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剧变中的秋瑾：娜拉出走以后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推送一篇徐涛老师笔下从家庭妇女到革命者的秋瑾，选自《历史的面孔》（二），中信出版集团，2023.1，原题为“秋瑾：娜拉出走以后”
引子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出版了他的名著《玩偶之家》，书中讲述了一位普通家庭妇女娜拉从家庭中出走的故事。
娜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优越，婚后像当时的其他家庭主妇一样，日常生活都围绕着丈夫进行，是一个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女子，被丈夫爱称为“小鸟儿”。有一次，丈夫病倒了，急需一笔钱治病。娜拉走投无路，只好冒充自己已故的父亲，向银行贷了一笔款用作医药费。这件事情的风险很大，因为按当时的法律，女性是不能独立进行任何财务操作的。
后来，丈夫的病治好了，生活回到了正轨，工作也很顺利，还升职加薪了。而后的日子里，娜拉一直偷偷摸摸地做一些兼职，艰难地偿还银行的贷款。她不敢让丈夫知道自己贷款的事情，害怕他知道后会接受不了，毕竟这件事情万一曝光，就会严重影响他的声誉。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丈夫最终还是知道了娜拉贷款的事情。他对娜拉破口大骂，抱怨她给自己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甚至让儿女远离她，以免沾染她的“恶习”。
最后，在娜拉的努力下，当年办贷款的银行职员承诺会为他们夫妻保守这个秘密，丈夫才松了一口气。麻烦消除了，丈夫重新对娜拉温柔起来。娜拉此时已经彻底看清了，她不过就是丈夫随意摆布的“玩偶”罢了。当丈夫再次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时，娜拉清醒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最后娜拉摔门而出，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剧在创作后火遍全球，娜拉也成了一个经典的形象。只是，恐怕易卜生自己也没有想到，《玩偶之家》出版后，读者最关心的不是他精彩的文笔、精巧的情节安排、人物的精致刻画、伟大的人性光辉，而是都在追问：“娜拉出走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课题，被无数人拿来揣测推演。
但是几乎所有人推演的结果都非常悲观。有人极其恶毒，认为娜拉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有人主张妥协，认为娜拉最终会重回家庭。但无论哪种推演，起点都只有一个：娜拉在她那个时代，没有谋生技能，更没有容身之地，离开丈夫供养的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看不到任何希望。
17年后，在遥远的中国湘潭，一个叫秋闺瑾的姑娘正在风光出嫁。这场婚姻让当时的所有人羡慕。秋姑娘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的母亲亲自为她启蒙，饱学的祖父亲手点拨，举人出身的父亲亲自执教，让这个天资聪慧的姑娘从小就过目成诵，颇有才女之名。父亲出任湘潭地方官时，她的才名引起了曾国藩在当地一位族人的注意，主动出面为她做媒，男方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富豪王家。
王家虽然不是权势之家，但对于秋姑娘的到来，公公婆婆拿出了足够的诚意，用“豪掷千金”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而是直接送给她一座钱庄作为见面礼。这种“富贵组合”实在令时人艳羡。
此外，丈夫王子芳比秋姑娘小四岁，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再加上性格温和，又是最小的儿子，因此很受父母的宠爱。爱屋及乌，秋姑娘也深得公公婆婆的宠爱。
如此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不要说在晚清，就是在当代也是相当难得的。但是任谁也想不到，就在9年后，这位叫秋闺瑾的女子就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并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嫁妆，改名叫秋瑾，走上了赴日留学的道路。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一个答案：娜拉出走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早年的夫妻关系在外人看起来无比和谐，但是却被她的弟弟秋宗章一语道破：这夫妻俩“琴瑟异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夫妻两个长反了。
