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危机
当大量新资本涌入资本主义银行体系、追逐获利机会时，石油美元体系迅速成为又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机更为严重。
小银行和大银行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反映的不是美国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允许金融资本家（他们几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这种金融管理职责。因此，当大投资银行层出不穷地创造投机工具时，它们已经“太大而不能倒闭”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核心。
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动力的理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动力和其历史上一样，隐藏在表象之下。诚然，次贷危机只是个加速器，但也体现了因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政策抉择。有一些变化是资本主义政府能够掌控的，如撤销萧条时期制定的金融市场法令；但是另一些变化，如全球贸易和通信系统的迅猛发展，中印崛起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等，从历史的角度说，是超越国家政策控制的。
分清外因和内因，对于理解危机的发生原因、发生过程以及分析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理解危机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其一：危机的意识形态源头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危机管理工具；其二：全球体系内的非政府动力快速发展，严重削弱了单个国家政府遏制危机的能力。如同新自由主义诞生时受到了苛刻的审视，其管理工具也应受到严格检验，以确保这些管理工具的时效性。并且，当新的关系和动力在全球体系中产生时，在全球政治经济能否向更民主的、更社会主义的形式演变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危机替换策略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是次级抵押贷款泛滥的罪魁祸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行于1933年大萧条时期，旨在遏制不受监管的投机行为，因为当时的投机活动已使大萧条愈演愈烈、无法终止）。此外，人们认为该法案的撤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因为投资银行得以广泛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投机性投资领域。
但事实是，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心脏，成为开发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新方法的途径——即把集中在货币中心银行的大量资本重新循环起来、获得利润的新方法。
如果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派凯恩斯主义内在矛盾的回应，那么就要思考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改革如何在危机中诞生。当然改革的目的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大众利益服务，而是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
运用这种广义的、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和之后的次贷危机的扩大很可能是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先前政策调整导致的后果而采取的危机替换策略。在1971年美国放弃固定货币兑换率和美元黄金本位制之后，美国随即采取了相似的危机替换政策。越战期间，当美国国际债务不断累积导致危机出现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再愿意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奢靡行为提供补贴，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于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地位创造了石油美元体系，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国际银行业的利益、维护了美国在全球金融的控制地位。
但是，通过分析当前危机的成因、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当大量新资本涌入资本主义银行体系、追逐获利机会时，石油美元体系迅速成为又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而且此次危机更为严重。因此，这两种危机替换策略只不过起到了暂时缓和危机的效果，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又引发的新的矛盾和紧张，又需要新的危机替换策略出现。
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经济改革看成是危机替换策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的世界经济警察的地位。美国对体系的控制权是这个体系的核心矛盾之一，因为它建立在美国是永恒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最强国的假设之上。但同时，体系又以竞争性资本主义为中心构建全球政治经济，因此冲突是必然的，并且当其他国家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步时，冲突将会加剧。
货币循环和次级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是个严重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当前的危机不是一次普通的、由少数投机者的恶劣行为导致的衰退，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危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最有效率之处是制造并加剧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其最无效率之处是无法对社会需求和系统变革作出回应。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前、次贷危机发生的同时，货币像旋转木马似地持续流转。分析货币的循环方式将有助于理解，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对立决定的。
目前，资本主义理论和政治中存在着两极。一极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凯恩斯主义，坚持只要建立机构对基本经济功能（尤其是货币和市场准入权）进行监管，资本主义是可以被驯服的。另一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的废墟上萌发，满足了资本主义不断提高利润的需要。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两极之间的摇摆，但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基本矛盾，因此都无法战胜对方。一些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如苏珊·斯特兰奇，早就预见到了这些矛盾。在《赌场资本主义》中，苏珊·斯特兰奇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指出投机性投资导致的货币循环甚至在当时就开始编织投机的网络，直至导致目前的危机。
苏珊·斯特兰奇 《赌场资本主义》
次贷危机的根源往往被归结为：政府撤销了萧条时期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使投资银行有权进入并最终主导了房地产市场。但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本身就是20年来放松管制运动的产物（放松管制运动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议的、由金融资本家实施的、旨在增加获利机会的运动）。因此，很明显，危机的根源不是投机——投机只是导火索——而是旨在鼓励投机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式。货币循环导致投机狂热，投机狂热过后，货币循环才暴露出来。货币循环必须被看成是基础性的、系统性的现象，而不是系统内个别人的恶劣行为导致的后果。
如果次贷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历史学家似乎是这么认为的），那么21世纪初货币循环的动因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而且，货币循环与巨额资本（即体系内生成的利润）再循环的问题相关。这两个时期的主要区别是利润来源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利润来自美国货币中心银行里积聚的石油美元；21世纪初的巨额利润来自苏联解体后的狂热投机。后者与前者不同，后者的来源和影响更为全球性，并因新兴通信技术带来的全球经济变革而大大强化。
