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 ｜ 绍兴师爷与那一方水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说，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地方文化。绍兴师爷就是在绍兴那一方水土上形成的文化人群。
师爷是什么职业？师爷也称幕僚，历史时期，朝廷上的官员到地方就任，大约三四年一迁，初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为了便于管理，必须找一些熟悉地方及衙门事务的帮手，师爷就是辅助各级官员处理政务的参谋。当然，官员雇佣师爷是有条件的，官府中涉及文书、刑名、钱粮等各类事务，师爷不仅需要饱读经书，有良好的文化功底，还要有灵活的头脑与处事能力，这样的幕僚只能来自读书人。
读书人，是以往对于读书求仕、致力科考的儒生的称呼。既然师爷的出身多来自这样一个社会层面，就有必要讲讲科举考试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于隋代，后世论及科举多有微词，其实若将科举制度放在历史舞台上进行考量，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隋代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国家的选官制度为世卿世禄制，从曹魏时期起实行“九品中正制”，依人才的家世、品行、才能定出九个等级，并根据等级对应授官。这一选官制度出台不久，家世几乎成为唯一的标准，于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说，祖上高官，子孙依旧高官。那是一个讲究出身的时代，大量有才之士因家世不高，被排除在国家管理层之外。科举考试的进步，在于朝廷不再看重考生的出身，只要家世清白，非娼、优、隶、皂、工商，都有资格参加，于是大量平民子弟通过科考，进入国家政治系统之中。科举考试为国家举擢了大量人才。历史上，白居易、范仲淹、文天祥、林则徐等都是在科考中脱颖而出的国家重臣。
那么，科举考试与师爷有什么关系？这就要说说科举考试的过程了。自隋代科举考试出现后，考试过程与规则不断发生变化，至明清发展为四个层级：首先通过县、府考试，获得童生资格；童生参加由县、府学政主持的考试，获得秀才资格；秀才有资格前往省里举办的乡试，此次成功者为举人；有了举人身份便可以去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成功者继续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一系列考试过程，只有殿试只定名次，不再淘汰，其他阶段都会淘汰一些考生，其中又属乡试、会试淘汰率最高。
乡试、会试两个阶段，各省都存在名额限制。参见《明史》，明初规定：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各二十人。《大清会典则例》规定，清初各省乡试名额为：顺天府168 名，江南163 名，浙江107 名，湖广106 名，江西113 名，福建105 名，河南94 名，山东90 名，广东86 名，广西60 名，四川84 名，山西79 名，陕西79 名，云南54 名，贵州40 名。进入会试，同样存在对于各地的名额限制，明代会试采用南北中卷方案，南卷用于应天府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用于顺天府、山东、陕西、河南、山西，中卷用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最初规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 名，中卷取10 名。
名额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谈到的师爷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高考，有一点我们都熟悉，一个省若经济排在全国前列，那一定是高考大省，科考时代更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只有地区经济发展好，每个家庭或家族才有可能供子弟专心读书，相对而言，经济发达地区不仅读书人多，且不乏饱学之辈，同样的考题，自然最后的成功者也多。凭实力赢得功名，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生的前程，对于朝廷而言，究竟是哪个读书人成为成功者，其实无所谓，但是若大多数拥有功名的读书人都出自一地，结果就不一样了，官员多来自一地，不仅容易形成乡党，而且国家政治也会失去地区平衡。为了避免出现如此的结果，从乡试就开始规定录取名额。乡试一轮考过之后，各省举人进京赶考，从数量看貌似平衡，但会试一轮高手仍然多在经济发达各省，由此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不平衡，于是会试也依举人的家乡划分为出南卷、北卷，并限制各卷录取名额，以达到平衡。科举考试，经过乡试、会试两轮限制名额的选拔，最终被淘汰的读书人自然多出自经济发达之省。在全国，哪里经济最发达？当然是江浙等地，自宋代起，中国的经济重心即转移至江南，既然这里是全国GDP 最高的地方，也是文人辈出之地。由于朝廷限制各省乡试、会试名额，江浙等地便成为落第文人最集中的地区。
落第文人能干什么？他们几乎自幼读书，既不会种田，也不会经商，日后的出路只能在读书上找，于是师爷这个职业就出现了。
