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网络传播现象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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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由于疫情发展的迅猛态势，人们对疫情信息的迫切需求和怀疑焦虑的心理，使得各类谣言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本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背景下，对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圈子化传播、现场感营造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主要特点。进而以疫情中谣言的个案传播现象进行数据追踪分析，归纳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并综合以上研究提出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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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生成动因和网络传播特点

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传播的动因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疫情之初大众对疾病的知识匮乏，在民众心中引发担忧，使得与之相关的信息天然具备了较强的话题性和关注度；而由于宅家，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基本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官方渠道提供的信息量、及时性与民众这一时期的需求不协调，使得民众关注疫情时的恐慌心理、宣泄心理骤增，对于疫情相关信息也就有了更焦虑和迫切的追求；而人们被压抑且无法被满足和释放的情绪将会影响他们的个人行为，导致其自主性减弱，从众心理变强，也变得更容易盲目认同未经核实的信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信作为普及率最高的社交媒体，也毫无悬念地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渠道，微信群这样圈层化的社交网络结构，助长了谣言的快速扩散和在不同圈层中的传播。

一般而言，同一圈子的群体更容易对同一话题产生相同的认知，在讨论中相互获得观念上的认同感。随着交往的深入，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引入公共话题进行讨论。对于公共话题的不同意见使得圈子内的交流更加频繁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实信息在一定人际范围内的传播。另一方面，圈子内部的人际关系多属于强关系，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使得个体在心理上缺乏对信息的警惕性，容易将信息事实的真实性与信息提供对象的可靠程度相混淆，从而轻信谣言。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反之信息闭塞、渠道堵塞是谣言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当下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并做出决策。当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接触到事件真相、信息传播渠道闭塞时，人们出于对信息缺乏的恐慌，就会轻信谣言，相互流传，以缓解自己的不安情绪，同时表达自己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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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传播路径案例分析

1.主流媒体失范引发的谣言

2020年3月21日凌晨，西班牙《每日体育报》称中国球员武磊确诊感染新冠病毒。3月25日晚7时52分，红星新闻在微博发布消息称当晚7点40分，最早爆出武磊感染新冠病毒的西班牙科贝电台记者托马斯·古斯彻向红星新闻独家传来喜讯——武磊今天再次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已经呈阴性。武磊获得了医学解除通知，已经开始俱乐部规定的康复之后的15天隔离期。该报道在发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得到了各路媒体及民众在微信、微博等平台的大量转发，网民纷纷评论留言，表达对武磊的祝福，希望他早日回到球场。

3月25日23时38分，武磊官方微博发布辟谣声明，表示关于武磊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消息均为谣言，武磊本人目前情况良好，但仍处于隔离治疗状态，尚未做再次检测。辟谣消息一发出，就激起了广大网民对传播谣言的媒体，特别是对其中官方大V媒体的愤怒，纷纷指责新闻媒体不负责任。自此，“武磊事件”告一段落。

“武磊事件”中的谣言形成与谣言传播和个别主流媒体失职关系密切。红星新闻在得到外国媒体提供的信息时，没有对信息进行全面细致的核实；其他主流媒体在转载红星新闻的报道时，也并未核实新闻的真实性，造成了把关缺位。专业媒体、官媒、互联网监管部门都属于信息的守门人，需要肩负起仔细求证消息真伪的职责，强化传播责任，否则会造成虚假新闻泛滥、媒体公信力缺失的后果。

2.释码者失误引发的谣言

2020年4月14日，澎湃新闻在官方微信上报道了一篇刊登在《新发传染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办）上、由武汉医务人员撰写的论文。澎湃新闻报道发出后，多家知名媒体和多家自媒体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纷纷跟进报道此条消息，谣言的阅读量和讨论量在4月15日达到巅峰。

2020年4月17日，腾讯官方辟谣平台“较真”发布了辟谣文章，进行了系统的信息梳理及辟谣——澎湃新闻方误读了原论文中“医务人员的鞋底携带病毒”和“特定环境下病毒传播4米”的观点，错将“携带”当“传播”，将“传播4米”归为普适性结论。各家媒体的报道中错把建议鞋底消毒的对象“医护人员”解读为“所有人”。官方辟谣信息的发布及时扼住了谣言的进一步扩散，谣言快速衰微。

传播者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充当了释码者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对所收到的讯息进行译码以理解其意义，在发出讯息前进行一定的编码以产生意义。在此次谣言事件中，澎湃新闻作为主流媒体，在报道发布前没有做到正确的释码及再次编码，即缺乏对消息来源更为全面、细致的核实，误释了“携带”一词的含义，造成了前期的把关缺失。而更多的自媒体缺失基本的媒介素养，在未经核实就搬运消息的情况下，还误估了建议对象的范围，导致了信息的“再”误传。在谣言治理中，主流媒体等传播者作为消息的重要发声渠道需明确自身在信息舆论场的专业能力和引导能力，以免因信息传播的变形，而导致媒体公信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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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的危害

