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石油美元”体系和2008年的崩盘
石油美元体制的建立再一次为美国提供了双重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 但是，石油美元经济也有着阴阳两极。美国在受益的同时，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成本被强行抬高，其中后殖民地国家受害最深。当1973-1975年衰退开始时，美国把衰退的影响转嫁到其他资本主义伙伴身上；1974年之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1973年到1993年：不稳定的“石油美元”体系
当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强势地位崩溃之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动荡时期，历经1971年的衰退、1973年到1975年的更深层次、更长周期的衰退，1979年到198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81年到1982年的严重衰退，1987年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恐慌，最后是1992年到1993年的又一次深层次衰退。
从1971年到1993年美国共经历9次所谓的“经济困扰”时期，而危机中间的年份是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不轻松的过渡。在此期间，为恢复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从未放弃将美元与另一种商品——石油——挂钩的努力。
这种“石油—美元”体系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矛盾——经济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把体系内的巨额利润和由巨额利润催生的大范围投机活动循环起来；政治矛盾是石油—美元体系把全球政治的焦点转移到了中东和其他石油产区。了解该体系在矛盾中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的危机。
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之后迅速着手重建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石油这种战略性工业原料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显现，因此石油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石油与黄金不同，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可能会使石油的价值进一步上升。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的石油禁运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发达经济体因无法获得大批量石油而陷入恐慌，石油的优势被生动地显现出来。但是，将美元与石油联系到一起需要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挥各自的外交艺术，因为当时沙特是石油禁运的领导者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主要石油供给者。当然，这种努力不是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
美国和沙特经由外交手段在1972年到1974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将石油销售与美元挂钩，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并最终正式成立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
从经济层面，协议规定欧佩克（OPEC）的石油销售只能用美元计价。这个规定人为制造了欧佩克石油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国主导了石油市场。自从签订这些协议，一直稳居世界石油生产国前列的沙特成了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在欧佩克内部享受特权，作为美国的代理人不受生产配额的约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沙特利用自己欧佩克“生产调节者”的地位，通过“管理”石油价格增加或减少石油生产、制造石油稀缺或过剩，以满足美国的利益。
根据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协议，石油美元经济的全球体系悄然建立起来，不仅为美元设定了最低价，也使美国得以再次操纵国际贸易、打击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石油美元事实上取代了1971年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保证了对美元的需求，并通过欧佩克的交易规则和实际操作把美元的价值与石油挂钩。
根据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从欧佩克或规模较小的石油生产商购买石油，但石油必须以美元定价，石油购买只能以美元进行。这样，美元成了必备的储备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恢复。美元的需求被人为地提高；油价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后开始上涨时，对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价值进一步上升，再一次为美国国内支出和军事支出提供了补贴。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因此继续攀升，最终又影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性。
石油美元体制的建立再一次为美国提供了双重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
但是，石油美元经济也有着阴阳两极。美国在受益的同时，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成本被强行抬高，其中后殖民地国家受害最深。当1973-1975年衰退开始时，美国把衰退的影响转嫁到其他资本主义伙伴身上；1974年之后，这些国家不得不再次承受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同样，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处心积虑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利用体系内累积的美元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1981-1982年的剧烈全球衰退（两者也与石油美元经济有关，再次导致全球银行体系中美元的堆积）演变成了全球危机。当石油出口国无法吸收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美元收入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存款银行开始到经济不发达国家寻找获利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危机中，美国未能利用其体系内的支配地位履行领导职责。美国的再一次失职使危机进一步加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没有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的社会投资，却选择了利用过剩的石油美元促销美国国库券。美国国内利率因此走低，成了对美国经济的另一种补贴，但同时美国在财政投资上越来越依赖外国投资者。
这种做法类似于通过投机人为提高物价，从长期来看来得不偿失。最终，通货膨胀爆发，人们对美元的预期价值下降，对美元的需求开始下降，导致美国国内利率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银行中越积越多的石油美元，存款银行不得不互相争夺着投资新渠道，导致更多的过剩石油美元被投放到发展中国家中。基本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扬在这些国家形成了通货膨胀螺旋。