引人注目的是，虽然两次危机相隔约20年，但在危机的形成方式、危机对体系的危害、危机为将来危机埋下了隐患等方面非常相似。例如，在两次危机中，为了增加贷款方的利润，在正常抵押贷款程序中没有资格购买住房的借款方（在次贷危机中多为投资者）根据“特殊”条款获得了借款资格。此外，在两次危机中，都是借款方——而不是贷款方——承担了违约风险。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银行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两次危机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贷款规模和导致灾难的潜力。例如，近期用做次级抵押贷款的全球资本数量令人震惊，仅美国就一度达到12万亿美元，而在上一次危机中需要循环的过剩石油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仅为约1110亿美元。此外，在第一次危机中，冷战处于全盛时期，美国的势力与战后基本持平，这使美国可以轻易迫使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与之合作；但当前美国国力的明显下降限制了美国单方面制定全球政策议事日程的能力，使危机加剧。最后，在第一次危机发生时，政府普遍对本国经济有着很强的控制能力，美国也拥有强大的管理全球经济机构的能力，而2008年危机清楚表明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普遍下降。
从历史的角度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在帮助投资银行进入房地产领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房地产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几乎不受监管、牟取暴利的机会。这个过程的私有化只不过是一种危机替换策略，实施了这个政策，政府不必为之后的危机担责，同时政府作为银行和投机者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得到了维护。
银行的破产
货币如“旋转木马”般的循环方式及其后果也揭示了银行在危机中破产的原因。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完全由私人部门控制，来自企业、银行和财政部的代表行使理事的职责。这种制度意味着危机是由资本家管理的，而自我标榜为“民主”的美国国会对这些资本家没有什么控制力。
最后，危机的最坏结果是由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承担的。因此，并不是所有银行都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个别银行的倒闭只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部分缺陷。广义上讲，美国资本主义的缺陷体现了新自由主义重建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重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特点是支持金融资本、不支持工业资本）国家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后，经济势力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出现。美国对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美国经济和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是，这种金字塔结构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从长远角度看，削弱了美国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领导者的活力。
从危机发生时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投机性投资工具（如信贷违约交换[CDS]）的开发方式和运营方式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次级抵押贷款与美国货币中心银行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当人们只顾着批评这些工具时，他们忽略了美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不断增强的投机性。更确切地说，大多数分析家只限于批评政府的松懈管制、把矛头指向贪婪的投机者，却没有注意到投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母乳”。金融的多层次化意味着次级抵押贷款的高风险可以转嫁给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的投资者，风险最终被转移到毫不知情的公众身上。公众的退休基金缩水，国家财政受损，大笔税收被用于解救投资银行。今天，即使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被要求为这些奢侈行为买单时，也没有人出面解释用于“解救”银行和投机者的数万亿美元的具体去向。
还有一点需要理解：事实上只有中小型银行才可以真正破产。中小型银行破产后，其资产就会被大银行以极低价接收。因此，在2009年第三季度破产、倒闭、被兼并的140多家银行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地方企业、房屋所有人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要客户的小银行和/或地方银行。在那些货币中心银行和投资银行中，只有贝尔斯登公司在2008年3月被美联储强制性兼并到美国银行旗下；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雷曼兄弟，这个有158年历史的国际投资银行和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被迫在2008年9月破产。
小银行和大银行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反映的不是美国政府在金融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允许金融资本家（他们几乎不受政府控制）代行这种金融管理职责。因此，当大投资银行层出不穷地创造投机工具时，它们已经“太大而不能倒闭”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核心。
2008年银行业危机的遗留问题可以更好地诠释金融资本和政府职能的结合。例如，当人们开始讨论银行资产（包括次级抵押贷款）的标的价值时，危机就已经出现。根据美联储的规定，当对资产的价值存在怀疑时，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因为贷方不能评估新增贷款的风险，所以最后新增贷款降至为零。这种“信用恐慌”通过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银行体系及其借贷网络迅速扩散到全美国，然后是全世界。紧急出台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不可能对债权人（无论他们是私有房主、小公司，还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因为这个计划的焦点是缓解萦绕在美国银行周围的投机压力。再后来，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在宏观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力量稳定银行。政府以银行为中心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受害最深：失业、丧失房屋赎回权接踵而至；同时，社会保障网络缩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务，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选编自〔美〕比伦特·格卡伊 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载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0年7月号）。收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原文较长，分次连载：
第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和崩溃
汪曾祺 | 五味李文杰 | “落凤坡”的巴塘往事
谷曙光 | 倩魂销尽夕阳前——怀念名伶毕谷云、宋长荣先生
燕园草木 · 珍珠梅
中国“大熊猫外交”往事燕园草木 · 独行菜
这四个字取自《周易·明夷卦》，也是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 | 章念驰
燕园草木 · 毛泡桐
中古伊朗有哪些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
这些出圈作品，正以先锋探索重新定义中国动画
百年世界经济危机总览
华人劳工和昔日美国的铁路奇迹龚觅 | 关于“文学史”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学科在法国的诞生
张充和在呈贡
胡琦 | “二千年高文”的不断新生伍江 | 理解当代上海城市空间精、气、神的“密钥”
徐毅松 | 一片最普通的稻田，也是人类文明的载体
叙利亚的语言与文学土耳其国父的精神世界时代剧变中的秋瑾：娜拉出走以后
叶澜：做有生命气息和实践芳香的教育学
邓伟志：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
陈伯海：创造民族思想学术的“通用语”
曹沛霖：政治学要使人得到幸福
曹蓉｜画兔子的人
吴承学 | 回归“本土”立场的尝试
张宏敏 | 再寻黄绾：《中国哲学大辞典》的误笔
如果没有后来的平反，岳飞也会被后代史家编入《奸臣传》
王曾瑜：岳飞并不“愚忠”
冯天瑜 |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由先父冯永轩《藏墨》说开去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曹凌云 | 走访野夫故居
燕园草木 ·独行菜
尧育飞 | 何绍基日记里的永州风景梁捷 | 重看经济学者四十年前的研究
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
《长安的荔枝》：马伯庸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徐文堪 | 略谈伊朗语文及波斯语在中国的传播
徐文堪：丹尼索瓦人及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刘绍铭 | 荒野的呐喊：夏志清的学术背景
与时代狭路相逢
周欣平：“赵元任档案”整理已近尾声
段世磊 | 日本现代性的悖论——以西谷启治为例
陆扬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
张纯如的南京
庭院银装围炉暖：四合院的冬春
“黑船来航”和日本追求自身足球的开始
投稿邮箱
wenhuixueren@139.com
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