metaphysical poetry）情有独钟，但夏公早在沪江当学生时就迷上了神秘主义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布莱克的“预言诗”特别难懂，但夏公硬着头皮把他称为“怪诗”的《密尔顿》和《耶路撒冷》都一读、重读、三读读得烂熟。这么说，一来为了说明夏公读书不知难而退；二来试看这位被华兹华斯视为“疯子”的神秘诗人会不会因诗作暧昧难懂间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学美国。
上世纪40年代初，夏氏兄弟双双受聘北大英文系，济安是讲师，志清是助教。胡适之先生这时从美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不久即有消息传出来，纽约华侨企业巨子李国钦答应给北大三个留美奖学金，文、法、理科各一名。北大全校资历浅的教员（包括讲师、助教）都可以申请。主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当场考一篇英文作文，二是另交一篇书写的论文近作。这些试卷和论文都由校方资深教授评审。
夏公决定以“疯子”布莱克作论文题目。北大图书馆有牛津版两巨册《布莱克全集》，参考书也有三四种，加上平日以布莱克“粉丝”的心态搜罗得来的资料，最后写成了一篇二十多页的论文。即场考试由客座教授R.A.Jeliffe主持，出的题目是《出洋留学之利益》。夏公说得好：“真可谓‘八股’之尤。”
论文部分，由英文系的客座教授燕卜荪阅卷。燕教授本名WilliamEmpson，英国人，剑桥大学出身，所著《七种歧义》（SevenTypes of Ambiguity，1930）对英美文学批评风气影响极大。他不属于崛起于美国东岸的“新批评”阵营，但思路气味相投。夏公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时期早已“忍痛”用相当于半个月薪金的价钱买了几本“非买不可”的新书，其中有勃罗克斯（Cleanth Brooths）论诗的扛鼎名著《精致的骨坛》（TheWell-WroughtUrn）。夏公说燕卜荪在北大教书，相当清苦，买不起新书，因此他们兄弟看完《骨坛》后就借给他看。燕卜荪读后异常欣赏，自动写了书评寄美国“新批评”旗舰刊物的《Kenyon Review》。文章刊出后，Kenyon学院还请他教暑期班，从此跟美国的“新批评”学派建立了关系。
李氏奖学金的评审结果是文科的得奖人是英文系助教夏志清。名单公布后，据夏公在《红楼生活志》所说，“至少有十多位讲师、教员联袂到校长室去抗议，夏志清是什么人，怎么可以把这份奖学金由他领去？胡校长虽然也讨厌我是教会学校出身，做事倒是公平的，没有否决评选委员会的决定。”
其实胡校长的“偏见”，看来倒不是夏公出身教会学校，因为燕京、岭南和圣约翰这三家都是教会学校。胡先生“看不过眼”的可能是沪江不是什么“重点大学”。夏先生自己也说过，“今天沪江大学停办已有五十四年了，毕业生间以从事学术研究而出名的一向就不多。在英美著名大学英文系拿到博士学位的，想来就只有张心沧同我二人。”
胡校长虽然没有否决评选会的决定，对教会学校的“余恨”未消，竟认为像哈佛、耶鲁这些学校夏公简直不用申请，因为李氏奖学金只有两年，连个硕士学位都拿不到的。胡校长没有“胡说八道”，因为新任的北大英文系副教授王岷源是个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在耶鲁读了四年才拿到硕士学位。
夏公在耶鲁苦读三年半，拿到博士学位，但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他先在社区学院教英文，又在密歇根大学的东亚系跑过一年的“龙套”，做“访问讲师”。上文说过夏公是张爱玲的伯乐，夏公一生也遇过他自己的伯乐。当年如果不是兰荪（JohnCrowe Ransom）和燕卜荪两位教授鼎力推荐，凭常识看，一个出身“寒门”的大学毕业生谅也无门路走进耶鲁的庙堂。
早年英译《红楼梦》（节本）的哥大东亚系教授王际真1960年时行将退休，开始“暗地”物色继任人选。这时《小说史》还在最后的制作阶段。有位负责审稿的资深教授跟王际真聊天时对这本书称赞有加。王际真心念一动，跑到耶鲁出版社要求看清样。在半个小时的空档内，他只能匆匆浏览了序言和鲁迅那一章。1961年2月13日王际真发信给夏公，恭贺他在这领域里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你的评价十分正确，文笔又是那么优美，不仅优于所有中国人，而且在所有学术圈子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如果夏公读张爱玲和钱锺书有“石破天惊”的发现，那是因为他“离经叛道”。“新批评”学者苦读细品见山不是山，往往能在字里行间的细微处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机。华兹华斯论“疯子”布莱克有言，“这家伙毫无疑问是疯子，但他的狂痴处有些东西比拜伦和司各特的清醒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位田园诗人是在苦读细品后才得到这个印象和结论的。夏公于1962年获聘为哥大副教授。
原载“文汇学人·专题（2014.11.28）”| 荒野的呐喊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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