明清两代是师爷这一职业最盛的时代，各地均有落第读书人，师爷自然成了一种职业选择。一类职业往往又会形成有序传承，一旦有人成功，后人自会跟从，因而浙江绍兴一带以师爷为职业竟成传统，甚至留下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绍兴府地处钱塘江下游，下属八县，县县出师爷。绍兴师爷不仅服务于自己家乡，也几乎遍及全国各大衙门，师爷这一职业在落第文人中盛行，并逐渐形成具有地域性的文人集团。生活在清乾嘉时期的汪辉祖被视作绍兴师爷的鼻祖，也是绍兴师爷的代表，家乡就在绍兴府萧山县，留下的著作《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都涉及师爷业绩。
官员为什么需要师爷？因为那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对于治理地方并无经验，急需参谋。江南一带那些饱读经书的读书人落第之后，有人开始转型，致力于刑名、钱粮等儒家经典之外的国家法典研究，成为官员的有力助手。根据衙门的级别、事务的繁杂程度不同，师爷的职责也有区别。县衙门事少，更高的府、州、省一级布政使司，以及巡抚、总督衙门事务繁杂，师爷的职能也可分为刑名、钱粮、书启等。其中刑名师爷熟悉朝廷法律以及各类旧案，主要负责处理官司、案件；钱粮师爷精通国家税收与理财，主要负责钱粮赋税；书启师爷善于官衙文书辞章，专门替幕主起草各类文件、信函。刑名、钱粮，自然不是科考出身的官员熟悉的业务，文书呢，看似是凭借文章赢得科考的官员的强项，但八股文与朝廷文书还是有很多不同。传说，当年曾国藩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屡吃败仗，曾三次因战败而跳江，后被救，为此上奏朝廷的奏章中提到自己“屡战屡败”。曾国藩是地道的进士出身，这奏章拿给师爷看，师爷认为通篇尚佳，唯独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不悖事实，但语气全变了，使他从一个败兵之将变为不屈不挠的勇士。果然，奏章送到朝廷，曾国藩不但没有受责，而且还获得了重用。
师爷成为绍兴代表性的人文集团，且凭借自己的才能、聪慧而成就业绩。正是如此，绍兴师爷留下的传说既神奇又生动，我们不妨来讲讲当年师爷的故事。
据说，康熙年间，皇帝派某钦差来到浙江巡视，考察官员。没承想该钦差就是个贪官，到绍兴府后，得知府下辖县会稽县知县竟然没有宴请送礼，十分恼恨，回京后就以会稽知县在祭祀大禹的大典上东张西望、大有犯上之心为由，向康熙帝告了御状。康熙帝当即下旨，令绍兴府查核此案。这事让绍兴知府十分为难，查，明知是冤；不查，又得罪了钦差。见此情形，师爷为知府出了个主意，于是知府上奏朝廷因由，奏章中是这样写的：祭祀大禹，按例站班，位在前列，岂敢后顾。意思很清楚，知府比知县职位高，自当站在前面，祭祀大禹，不敢回首，自然也不知后面的情景。皇上一看，马上明白会稽知县是被冤枉的，钦差职位最高，所站之位在前面，怎会知道后面的官员东张西望，显然钦差是在诬陷。那位钦差的结果不用说也能想到，正是害人不成反害己。
关于师爷，绍兴当地还有这样的传说。乾隆年间，浙江沿海一带发现大量“宽永”铜钱，官府发现以后马上定为大案，显然，“宽永”不是本朝所铸之钱，既然不是本朝，又出现于本地，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有人谋反，并设立年号，铸造铜钱。官府为了破案，广设冤狱。一位学识广博的师爷看了那枚铜钱，告诉官府，这钱不是大清的，而是日本钱，与谋反无关。日本钱之所以出现在沿海，或是日本商船遇风浪，船破货毁，飘落到沿海各处，或是商家带入浙江。于是，一场不存在的冤案被破解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被列为晚清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浙江省余杭县，案件起于小白菜丈夫猝死之事。浙江上下，从县、府州到省，各级官员上下联手，将杨乃武与小白菜定为真凶。杨乃武备受酷刑，在浙江当地不能澄冤，决定到北京告御状。当地留下这样一个传说，杨乃武的状纸中原有“江南无日月，神州无青天”之词。杨乃武本是举人出身，文章独出机杼。但状纸经一位师爷看过，改动了一个字，改后为“江南无日月，神洲有青天”，从“无”到“有”，立意完全不同了。果然，状纸落到慈禧太后那里，老佛爷极为受用，下令严查，最后浙江涉及此案的各级官员顶子都落了地。当然，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浙江官员几乎都来自湘军，浙江各界很是不满，将案情递送《申报》连续登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朝廷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湘军的骄兵悍将，最终一场冤案得以澄清。
师爷，属于官员私人雇员，服务于官员的同时，投缘十分重要，若是官员与幕僚之间常常意见相左，自然无法相处。因此绍兴师爷中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合则留，不和则去。明智而有个性的师爷，不会因几个幕酬而委屈自己，言不听，计不从，自然潇洒转身飘然而去。
绍兴，是一处人才辈出的地方，如秋瑾、鲁迅……只是师爷不是一人一姓，而是一个文化人群。清朝末年，随着学习西方法律的一批学子进入政界，师爷的历史任务结束了，从此这一地域文化人群淡出历史，身影渐行渐远，只留下许多神奇的传说。
（摘选自韩茂莉《大地中国》，文汇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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