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七七事变结束了少年母亲在北平的欢乐生活
电影《城南旧事》剧照 图源网络
少年母亲在北平
文／沈宁
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1931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同年夏天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周炳琳先生信函，随即决定接受北大聘书。他婉拒了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先生的挽留，举家北上。我的母亲也便随同父母，头一次来到北平。那年她刚满十岁，读小学四年级。
外公先在北平西城学院胡同租下一座房子，是一所大宅的边院。正院里住的是一位何姓师长，经常带兵外出剿匪。同一个大门进去，左方是二门，进何师长家正院。右手院门，则是通进母亲家住的偏院。
外公家的偏院，前后两进。厨房和佣人房在外院，有一棵巨大的垂杨柳做阴凉。二进小院，正房三间住人。隔着庭院，对面三间，一间作客厅，一间作饭厅，一间作书房。院里四棵花树，一棵丁香，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夹竹。时值中秋，小院芳菲，叶绿果红，清香迎人。北平的传统四合院，可真好，母亲头一眼看，就爱上了这个家。
大门外面的胡同里，时常听到小贩的叫卖声。磨刀磨剪的，锯锅锯碗儿的，摇煤球儿的，涮洋铁壶的，捏面人儿的，吹糖人儿的，耍猴儿的，演皮影戏的，看洋画儿的。卖糖炒栗子热白果的，挑个担儿，站胡同里现炒，仨铜板儿一包，十来个儿白果，五个铜子儿一包糖炒栗子。
外婆埋怨外公租的房子太大，外公说：北平各大学，经费充足，教授们生活安定。北平的宅院，教授住得起的，至少都有两进，上房五间，两套厢房，一间客厅，加两三间下房。教授们除了到校上几节课，其余时间，都是在宽敞的家里作学问，过日子。
外公作北京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四百元。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兼一节课，每月一百元。另外还有其他几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等，也都请外公兼课，每兼一课就是每月一百元。加上他写些文章书藉，拿些稿费，每月拿回家上千元，不在话下，钱是够用。因为外公要跑来跑去讲课，或演讲，所以家里雇了包月的洋车。
当时大学教授在北平地位之高，全中国难比。琉璃厂的书店，得知哪位教授喜欢哪种类别的书，会随时按类送书上门，好像不要钱，过两三个月，逢年过节了，才来结账。北平的书店和图书馆之多之大，古今中外，什么书都看得到。眼界开得大了，也逼得教授们懂得，并不是读一两本书，就自以为可以作专家。北平每一家有名的菜馆，都有固定的教授主顾，有这位先生的特别菜单，他一去，只看自己的菜单，又便宜又可口。所以外公断言：做法官要到杭州去做，做教授要到北平去做。
母亲转学到北平，外公安排她去口袋胡同小学，离家最近，后来这个小学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三十五小学，母亲在这个小学读五年级和六年级。
学校刚开学头几天，公公（外公的兄长）陶述曾先生带了鼎来舅，从武汉到北平，说公公参与设计的粤汉铁路，就要开工，公公得搬到广州去。而修铁路，公公会整年在野外，跟着铁路进程，不断搬家。鼎来舅上初中便成问题，决定把鼎来舅寄居外公家几年，在北平读书。
鼎来舅比母亲大一岁半，独生子，整天跟公公婆婆在一起，言谈举止比较老成。他身材不高，圆头圆脸，常穿一身淡黄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说话细声细气慢腾腾，从不大喊大叫，跟母亲开朗豪爽，喜欢大声说话大声笑的性格相反。但母亲跟鼎来舅很亲，后来竟然跟随鼎来舅，把外公叫做叔叔，而鼎来舅也跟随母亲，把公公叫做伯伯。这个称呼习惯，几十年后依然如故，母亲至临终还是把外公叫做叔叔，而鼎来舅也一直称呼自己的父亲伯伯。鼎来舅天生工程师头脑，安装飞机轮船玩具，又快又好，母亲一直很羡慕。我的泰来大舅和恒生三舅受鼎来舅影响，后来也都做了工程师。
这是母亲一生中，少有的平静舒适和快乐的一段生活，前后七年。
几个月后，母亲学会了北平话，能够跟同学们在街上奔跑，从柳树上摘柳叶吹哨，从树上抓吊死鬼拉丝，采咕蔫儿，比勾干，捉蜻蜓，爬树摘桑葚儿。或者半夜里打手电捉蛐蛐，嚼美国泡泡糖放到竹杆头上粘知了，拿樟脑丸在地上画圈圈看蚂蚁爬，拿大纸盒子养蚕吐丝，晚上在院墙上看蝎里虎子在灯影里爬。