两人的年龄是反的：妻大夫小。两人的相貌是反的：王子芳“美丰姿，面如冠玉，状貌若妇人女子”，活脱脱一个贾宝玉，而秋瑾则一脸英气。两人的性格也是反的：王子芳性格温暾，做事没什么耐性，秋瑾则眼里揉不得沙子，做事务必要成。
最重要的是，两人的志趣是反的。王子芳对事业没什么兴趣。他生在富豪家庭，又受父母宠溺，还分得一份丰厚的家产，足够他衣食无忧，岁月静好，为什么非要追求事业？秋瑾则完全相反，她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
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人的进取心往往萌发于糟糕的现实处境。不满于现状，而后奋发拼搏，坚韧不拔以实现理想。但是，秋瑾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她的处境很好，从小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秋瑾出生在绍兴秋家，远祖只是务农的百姓，到了高祖那一代才科举成功，之后累世为官，成为官宦世家，就这样一路传承到了秋瑾的父亲这一代。秋瑾的父亲在地方担任“同知”，虽然放到历史中看，谈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是落到现实中，这绝对属于地方实力派。但是年少的秋瑾仍然整天忧心忡忡。
生活的一切非常美好，那秋瑾忧虑的到底是什么呢？她敏锐地意识到：在父亲这一辈，只有她父亲一人科举成功。两位叔叔都只能留守绍兴老家，靠着祖上留下的百余亩土地过活，收成仅够维持生活。自己这一代就更令人丧气：秋家再没有一个能够科举成功的人，“俱不足以兴吾门”。这不仅意味着秋家的文脉将要断绝，更意味着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秋家真的要“阶层滑落”了。这是心高气傲的秋瑾万万不能接受的。
这就不是普通的“进取心”了，而是一种“极端进取”的人格。“极端进取”的人看问题从来不会局限于眼前的好坏，而会更加在意事情是否能以向上的趋势发展。也就是说，“极端进取”的人要实现的不是一个目标，而是要努力促进事情往更好的方面持续发展。“目标”已经虚化了，持续变好才能让人安心，一切停滞和倒退都会让人焦虑不已。
因此，年少的秋瑾很多举动都与同龄的女子不同：她爱读的诗词是杜甫、辛弃疾的，喜欢的人物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敬佩的是岳飞、韩信，奉他们为“男仙”。但要说她最敬仰的，却是秦良玉、花木兰这样的巾帼英雄。秋瑾羡慕她们能以女子之身，立下不朽功业，证明女子一点儿不输男子。她在《题〈芝龛记〉》一诗中感慨：“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从那时起，秋瑾就满怀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成为她们那样的人。
历史上的女英雄固然给了秋瑾很多信念和勇气，但是她自己的路还需要自己艰难地摸索。她关心日薄西山的国家局势，想出力；操心日渐萧条的家族事业，想尽心。可她一个裹着小脚的妇道人家，处处都受到限制，从哪里突破呢？秋瑾不能如愿，一肚子委屈和抱负无从倾诉，只好诉诸笔端，写下“秋风愁煞人，秋雨愁煞人”的诗句。
然而即便是秋父也弄不懂女儿的心思，只是觉得女儿怎么满脑子负能量，告诫秋瑾“屡以衰飒为戒”，意思是别写这种负能量的诗句了。
1901年，秋瑾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出现了：勤勉的父亲积劳成疾，在任上谢世了。
按当时的礼法，父亲辞世，应该是长子当家。秋大哥没有太多心思，打算带着父亲的灵柩和一大家子人一起回到绍兴老家，和看守祖产的两位叔叔搭伙过日子。祖辈留下的产业虽然不多，但是勉强可以安身。
然而，秋瑾想的比大哥多得多。靠着那点儿祖产，早晚有一天会吃光花净，所以她积极地为娘家想出路。既然大哥科举无望，取不了功名，那不如经商求富。秋瑾建议大哥干脆迁到湘潭来，和王家一起做点儿生意，如此，秋家有自己的产业，和秋瑾的夫家也好相互有个帮衬。秋大哥是个老实厚道且有些懦弱的人。他虽然年长秋瑾四岁，却没什么主见，便没多考虑，听从秋瑾的安排，带着一大家子来到了湘潭，和秋瑾一家一起做生意。
做生意赚钱这条路没什么错，但是秋瑾选择的商业项目却实实在在地证明，她或许是个才女，但在对商业的认知上，实在是个门外汉。
王家以典当行起家，而且出手就送了秋瑾一座钱庄。这让秋瑾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钱庄是个极其简单的商业模式：把钱收进来，然后贷出去。不需要组织货源，不需要操心产品质量，不需要担心物流，不需要管理大量员工，只消看谁有偿还能力就贷款给谁，实在是省心又省力。
殊不知，简单之下，却是极端的复杂。
