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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 | 白居易的两大代表作

文汇学人 2024-01-09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在《与元九书》里说,自己看重的是前两类,后两类都不重要,将来编诗成集“略之可也”,但是后来他自己编定集子的时候,这两类并没有删去,其中杂律诗的数量还非常之多。


在最后编定并且流传至今的的七十一卷本《白氏长庆集》里,感伤诗凡四卷(卷九至卷十二),大部分是五言古诗,五言以外的一卷(卷十二)为“歌行曲引杂言,凡二十九首”,其代表作《长恨歌》与《琵琶引》(后来习惯称为《琵琶行》)就都收在这里。兵不在多而在精,文学作品尤其是如此。即使白居易只有这两首七言歌行,他也足以被称为一流的大诗人。



“一篇《长恨》有风情”(《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长恨歌》写的是唐明皇(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前面繁花似锦,如火如荼,后面一个惨死,一个内伤严重,但彼此的感情始终未变。这实在是文学作品的上好题材,一千多年以后,鲁迅还曾经打算以杨贵妃为主角写一部剧本,虽然后来没有动手,而其心思则已分明可见。据说鲁迅的构思命意,同《长恨歌》非常不同,如果写出来一定是很好看的。


热烈的爱情固然很好,但玄宗身份特别,身系一国的兴衰安危,因为他被“风情”弄昏了头,很快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战火蔓延,首都沦陷,盛唐的大好局面一去不再复返。到白居易生活的时代,玄宗留下的教训仍在,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等讽谕诗中也曾提到;但是在《长恨歌》里,玄宗政治上的失误被大大淡化了,在这里只保留了大的历史框架,而早已变成昏君的玄宗则呈现为一位多情种子。大乱结束后他复回长安,心中充满了哀伤:“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于是请道士施行法术,让他去寻找前已惨死之贵妃的踪迹,后来他终于在神仙们的住处找到,贵妃托他把当年表达爱情之信物的一半带给玄宗,还深情地回忆起,他们曾经在长生殿里深情地发誓道: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生死不渝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长恨歌》的主题是爱情而非政治。这样写并不符合玄宗的实际,白居易的本意也不在写出本朝历史上的真实,只不过是在借玄宗与贵妃为主人公来写爱情,歌颂真挚热烈的美好爱情足以感天动地,超越生死。


《长恨歌》完成后,陈鸿为作《长恨歌传》,文末说白居易的诗“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无非是把诗的主题归结到传统的“女祸误国论”上去,并不符合白诗的实际。当然,这些话也很可能是陈鸿施放的烟幕弹,目的是防止正统派人士来找《长恨歌》的麻烦。在叙事体爱情诗严重不足的中国古代,《长恨歌》具有无可取代的崇高地位。


《长恨歌》不仅当年流行甚广,后来亦复传诵不衰,而且不断引起作家们据此进行再创作的激情,元朝人白朴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朝人洪升有《长生殿》,都是戏剧上的名著。据知情人回忆,鲁迅在1921年左右计划写一部三幕历史剧《杨贵妃》,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如第三幕是“雨霖铃”。后来这个设想改变,不写历史剧而写长篇历史小说,其构思鲁迅曾向几位友人谈起过,他们都觉得极妙。为了写《杨贵妃》,鲁迅“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著作》),并于1924年夏天亲自到陕西去考察,但后来终于没有动手。

像《长恨歌》这样在长时段里能有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反应的诗篇,是相当罕见的。



《琵琶行》的主人公也是一男一女,但情况完全不同了:男生是刚刚被贬官的诗人自己,女生则是从京城出来的已经嫁为商人妇的前艺妓。彼此一见如故,同病相怜,因为他们现在都陷入了“天涯沦落”的可悲境地。


当官最好的地方是首都,表演艺术最好的舞台也在首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白居易与女性琵琶演奏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先前在首都都曾经很得意,琵琶女自称:“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可惜好景不常,后来的遭遇就很令人感伤了:“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诗人白居易前后的落差也大抵类似,但是如果他也来大谈自己的不幸,未免容易露出小家子气,有失身份了,所以他只是简略地说: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贬谪的详情一概不谈。地位忽然下降,命运虽然不济,身段还是要讲究的,尽管诗人白居易的感伤正不下于弹琵琶的商人妇,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谁也没有流下这么多这么可观的眼泪啊。白居易在著名的《与元九书》里分析过自己从清要的京官被贬到江州来充当司马的原因,表达过强烈的愤慨,但这些在写诗的时候一概不必提起,只须说起自己大流其泪就足够了。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参见顾农《江州贬官与白居易的人生转变——纪念白居易诞生1250周年重读<与元九书>》,《中华读书报》2022年4月13日第5版《瞭望》),《琵琶行》则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此后他的诗作数量虽多,但再也没有做出超越性的贡献。


白居易的其他感伤诗虽然未能达到《长恨歌》与《琵琶行》的水准,但仍然多有深堪玩味之作,例如《夜闻歌者》,此诗记叙诗人贬官江州途中经过鄂州(今湖北武昌)时的见闻,诗云:


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
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
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
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这位歌者不知为何许人,其船泊于江中,独自一人,半夜高歌,看样子很像是歌妓一类人物,这种人容易走红得意,也容易潦倒失意,其苦处多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这首诗可以说是《琵琶行》的先声。这里的歌者年纪甚轻,不肯同生人多说什么,而《琵琶行》里的女主角则已人到中年,多经历练,成熟得多了。


诗人白居易一再经历这种同女艺人邂逅于江上的奇遇,这分明是向他投送诗料啊。


再看一首朦胧而简短的《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很有点像是一首词。其中没有说破所写的是什么,看样子是描绘诗人的梦中情人;虽然不是花却像花一样鲜艳美丽,虽然不是雾却像雾一样朦胧飘忽。来的时间很短,离去以后则无处寻觅。这样的内容同传统的道德规范不合,于是只好这样含糊其词了。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还有些篇什虽然诗意不算多,却颇有史料价值,例如关于王质夫的几首诗就是如此。王质夫并非名人,但他乃是《长恨歌》的催生婆,陈鸿《长恨歌传》文末载: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


仙游寺之游过程中王质夫的建议促成了《长恨歌》的问世,意义可以说相当重大。白居易同王质夫有关的诗凡十余首,在感伤诗部分就有:《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寄王质夫》、《哭王质夫》。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元和元年(806)他们同游仙游寺时,王质夫就家住盩厔仙游山,其人潇洒散淡,本无意于功名富贵,后来一度到边疆的军府去效力,不知何故竟匆匆去世了。


文学史上的主角是作家,以及批评家、理论家、文学官员、编辑家、出版家,还有些同他们有关的人,更有广大的读者。把这些都尽可能弄明白,文学史的全景才能进一步看清楚。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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