还玩跳皮筋，踢毽子，夹包，跳房子，拍洋画儿，弹球儿，挤老米，红灯绿灯，骑马打仗。更有趣的，是站在街上看磨刀磨剪的、锯锅锯碗的、修鞋钉掌的、摇煤球的、捏面人的作活，或者看皮影戏，敲锣耍猴，练把式卖膏药。母亲还跟同学去过一次天桥，看人家摆摊变戏法，摇扇子说相声，敲皮鼓唱单弦，打铁板儿说快书。而所有这些乐子里面，最让她终身难忘的，是第一次看到下雪。上海冬天常常只是下雨，偶而会下几粒冰珠，称不上雪，连白颜色也看不出来，落到地上就化掉了。在北京，才能看见真正的雪。
北京大学放寒假，外公过了元旦，一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去，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总经理商谈出版书籍的事务。谁也没想到，外公到上海后的第三天，一月二十八日夜里，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在虹口开战。日本海军飞机轰炸闸北，把商务印书馆炸毁。北平各大报纸马上刊出消息，注销闸北断壁残垣的照片。还有一家报纸，专门报导商务印书馆被炸毁的消息。这下子，把外婆和母亲急坏了。
连续许多天，平沪通信中断，外公渺无音讯。每日早晨，母亲起床后第一件事，是跑到街上几个报摊，把能买到的当日早报或日报全部买回家。吃早饭时，外婆一份一份把有关上海战事的消息，读给母亲和舅舅们听。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领导上海军民奋起抵抗，连续几天击退日军进攻。上海一片焦土，军民伤亡惨重。第五天头上，外婆读到一张报上刊出一份上海各界名流联署的抗日宣言，上面有外公的署名。外公还活着，母亲拍手一跳老高，欢呼大叫。外婆眼泪流下来。又一天，外公的信到了，一切平安。只等上海车船交通恢覆，即可启程北返。
过了一年，日本人进了山海关。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北平也有时能听见远远日本飞机飞过的声音。到年底放寒假，外公外婆决定全家搬到山西太原去躲避，看看华北局面发展再说。公公也怕北平打仗，把鼎来舅接回武汉去了。
外婆带三个孩子，先住太原一个旅馆。旅馆附近并没有军营，却不知为什么，每天一大早，太阳没升起，就会有军队经过，高唱军歌，前队后队一递一句地互相呼应口号，脚步跟着拍子走，整整齐齐。恒生三舅最喜欢，每天军队走过来，趴在窗台上看。
恒生舅三岁多，缠着泰来舅帮他用木筒作了一个鼓，自己背起来敲打着，走来走去。第二天，他听见军乐队走过，背着自己的鼓，跟着乐队走了。过好久不见回来，外婆急了，派母亲和泰来舅分头去找。母亲跑过两条街，看见恒生舅坐在街口地上哭。他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母亲带他回了家，挨了外婆一顿打，从此不敢自己出门瞎跑。
外婆讨厌这些军队活动，急急忙忙三五天里，选租了太原天地坛33号一所房子。母亲和泰来舅转学到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母亲读六年级，泰来舅读四年级。
可是一开始，母亲非常不喜欢太原的学校。上海北平小学念得都是白话文课本，有图有画，印刷精致，还有从法国课本翻译过来的补充读物。太原的小学，发下来的书是《三字经》，母亲一句也不会读。而且太原学校重师道尊严，全以戒尺管教学生。尤其住校学生，伙食不好，有学生偷出校门买吃食，被学校捉住，第二天早上，就在全校早会上打手板，罚跪，吓得母亲回家哭。
母亲对太原记忆最深的，是当时一个同学，叫做袁敏。几十年后，母亲还给我讲过好几次袁敏的故事。当时太原还保持着中国老传统，女生到学校读书的很少，母亲班里，一共只有两个女生，她和袁敏。袁敏比母亲大好几岁，还在读小学。后来袁敏自杀了，传说是在学校被某老师奸污。可学校毫无动静，袁敏的父母也没有闹事，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袁敏就悄悄地死了。这事对母亲是很大的打击，班里只剩下母亲一个女生了。
不过，母亲却很快成了学校的名人，因为她写了一篇作文，讲述她在北平的时候，老师同学们一起到街上去撒抗日传单的情况。老师看了，拿到校刊上去发表。那以后，母亲每篇作文都写她十二年生命中，跟随外公外婆南北辗转的经历，篇篇都在校刊上刊出。太原的同学没人有过那般经历，都对母亲十分景仰。
几个月过去，北平安安静静，什么事都没发生，日本人并没有要攻打北平的意思。而外婆生出了晋生四舅，需要更好的照料。于是外婆一家，搬回北平。他们还是住学院胡同的房子，泰来舅转进鲍家街小学读五年级。母亲因为搬家去太原，没赶上北平中学会考，只好参加志成中学第四次招生考试，读了志成的初一。发榜当天，母亲缠着外公上街去买一部自行车，从此可以自由出入了。