要吸纳什么人的资金？偿还期多长？怎么知道谁有偿还能力？有钱人就一定有偿还能力吗？今天有钱一定代表未来依然有钱吗？做出这些判断需要极高的商业眼光，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环境极其深刻的洞察。即便在今天，许多投资家、银行家有了丰富的风险管控手段，依然不能避免金融风险，何况是刚入行的新丁呢？
然而秋瑾一家的态度近乎放任自流。王子芳是个甩手掌柜。秋瑾说拿钱入伙，他就拿出一大笔钱，随你怎么用，反正我绝不操心。秋大哥是个书生，对钱庄的各种关窍一窍不通，性子又软，部下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秋瑾虽然有心，但碍于女儿身，还需要恪守礼法，不能随意抛头露面，不便经常出门审查。
雪上加霜的是秋瑾选定的经理是个监守自盗的小人。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还不到半年，秋家钱庄就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为了填补窟窿，秋家赔上了秋父的遗产，秋大哥不得已多方借贷，连秋瑾也要变卖一些嫁妆，这才终于还清了所有欠款。
到这里，秋瑾拯救家族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秋家不仅在“势”上没了底气，在“财”上也没有了底气，原先的“门当户对”已经不复存在。
1902年，秋大哥按原计划，带着一大家子人迁回绍兴老家。秋瑾的丈夫早先捐了一个京官，带着秋瑾前往北京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旅程。那时的秋瑾绝不会想到，正是这次赴京，让她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革命需从家庭始
早在1899年，王父就给王子芳在京城工部捐了个小京官，举家迁到了北京。可惜后来因为兵荒马乱，位子还没捂热就逃回了老家。直到1903年，北京局势平息，倒闭的钱庄善后事务彻底了结，王子芳才带着秋瑾一起回到了京城。
在京城，秋瑾一家与吴芝瑛一家成了邻居。在秋瑾看来，吴芝瑛夫妇的生活状态才是自己的理想型。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是参与过“公车上书”的思想求新人士，现在也是京官，却是靠着真本事通过科举拿到的。吴芝瑛本人是安徽桐城人，文采出众不说，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当年有“当代谢道韫”的美名，在京城名媛圈是一等一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她竟然不必束缚在家，而是可以自由地出门，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业。吴芝瑛观察到许多家庭妇女不便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便联合几位有才识的夫人创办了“中国妇女启明社”，使得这些妇女可以常常聚会、交流学问、进行研究。秋瑾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爱上了这种生活。经过吴芝瑛的引荐，秋瑾也顺利地融入了这个圈子，并且凭借自己的文采博得众人喝彩。这种开放、自由的生活让秋瑾既新奇又兴奋，原来女人也是可以出来做点儿事的！这让遭受事业失败打击的秋瑾重新焕发了生机。
但是回头看看自己的丈夫，秋瑾不禁有些恼怒。经过这么多变乱，王子芳依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他原本就是个公子哥儿，到了北京之后更加放飞自我，除了玩乐的花样翻新，酒肉朋友升级为贝子、贝勒，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他每天都和狐朋狗友花天酒地，有时甚至彻夜不归，醉卧在酒瓮旁边。由此，秋瑾越发厌恶王子芳，两人的关系也越发冷淡。
如果说吴芝瑛的生活让秋瑾羡慕，那服部繁子的生活就是让秋瑾惊讶了。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是文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课教授，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担任正教习。京师大学堂正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服部宇之吉相当于今天北大的讲师。繁子出身名门，父亲是日本大儒，兄弟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自身也富有才情。她不仅可以跟随丈夫来到中国，还能在各种女性社团里担任教习。
一个女人，不仅可以走出家门做事，还可以走出国门，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工作，成就一番事业，这实在让秋瑾大开眼界。在繁子的身上，秋瑾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更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样板。