网络谣言危害极大，其传播往往利用了公众获知信息的多元性与片面性，以相关人士或专家身份散布不实信息，所以往往带有很强的迷惑性，让人难以分辨事情的真假。

1.破坏社会稳定，扰乱公共秩序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肆传播的谣言大多以疫区消息、政府决策和防疫知识为主。而在艰辛的抗疫过程中，任何不实的消息都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舆论浪潮，2020年1月24日，一条宣称“武汉新冠患者尸体无人处理”的微博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心惶惶，网民在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发帖质疑视频细节，也有人信以为真，甚至开始怀疑政府对疫情的处理和把控能力。短短几天内，该网友的微博粉丝数暴增，这则谣言在网络上的关注度火速攀升。即便这条信息很快被辟谣，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消除的。一条信口编造的谣言，引发了数十万网民的关注和讨论，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还扰乱了公共秩序。

2.危害公众身心健康

疫情期间，网络上经常流传各种防疫知识，但大多数未经过科学验证，并不具有可信性。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恐慌情绪蔓延，加之普通民众对医学知识掌握甚少，此类谣言开始在网络上蔓延。江苏一患者就由于轻信“双黄连口服液能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不实信息，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导致病情加重。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严峻的社会形势和大量的负面信息还容易导致公众产生恐惧、焦虑、疑病等心理反应。对疫情和自我健康情况的过度关注是导致公众心理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其次，社会不稳定时期，各方面发展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加剧，导致一部分人很难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合理、准确的判断。如此一来，难免在心理上产生焦躁不安的情绪，进而衍生出抱怨、攻击等消极行为。

3.削弱政府、权威媒体的公信力

如果谣言没有被及时控制，传播范围逐渐扩大，那么部分公众在轻信谣言的同时，很容易从自己的认知出发，设想更多“阴谋论”。而辟谣行为的滞后更使人们对于这段时间差充满负面遐想，也会大大削弱政府与权威媒体的公信力。

4.浪费媒体资源

特殊时期，媒体资源本应更多应用于权威消息或个人求助信息，但谣言在舆论关注度上的特殊性导致其往往会轻易霸占舆论热点。这就导致另外一部分更应当、更需要被关注的信息热度降低，甚至被人们忽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媒体资源被用于缺少正面意义的谣言、争论、诡辩等内容，而没有起到传播真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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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治理的问题与举措

疫情期间，我国对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处罚已经加重，但是谣言仍然大量产生并快速传播，究其原因是法律体系的不够完善。除此之外，在网络这个“平权化的媒体平台”，权威机构的报道内容往往无法完全覆盖公众迫切关注的信息，因此谣言能够在获得公众关注后迅速扩散。

目前，我国部分网民对信息的真假缺乏辨识的主动性，往往未经思考就转发不实信息，缺乏信息传播的责任意识，更缺乏对谣言转发扩散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的认知。而在此次疫情中公众和自媒体媒介素养缺失的现状被暴露，各种新媒体没有做好信息的严格审核和把关。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特征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信息多元化的平台，而随着互联网和相关电子设备的普及，互联网的准入门槛也大大降低。只要有一部手机和网络，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加之“双微一抖”等新型社交媒体的盛行，形成了拥有完整生态链的开放性互动社区，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也更加复杂。账号实名制是一种有效的监管办法，即针对谣言传播链的第一环节建立相应的预防机制。此举有利于规范用户发言，促进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同时，账号实名制后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消除民众对隐私泄露的疑虑。实现法律法规和制度的齐头并进，账号实名制才能起到更有效的预防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往往呈现出裂变式的传播状态，现行法律法规很难做到全面、有效地对网络谣言进行防治和管理。因此，针对造谣行为完善相关处罚体系在网络谣言的防治过程中相当重要。加重造谣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改变公众轻视法律、将网络视为法外之地的思想观念。

在互联网时代，多个网络平台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辟谣平台，且多有搜索查证、定时更新发布、分享等功能，以利于公众对谣言的查证和辟谣信息的获取。但同时，部分辟谣平台独立，用户少、流量少。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措施：其一，辟谣平台应与社交媒体进行有机结合，同时进行多平台多渠道传播，拓宽受众面；其二，辟谣平台应对辟谣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完善，做出持续性的跟踪和报道，以使辟谣链路更加完善；其三，辟谣平台及社交媒体平台应对公众关注度高且富有争议的谣言进行主动辟谣和宣传推广，以解决辟谣信息传播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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