读中学后，母亲很快交到一个好友，叫姜硕贤，同时也结识了姜硕贤的男友陈洞。他们经常一起自行车，到颐和园去玩，甚至远至香山碧云寺樱桃沟。可是不久，姜硕贤和陈洞两个，双双离开北平，奔赴延安去了。之后两年，母亲给姜硕贤写过很多信，但是没有收到姜硕贤一封回信。不知道是母亲的信到不了姜硕贤手里，还是姜硕贤不能给母亲回信。几十年后，母亲跟我讲这个初中朋友姜硕贤，对于失去联系还是很难过。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学的学生，集合到天an门广场，列队游行，反对冀察自治，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之后冀察政治分会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下令搜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大学，逮捕闹事学生。
外公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系主任，听说这消息，当即给蒋梦麟校长写信，然后连夜找到胡适教授家里，跟几个学校的教授们一起，商讨救被捕教授和学生的办法。第二天一早，外公赶去北平市府，求见秦德纯市长，提出三点交涉：第一，二十九军停止搜查各大学。第二，除非另有党组织关系的证据，不能逮捕学生。各大学教授有党组织关系者，各校校长于学年终了时解聘。第三，被捕的教授立刻开释，被捕的学生由各校校长保释。见面之后，秦市长报告宋主席，第二天北平各大学搜查停止，被捕教授和学生陆续开释。
次日，外公参加骑河楼清华大学同学会聚餐，提出国立大学与二十九军将领见面之议，北大清华两校长，几位院长和教授在座，都同意。外公遂与唐嗣尧先生联名写信，邀请双方要员，在廊房头条撷英馆会餐。过一星期，秦市长又邀大家在中南海会餐。一场危机，就此化解。外公十分高兴，带了一家到天坛游玩，以做庆祝，留下一张宝贵的全家福照片。
再一年后，范生五舅出世，家里又多一口人，再加个新雇的佣人，学院胡同房子住不下了，外公外婆便把家搬到西直门内南草厂的大乘巷一号，红漆大门前立了石狮子，飞檐砌着刻花青砖，一尺高的大红门坎。房子很大，前后三进。外院东西各两间厢房，几个佣人分住。走过垂花门，便是正院，东南西三面一圈抄手游廊，正房七间，两侧厢房各三间。
外公外婆和三个年幼的舅舅住在这里，还有外公的书房、客厅、饭厅、厨房。这院里青砖铺地，虽没有学院胡同家里那么多花，却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树冠巨大，给整个院子遮了阴凉。三进后院，有屋四间，母亲和泰来舅两人住。院里有一口水井，母亲对此非常高兴，认为冬天时候，可以从井里提水，在院里泼水冻冰，她和泰来舅便不用再去北海，在家里就可以滑冰。母亲说出这个想法，被外婆骂了一顿，哪个会答应在家里冻个冰场出来。
还在上海的时候，外公便参与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成为一员主将。到北平后，这个论战仍旧继续，外公愈战愈勇，一时盛名天下，被日本史界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正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宣布共同抗战。随后延安派遣一位高级领导凯丰先生到北平，通过北平农学院总务科的一位吴先生，约见外公，表示中共终止社会史论战的意愿。然后延安一声令下，北平的左派教授立刻住嘴，轰轰烈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就此消声匿迹。
不久外公接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请帖，请他到庐山牯岭，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北平秦德纯市长又邀出席牯岭会议的人士吃宴席，设在中南海乾隆皇帝的书房里。外公等人约定第二日出发，到江西庐山去。却不料，就在当夜，卢沟桥枪炮骤起，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先是外公只身赴庐山开会，后是外婆带领几个孩子逃出北平，千辛万苦南下，终与外公团聚，又是另一段惊险悲壮的故事。
七七事变，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也结束了少年母亲在北平的欢乐生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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