繁子让秋瑾大开眼界，秋瑾也同样让繁子印象深刻。许多年后，繁子还是能清晰忆起第一次见到秋瑾时的震撼：
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青年。
女子着男装招摇过市，不要说清朝，即便是在当时女权运动悄然兴起的欧美，也是不多见的。保守派自不必说，认定这是伤风败俗，就连革命派也觉得这不过是“名士派耳”，只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派而已。只有秋瑾自己知道，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不满足，甚至还厌倦。我希望丈夫强暴一些，那样我才能有坚强的决心与男人抗争。这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做出男人也做不到的事。”
秋瑾对着繁子坚定地说：“我不甘心无所事事地活着，我一定要胜过男人。”
繁子也见过王子芳。在她眼里，王子芳是个“很年轻，肤色很白，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温顺的好的居家青年”。但他不是秋瑾的良配。秋瑾要的是一个时刻能站在背后支持自己的战友，王子芳却是“躺平派”。他可以听从秋瑾的主张，从分家费里拿出“万金”入伙钱庄，也可以听从秋瑾和家人的安排捐官，但是绝做不到秋瑾要求的那种上进。或许，秋瑾和王子芳本身都没有错，但两个人的结合却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就这样，两人的矛盾一天天加剧，只差最后一根导火索。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1903年10月5日，这一天是传统的中秋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秋瑾按照习俗，张罗了一大桌子家宴，只等王子芳回家。不料王子芳又被一群狐朋狗友拖去买醉。这让秋瑾大为恼怒，她干脆换上一身男装，带着丫鬟跑去戏园子喝酒听戏。这下连一向温暾的王子芳也忍不住爆发了，夫妻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秋瑾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客栈栖身。寄居客栈期间，她悲叹时代强加于女性的束缚，感慨自己有志难伸，愤而写下了一首爱国名篇《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这一次，即便是吴芝瑛夫妇等闺中密友出面劝说，秋瑾也决心不再回头。她已经决心要走出家庭，去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这之前，秋瑾就和吴芝瑛商讨过女子的出路：
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日志士昌言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
这时候坊间流传的“革命”，在秋瑾看来不过是“虚应故事”，就像今天言必称“人工智能”一样，人人都能说上两句，但几乎没有人能说清何谓“革命”，更别说如何“革命”了。
经过此次冲突，王子芳对两人的关系心灰意冷。他特意去拜访服部繁子：
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的话，我不知她将如何苦我呢。尽管家里有两个幼儿，我还是请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之后再回来也好，任她去吧。要是留学，在东京我还有三四位朋友，可以托他们照顾，不会给夫人增添麻烦。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与其让她跟别人去，不如拜托给夫人更使我放心。
但是王子芳食言了，他非但没有安排朋友照顾，反而对秋瑾的求援信置若罔闻，让秋瑾在日本着实过了一阵苦日子。如果换作旁人，还能找人借点儿钱对付一下，但是秋瑾空顶着一个“富豪王家少奶奶”的名头，没人相信她会缺钱，所以没人借她钱。
不得已，秋瑾只能省吃俭用，把钱全部用在学习和买书上，其他的绝不“多用一钱”。秋瑾是自幼裹了小脚的，但她连车也舍不得坐，宁可忍着脚疼一步一步挨着走。鲁迅曾慨叹：“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1905年3月下旬，秋瑾终于弹尽粮绝，只好趁着学校还未开学，回到老家筹措学费。王家是指望不上了，她就回到绍兴老家筹措。年迈的母亲“勉筹数百金”后，秋瑾才得以再次登上赴日的航船。为了省钱，她买了最便宜的船票，换上男装，和一群糙汉一起挤末等船舱。秋瑾身藏一柄短刀，几天没敢合眼，直到六天后轮船靠岸，她才松了一口气。但她因此伤了元气，大病一场。
然而这“百金”在日本能支撑多久呢？“学费十六元，须买书参考，甚贵。衣服、零用、纸笔等每月须三十元之谱。”
