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党媒的情缘|从农民到高级记者

Original 严元俭传媒评论 2023-03-14

全文共319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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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传媒评论》杂志社联合举办“我与党媒的情缘”专题征文活动。从本期开始，编辑部择优选登部分来稿，共叙广大新闻工作者与党媒同进取、齐奋斗、共成长的亲闻亲历和感人故事。

严元俭，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浙江江山人。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新闻学步, 起始于业余的生产队报道员。曾任江山县广播站“招聘记者”、县委报道组组长、浙江日报衢州分社社长。稿件曾被编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材及《人民日报》新闻培训中心辅导材料。读者称他为“最接地气的记者”。

我12岁因贫失学当樵夫，14岁下地干活做社员。劳作归来，学着各级各类党媒开始写稿投稿，从生产队的“泥脚杆报道员”起始，一步步走成了绰号叫做“农民”的高级记者。回顾这一历程，几个字跳出我心田：我爱党媒长为民，党媒爱我土清香。

一粒土的清香，发自古老而鲜活的大地。

余香还在。

1970年春，我饿着肚子，把生产队里选育秧人的事写了篇小通讯。那时节，许多人还没有摆脱饥饿的纠缠。“秧好半年稻，稻丰碗有米”。春耕备耕时，最疏忽不得的就是育秧呀！农民这一心声，在《选育秧人》里表达了，经编辑修改，在《浙江日报》登了出来。这是我与党报的第一次亲密结缘。

第二次亲密结缘是在1974年。那时，我是大队团支部学习委员，拉几个青年建了个学理论小组。组员们每五天来我家一晚，联系本地的实际学理论，学了理论试着去解眼前的难题。这年春夏，我们田头活儿忙又忙，上级却要我们做批林批孔的小老虎。大批判会场里长不出好庄稼呀，我们耍虎威的主要舞台不是会场是田间！我们学理论指导实践，不仅带头干农活，而且尽心协助队长搞生产。这事被驻队干部上报，先是县里派人来调查，最后是国务院派人来调查，每次调查都得到肯定和激励。县委报道组来采访，在《浙江日报》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了我们学理论小组的事情。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我与党媒的缘分就难解难分了。

1979年，大桥公社文三里大队瓦窑生产队悄悄地把山上的旱地分地到户种饲料粮，猪养多了，提前完成了国家派购任务。我是县广播站的“土记者”，采写的这条消息一播出，全县许多生产队要学瓦窑队的样，大桥公社更是掀起了分地热潮。改革前，分地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分批判谁，谁允许分谁就是“走资派”。当时上级还没有颁发允许分地到户的任何文件，公社书记慌了，在他主持的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上大声宣示：“瓦窑队分地到户是严元俭造谣，大家不要信，要刹住分地到户歪风，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阳关道。”可喜的是，假的遮不住真的，口水敌不过党媒，没过多久，这位书记也融入改革大潮，走上了真正的阳关道。

1981年的一天，我见乡亲们只往自留地里送猪粪鸡粪等家肥，奇了，问缘由。原来，粮田只包一年或一熟，乡亲们怕田种肥了换主人。仅仅种了一年，有的黑土就变成了黄土。当时，我若出头呼吁联产要长联，有当“姓资的小小吹鼓手”的风险。如果大家看见黑土变黄不作声，那大包干就有夭折的风险。两险相较谁先避？我选择后者，连夜写信向各级党媒反映实情。1981年11月5日，《中国农民报》在第2版登了我的信：“联产计酬不宜于一次只联一年或只联一熟，应该一定几年，较长时间不变。”在大报上公开表态联产要长联，这是中国第一声。1984年初，中央把延长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一号文件。这之后中国农民报社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通讯员会议，要我上台讲讲写出这篇“长效信”的体会，我的发言稿被刊登在1985年第7期《农村新闻天地》（该报社办的通讯员刊物）上。

1981年是我的喜悦年。狮峰大队发海家，一间夫妻卧室要睡七人，造屋梦做了许多年，但改革前连肚子也填不饱，哪有余力造新屋！队里实施生产责任制后，他粮够吃，钱增收，圆了造房梦。诗坊大队宅前自然村老戴，改革前逃荒到了福建，人称“离乡鸟”。听说家乡搞了生产责任制后家家有饭吃，有酒喝，有大肥猪出栏，他喜悔交加，“飞”回了宅前村。反映这一变化的两篇小通讯寄出，《浙江日报》都登在一版显眼位置，乐得我与同事干了三杯酒。年中金华地区评选好新闻，我的《“老倒挂”变成“找归户”》《穷大嫂穿上新涤卡》入选。年底省里评选好新闻，我的《山区农民的笑声》榜上有名。这一年是乡亲们的喜悦年，我从年初到年尾报喜百余篇，这喜那喜不间断。这一年，我笔随着民意转，写出了一个艳阳天，写出了三中全会是喜之源。