但和以往一样，大量资本流入银行业掩盖了深层次的金融问题，人们忽视了危险。就银行而言，银行通过贷款获得暴利，没有罢手的动机；就政府而言，尽管政府最终要为经济负责，但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制造繁荣假象，因此也没有自我批判、彻查体系的愿望。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游戏应该结束了；当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保护美元而大幅提高利率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深度衰退之中。
石油美元危机本来有可能拖垮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国的新冷战战略——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巨额军事支出起到了一些平衡作用。该计划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出，目的是通过美国的巨额军事支出拖垮苏联。这种战略确实暂时地吸纳了过剩的石油美元，但也在美国引发了以商用和民用房地产投机为主的投机潮。尽管这次投机潮远不及目前的投机泡沫严重，但房地产价格暴跌是大萧条之后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创造了美国股价单日跌幅最大的纪录。如果说在此前的经济萧条中，民众仍然对经济抱有信心，此时，民众的信心已被动摇。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危机频发，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继续运转，似乎世界经济结构没发生任何改变。更确切地说，不时发生的体系改革只是针对体系中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意在解决潜在的体系性的问题，如美国淡出全球经济势力中心过程中的再次平衡问题。1991年，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机遇，使其可以通过体系的全球化和重要职能私有化来规避这些根本性变化带来的冲击。
1993年至今：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199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向全球化和私有化。苏联垮台，新自由主义崛起并受宠于美英资本主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的时代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因为当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个对等的体系解散之后，其前成员国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别无选择。在新的获利机会出现的同时，美英开始沦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新自由主义源起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保守经济理论家的论著，后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英政治经济的主要组织的理论，其主要的理论诉求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能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自由主义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制度主义和政府调控，推崇自由市场，主张将自由市场置于私有企业的管理之下。但新自由主义破坏了公民和政府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即政府应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并使经济权利集中在私人资本家手中。
20世纪90年代早期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开启了大门，但与此同时，曾帮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安然度过多次危机的重要安全阀门消失了：从1949年到1991年，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的生产过剩提供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市场，从而部分地缓冲了资本主义危机。
同时，当美国及其布雷顿森林体系盟国推行冷战战略、禁锢思想交流、为军国主义及其在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干预行动辩护时，社会主义市场也起到了制衡的作用。一旦这个安全网络和制约力量消失，两极世界带来的舒适平衡感也随之消失。
1991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频繁暴露于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之下，如资本主义的投机倾向、生产过剩倾向、过分依赖于美国的领导、无视不当经济政策和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等。
20世纪9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重建中的作用更加显著。1991年之前，美国拥有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制度性力量；1991年之后，美国又拥有了在世界范围内劝导公众和私人机构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说服力。因此，当美国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制定的限制银行投机性投资的法案），而代之以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所谓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时，美国已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引进了赌场资本主义。此后，赌场资本主义搅动了全球经济，推动了巨额资本集中和资本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的流动、推动投机资金向国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转移，促进了一系列的新的、便捷的投机性投资工具的开发。
全球经济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结局必定悲惨。早在1987年美国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时，新自由主义的破坏能力已初见端倪。之后，借着因特网渐增的影响力和全球通信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破坏力更加巨大，其倡导的不加管制的货币交易迅速波及全球银行体系。首先制造了亚洲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不得不疯狂耗资数十亿美元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紧急援助，随后导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1999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再一次证明不加管制的投机行为是多么危险。
过去十五年来，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失误使投资行为变成投机行为，投机性债务的金字塔出现，全球账面资本从相对适度的70万亿美元膨胀到90年代末的700万亿之巨。更为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政府无力从债务中自拔。因此，资本主义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抑制资本主义过剩，而是袖手旁观，鼓励更大规模的投机，最终出现了2008年的崩盘。
选编自〔美〕比伦特·格卡伊 达雷尔·惠特曼《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演变三个阶段和全球经济危机》（载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0年7月号）。收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原文较长，分次连载：
第一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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