此刻的秋瑾正如刚走出家门的娜拉，面对着一个真实的、残酷的世界，饱受凄苦，却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
但其实，秋瑾如果只是想自食其力，并不需要吃这些苦头。她的好友吕碧城就走出过一条路。吕女士依靠自己一支妙笔，在《大公报》赢得主编的位子，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出走成功的娜拉。但吕碧城的路只是独善其身——天下有几个女子能有吕碧城那样的才华和家世？以秋瑾的才学，成为第二个吕碧城倒也不难，但这不是秋瑾的路，她要为天下女子闯出一条新路。正如她在留学之前同吴芝瑛说的那样：
吾所持宗旨如此，未来女学大兴，数十年后，必能达吾目的。然不有倡之，谁与赓续也？
从“妇女解放”到“民族解放”
这场劫难让秋瑾认定，“女子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于是，她开启了疯狂的学霸模式。
在日本，秋瑾选定的学校是一所专门的女校，名叫“实践女学校”。这所学校开设“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学制一年，课业极其繁重。秋瑾读的是师范科，每周要学习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算数、体操等，多达33个学时，再加上6小时的自修。
如果要说秋瑾在日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她对中国正面临的大变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这之前，秋瑾一直苦心规劝丈夫和大哥走科举的道路以光宗耀祖。而此时，她在写给哥哥的规劝信中却说：在未来的中国，想要出人头地，非知洋务不可。
为了打消哥哥的畏难情绪，让他也敢于走出国门留学，秋瑾为他规划了详细的路线图，其精细程度堪比今日的导航地图：
到长崎，则寄一邮片。到神户，可坐火车到东，坐火车时，打一电报，以便到车站迎接，或坐船直到横滨，则由神户发一邮片，当到横滨舟中迎接也。
就连到日本所学的专业，秋瑾都已经替他规划好，“于日语先为练习，他日至东可进蚕业或实业学科，以期实事求是耳”。
然而秋瑾还是不满足，她不仅希望自己和家人能有一技之长，更希望找到一种中国妇女易于掌握的职业技能。经过多方筛选，她选定了护士科。在她看来，这项工作“扶创恤痍”，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更重要的是，非常适合女性参与！为此，她还参考日本有关书籍，自己编写了一本《看护学教程》，希望学成之后带回中国，让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后，有自食其力的本事。
但是，这一点在秋瑾遇到孙中山、黄兴等人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已经意识到，解决一个问题，不能只在问题内部找出路，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找出路。
旧时代的中国男子，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这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因此中国女性想要走出家庭，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不仅需要有谋生的技能、谋生的途径，更需要有允许女性谋生的社会环境。而要打造这样的社会环境，在当时必须通过更激烈的革命手段。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已经和中华民族整体的解放事业融为一体。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可能成功。认识到这一点后，秋瑾很快成了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她本人也积极学习炸弹的制作方法，为后来的革命积蓄力量。
然而，正当一切都如火如荼地发展时，这股风潮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5年11月，清政府联合日本当局，炮制了《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即“取缔规则”），严格限制留学生的行动。一旦有谁被指认为“性行不良”，就会被永远赶出留日学界。此举引发了中国留学生普遍不满，纷纷商讨应对之策。
面对时事变局，秋瑾往往是反应最激烈的那个，这次也不例外。在《朝日新闻》辱骂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不堪欺辱、投海自尽之后，秋瑾的反应更为激烈。当时她所在的“实践女学校”已经发出通告，禁止中国留学生到校外参加运动。秋瑾不吃这一套，冲破阻拦前往参加，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校长下令，凡参与者一律退学，马上离校。秋瑾怒不可遏，站在校园路边斥责校方和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压制，以至于引起了一场骚动，招来了军警。