在这之后，我写江山教育改革办农技校，上了浙报头版头条。我采访包厂搞改革的典型何清源，不仅上了浙报头版头条，上了《经济日报》，还与鲁冠球、步鑫生一起，受邀进京参加企业改革座谈会。

我与《人民日报》有缘。

1985年秋，《人民日报》记者江世杰到江山调查一个人才流动案，县委办公室叫我这个报道员当“陪查”。一天晚上，江记者到我办公室谈工作，看到了放在案头的见报稿剪贴本，顺便翻翻说：“稿子质量还不错。”江记者在江山调查了几天，我们没请吃，没送礼，也没邀他游景点。他回京没多久，却打来电话，问我到《人民日报》学习去不去？到中国第一报“充电”，我求之不得，经领导同意，就去了。去了才发现，学生只我一人，学编稿。两个月里，我编的一些稿子，还有四则署我名的小言论，经部里的老编辑修改后都见了报。在学习之前，我有几篇稿子在《人民日报》登出，是农村部编的。此刻有缘相会，我马上打听谁是编我稿的“恩人”。哪知编辑们都不认账，只笑笑。一位姓黄的老编辑说：“你别问这个了。要感恩，你得感党报的恩，得感好时代的恩，得感你自己的恩。”前两个感恩好理解，后一个感恩怎么说？他解释：你稿子写好了，不管哪个编辑都愿意编；你稿子写不好，谁愿意编破稿子呢？事后得知，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有4个进人名额，组织部门让他们自己物色。农村部想调我，让我来学习，便于他们在实干中考察我。与农村部的老师们相处的时间虽短，但他们的高风亮节成了我终生的学习楷模。

我在《人民日报》发了些稿子。陆陆续续发的12篇凡人新事，其中有5篇上了一版。二版头条配言论的稿子刊登了好几篇，对全国都有些影响。

我与《浙江日报》更有缘。

1985年秋，原金华地区分为金华衢州两个地级市。1986年4月，浙报要在衢州市设记者站，派人到江山，一边做我的工作，一边做江山领导的工作。最终，我没去北京，到了衢州。

到衢州不久，碰上当地国有食品站与外地收猪客打价格战，外地客商被挤走后，食品站却食言不肯提价了，引来一片骂声。“收猪战”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登出，堂堂国企搞了洋洋数千言的所谓“收猪战真相”，说我写的是“假新闻”，盖上一级级的大印，寄往各报。报社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得再到一户户农民家中拿证据。两家报社接到按满指印的证据后，用我们的稿更放心了。

这一年，我发现衢州百货大楼是国有商企的改革典型，采写的通讯在本报登出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用整个头版刊登，引得不少省市派人来“衢百”考察。

早在1987年9月13日，倡导生态建设的《新鲜空气重回莲塘村》就上了浙报一版。

1992年初，浙江柑橘遭受严重冻灾。如何救灾？我日思夜想，想到用“高枝嫁接”化危为机，但心中不踏实，连忙去请教柑橘专家。得到肯定后，我发出独家新闻《橘树冻伤莫丧气优化品质是良机》，对全省橘区重振雄风起了作用……

在记者站的25年里，我是浙报一双脚，天天在路上，时时接地气，步步溅泥香。

退休之后，新香又起。

2011年，我的诗集《心迹》出版，被读者称为“赵树理的小说严元俭的诗”。出版社销了又印，连印了八次，《光明日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等党媒分别作了报道。去年，我的诗自传《我的时代我的风》由浙江新闻客户端衢州频道、浙报融媒体连载90天，新浪网、《潇湘晨报》全程转载。读者点赞多多，有位衢州读者称这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诗”，有位杭州读者说我诗“土得掉渣，真得深刻，琅琅上口，深入人心”。

党媒是党和人民的媒体。人民是大地，党媒是大地的喉舌，我是大地一粒土，党媒爱我土清香。新香续缘，此生有幸。

原创：严元俭浙江日报衢州分社原社长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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