此后，秋瑾的反应越发激烈。她组建纠察队，到各大学校劝说留学生参与罢课，并在留学生集会上慷慨陈词，要求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行动。说到激奋处，她拔出随身短刀，插在讲台上，“如有人回到祖国，卖友求荣，吃我一刀！”当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反对罢课归国时，秋瑾当即宣布他二人死刑，甚至包括鲁迅、许寿裳等人，也遭到了她的威胁。
客观地说，反对罢课回国的留学生不能一概而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能混在速成班学习，一旦罢课归国，就拿不到清朝的官费，更会被开除，所以他们才主张妥协。鲁迅、许寿裳等人要是罢课归国，不仅学业中断，生活无着，连人身安全也会遭受威胁。当时身在越南的孙中山也表示不赞成回国。秋瑾的偏激做法事实上已经导致了留学生群体的分裂。然而，当时的秋瑾还理解不到这一层，只愤愤不平地喊道：中国人办事总是虎头蛇尾，从此后，不和留学生共事了！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登上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生涯，回到了满目疮痍的中国。她带着在日本的所思所学，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闯出一条新路。
热血洒去化碧涛
秋瑾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赞助创办中国公学。早在留学生们为反对“取缔规则”奔走期间，就有远见者提议在上海创办专门学校收留安置这些归国学生。首批留学生归国后，就开始自筹资金，开办中国公学。秋瑾为此事四方奔走，“助力甚多，由是瑾之信义，著于遐迩”。
不得不说，秋瑾从“取缔风潮”的历练中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的作为。她给留在日本的留学生写信说：“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无忘国耻也。”
其实，对于任何事业，都要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前提是大家的目标一致。只要在这个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事情才有可能做成。经过此番历练的秋瑾，心智上更加成熟，身段也越发柔软。
按照秋瑾的计划，应该适应当时风潮，创办女性刊物，为女性解放发声。但是当时报刊界唯一一份女刊《女子世界》因为“文法太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接地气，很少有妇女能读懂。于是秋瑾立志创办一份通俗刊物《中国女报》，要让更多的妇女可以看懂，以便“开通风气，提倡女学”。为了筹集钱款，秋瑾放下身段，坦然地去求告那些阔太太：“有钱的太太奶奶们发个慈悲心，或助钱财，或助势力，开女工艺厂也好，开女学堂也好，使女子皆能学习学问手艺，有了生业，就可以养活自己”，其功德“比烧香、念经、拜菩萨要大几千倍几万倍”。然而即便如此，“入股者仅四五人，集款才数百元”。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出刊。
秋瑾对于这份刊物寄予了厚望，联络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包括闺密吴芝瑛的丈夫。当时此人掌握着上海的文明书局，严复的《天演论》就是该书局出版发行的。《中国女报》的风格依秋瑾所想，全部以白话文创作，内容更多的是揭露当时女子所受的各种压迫与不公，主张男女平权。“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做去。”
做什么事呢？
秋瑾对女性同胞说，封建伦常，旧习恶俗，固然是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但其根源是妇女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都是“女子不谋自己养活自己的学问艺业，一生唯知依男子所致”。“但凡一个人……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那要如何才能自立自活呢？秋瑾认为，应当大兴女子教育，让女子有机会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到这里，秋瑾形成了自己对于妇女解放的完整思路：读书—毕业—就业。她热情讴歌这样的新社会：“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的世界，就是秋瑾心目中的“美丽文明的新世界”。
事实上，秋瑾很早就开始实践这种思路。还是在1905年回国探亲前，她在东京遇到一位叫蔡竞的女子。蔡竞遭到丈夫的抛弃，人又过于“老实无用”，连生计都成了问题。秋瑾于是将她带回绍兴，送她进入绍兴手工学校，期望她在一年后可以自食其力。
对于那些有心走出家庭的女子，秋瑾也积极鼓励她们留学，“束轻便之装，出幽密之闺房，……络绎东渡，预备修业”，“毕业以后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之国民之母”。1905年，留日学生王时泽的母亲从湖南到东京看望儿子，秋瑾不仅热情接待，还反复宣传女子应当受教育的道理，竟然让这位已经43岁的妇女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与儿子一起留在日本读书。
秋瑾的种种努力让青年时的周恩来都敬佩不已：“秋瑾是个新的女性。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
秋瑾的成就其实源自她积极地回应了那个大变局时代的要求。在那之前，小农经济社会其实根本没有做好接纳这些女性劳动者的准备，也不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工作岗位。只有到了近现代，经济发展足够活跃，才会诞生更多适合女性劳动者的岗位，让女性得以昂首挺胸地进入职场，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就在距离绍兴不足300千米的南通，实业家张謇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和南通女工传习所，解决了当时许多女子的生计问题。尤其是南通女工传习所，由清宫绣工科总教习沈寿担任所长兼教习，培养出的学生手艺精湛，成了各方的抢手资源，“毕业后应赣闽皖浙苏沪四方之传习，而籍以谋生者，不知凡几”。
可惜的是，秋瑾宣传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在那个时代显得太过于超前。她的主张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抵抗，她创办的报纸也在出版两期之后黯然收场。秋瑾明白，若不打破这些枷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要打破这些枷锁，就不可能依靠常规手段。
1907年年初，秋瑾回到了故乡绍兴。此时，她的儿女被丈夫王子芳送回了湖南王家，秋瑾的母亲业已辞世。于她而言，这个世界已经了无牵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了。但是即便如此，当时的清政府也远比革命派强大太多，秋瑾领导的起义很快失败。
事实上，秋瑾有无数次机会安全离开。早在回绍兴前，在爪哇（印度尼西亚岛屿）兴办华侨教育的光复会成员就曾经邀请她去爪哇兴办女学。秋瑾欣然同意，打算动身前往，但陶成章等人以“国内革命需要”为由劝阻，秋瑾才放弃了去爪哇的打算。
1907年，与秋瑾交往甚厚的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得手，徐锡麟被捕后英勇就义。清政府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7月13日，知府贵福、知县李钟岳带人包围秋瑾的基地——大通学堂。直到此刻，秋瑾仍然有机会脱身，但她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仅令诸学生及办事人先走”。此时的秋瑾已经抱定了舍生取义的决心。正如她在致王时泽的信中所说，“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共勉之”。
公堂之上，当李钟岳命令秋瑾写供状时，秋瑾落笔写下一个“秋”字。霎时间，秋瑾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写下“秋风愁煞人，秋雨愁煞人”的那个瞬间，当时还惹来老父亲很大的不快，劝诫自己不要如此“衰飒”。如果老父亲活到今天，知道女儿正在从事如此伟大的事业，还会不会“屡以衰飒为戒”？
想到这里，秋瑾继续挥笔，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大字，作为对清廷最后的“供状”。知府贵福见状，知道秋瑾不会屈服，决心尽快除掉她。1907年7月15日凌晨，年仅32岁的秋瑾从容跨出牢房，反绑双手，戴着脚镣，走向了轩亭口……
对于秋瑾的牺牲，有人颂扬其英勇无畏，有人觉得这是对“宁愿做烈士”的流血迷恋，是“虚无时代的任性牺牲”。我们不主张无谓的流血、轻易的牺牲，但是如果一项事业、一种信念，尤其是革故鼎新的事业与信念，没人愿意用生命交换，又如何令人信服呢？
秋瑾的血没有白流。清廷的残暴引起整个社会的公愤。即便是一些思想守旧、不同情革命的人，也站出来指责清廷的残暴：秋瑾没有口供，为什么要斩杀一个没有坐实罪行的人？轩亭口是处决强盗的地方，秋瑾是强盗吗？总之，没人站在清廷一边。主持杀害秋瑾的李钟岳经不起良心的谴责，不久后自缢谢罪。贵福在浙江无法立足，请求调任安徽宁国，宁国人自发组织起来拒绝贵福到任，他惶惶不可终日，就此下落不明。舆论的浪潮如此汹涌，一些原本不知道秋瑾的人也从此知道了这样一位女英雄，不懂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浙江全境燃起起义的烽火，从绍兴与萧山之间的钱清到嵊县（今嵊州）的白竹林，从处州府的缙云县到南山，到处都是光复军为秋瑾复仇的旗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浙江革命党人随即发动起义，光复全省。其中大部分主力都是秋瑾生前的同志和受过她影响的人，有些还是她亲自发展加入革命党的。他们一致认为：“吾浙实由秋瑾倡之，联合之，故组织颇为完善。”
于秋瑾个人而言，她或许是个不太成功的娜拉，她抗争过，妥协过，对抗过，却最终没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但是，对于全天下的“娜拉”来说，她又是成功的。正如郭沫若评价的那样：“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
尾声 美丽新世界
秋瑾牺牲之后，更多的“娜拉”走出家门，参与革命，和男性战友一起缔造了一个新的、公平的、有着充分尊重的世界。妇女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双手，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局中为自己赢得崇高的地位，赢得了本该属于她们的尊严。她们也凭借自己的成就，理直气壮地喊出“同工同酬”的主张。
秋瑾描述过自己心目中的美丽文明新世界：
女子经商或教习，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学尽婵娟……
而今，秋瑾的后辈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不仅在基层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还成为女科学家、女教授、女高管、女金融家、女航天员、女政治家……
不知道秋瑾如果能看到今天的种种，会不会想起当年她说过：
吾所持宗旨如此，异日女学大兴，数十年后，必能达吾目的。然不有倡之，谁与赓续也？
邓伟志：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
陈伯海：创造民族思想学术的“通用语”
曹沛霖：政治学要使人得到幸福
曹蓉｜画兔子的人
吴承学 | 回归“本土”立场的尝试
张宏敏 | 再寻黄绾：《中国哲学大辞典》的误笔
如果没有后来的平反，岳飞也会被后代史家编入《奸臣传》
王曾瑜：岳飞并不“愚忠”
冯天瑜 |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由先父冯永轩《藏墨》说开去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曹凌云 | 走访野夫故居
燕园草木 ·独行菜
尧育飞 | 何绍基日记里的永州风景梁捷 | 重看经济学者四十年前的研究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
《长安的荔枝》：马伯庸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徐文堪 | 略谈伊朗语文及波斯语在中国的传播
徐文堪：丹尼索瓦人及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刘绍铭 | 荒野的呐喊：夏志清的学术背景
与时代狭路相逢
周欣平：“赵元任档案”整理已近尾声
段世磊 | 日本现代性的悖论——以西谷启治为例
陆扬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
张纯如的南京
庭院银装围炉暖：四合院的冬春
“黑船来航”和日本追求自身足球的开始
梅松 | 秋尽江南草未凋——余绍宋摹《秋江别思图》事辑
学问之道，求博守约 | 蒋寅沙特石油时代的到来和工业化进程
王德峰 | 音乐让我们不孤独
默默崛起的“工业叙事”孙华娟 | 词人故事之孙光宪：青衣滩的漩涡
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最后的知识分子和第一代“思想”产业链费晟 | 作为“对跖点”的澳大利亚
李晓杰 | 胡适也未必注意到的明钞本《水经注》
沈卫荣 | 尼采更愿当教授还是上帝
首届上海社科青年望道论坛：学术的活力在于青年
申江自是繁华地
小雪：欲雪寻梅树，应节晚虹藏燕园草木 ·独行菜徐文堪 | 略谈伊朗语文及波斯语在中国的传播何佩群 | 欧姬芙的新墨西哥州荒野
胡鹏 | 苏轼母子读的《东汉史》是写本还是印本
燕园草木 · 大花野豌豆
中国神猴“孙悟空”在泰国
欧洲的乔叟，无罪的乔叟
燕园草木 · 盒子草
中国武艺岩画：以图证史
沈亚明 | 照片“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
李商隐的柳枝
格扎维埃·阿莱谈法国的中亚研究
投稿邮箱
wenhuixueren@139.com
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