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纳，全球战略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谷歌前主席埃里克·施密特曾表示，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过美国。但这并不是军备竞赛，与许多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流通，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并不受单一力量的支配。
所有社会都希望在繁荣与宜居、开放与安定、有效治理与公民言论自由、尊重个体与强调群体凝聚力、选择自由与完善的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
科技从亚洲向西方传播的历史提醒我们，科技不属于任何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嘲笑亚洲只会模仿他们。但创新不仅关乎科技发明，还关乎社会对科技的吸纳。无论亚洲是在追赶其他国家（如在预期寿命和营养管理方面）还是处于领先地位（如在移动金融领域），亚洲都在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如机器人技术、传感器网络和合成生物学。从区块链到基因编辑，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财富多寡、民主与否，而在于谁最擅长使用商业模式扩展新技术的应用。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技术破坏，但亚洲人的优势是心理上的：他们不惧怕新技术。亚洲人认为新技术不是人类的新主人，而只是一种新服务。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统治者一直对科技着迷，如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所，日本人经常与机器人共处。对日本人来说，机器人就像可爱的阿童木，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终结者。从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到生物增强技术，亚洲人正在投资未来，但并不担心未来会摧毁他们。
▲ 日本仿人形机器人Pepper 已经进入医院、商场、餐厅等多种场所，为人类提供便利服务。其设计灵感正是来源于动画片《铁壁阿童木》。© Digital Trends
亚洲不断增加研发支出，稳固了在自己内部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了在海外的成功。中国已将研发支出提高到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当的规模，占全球研发支出的20%；中国科研人员数量和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差不多为20%。中国的研发支出约占亚洲研发支出的一半，为4090亿美元，日本为1900亿美元，韩国为1200亿美元，印度为670亿美元，俄罗斯为430亿美元。全球十大专利申请中心有3个在日本，分别位于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它们的排名领先于深圳和圣何塞。韩国的带宽速度非常快，是一个云计算大国。韩国规定下载和上传速度必须一样快（而不是下载优先），韩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消费国，也是一个文化生产国，韩国文化在亚洲广受欢迎。
首尔、台北、新加坡、东京、上海和深圳跻身世界高科技城市之列。每个主要的亚洲科技中心都有根植于其生态系统的优势：特拉维夫在网络安全方面领先，新加坡在金融科技方面领先，东京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领先，深圳在传感器方面领先，等等。迪拜不是科技先驱，却是对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一切新事物进行监管试验的先锋。在为城市物联网部署传感器网络方面，亚洲城市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2016-2017年，韩国半导体出口增长了55%。如今，诸如印度博帕尔等二线城市正在安装这种传感器网络以及LED节能灯。在中国银川市，垃圾箱同时也是一个太阳能压缩机，当垃圾箱需要清理时，传感器会提醒收垃圾的人。亚洲也是城市规模优化的重要实验基地。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过于庞大，政府试图激励人们移居到小城市，以更好地分配人口资源。到2020年，中国内陆各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将占全国中产阶级人口的40%，在2002年，中国一半的中产阶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鉴于亚洲城市的人口密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也吸引了投资，这将用来应对因过高的私家车拥有量导致的严重交通拥堵。共享单车的热潮增加了自行车停靠站和无桩自行车，它们已从中国传遍亚洲，传入欧洲。在亚洲城市为接受无人驾驶汽车和公交车做准备之际，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城市规划者和保险公司正在制定新的规则来管理它们。最可能率先让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西方公司，包括福特、雷诺、戴姆勒、大众和宝马，它们也准备在亚洲开展业务。在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已与思科系统公司等美国IT公司合作，推进联网车辆通信。百度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软件的项目叫作阿波罗计划，吸引了英特尔、戴姆勒和福特公司为其提供资源。
▲ 2017年4月百度发布Apollo计划，向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提供安全、开放软件平台，帮助他们结合车辆和硬件系统，快速搭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自动驾驶系统。 © 腾讯云
现在美国公司正在模仿中国公司进行创新。加利福尼亚州的LimeBike公司模仿了ofo小黄车和摩拜单车开创的无桩共享自行车模式。滴滴出行公司通过计算，可以预测哪些用户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想要拼车，它们还正在为无人驾驶汽车设计增强现实（AR）的内饰，优步和其他公司肯定会效仿这些计划。苹果也效仿腾讯的做法，在iMessage短信服务中增加支付服务。亚马逊现在有一项类似于阿里巴巴的贷款服务，脸书计划模仿微信，打造一个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系统。这些例子表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技术创新和争夺亚洲市场上展开了竞争，但赢家是亚洲人。
在粒子物理和量子计算等资本密集型领域，中国对美国技术的应用，硅谷华裔人才的加入，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创新。自动驾驶汽车、高能效电网和城市监控系统都依赖人工智能领域（如神经网络等）的突破。吴恩达是谷歌大脑和Coursera的联合创始人，后来他成了百度的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认为，由于汉字和中文声调的复杂性，百度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进展要快于其西方同行。谷歌的人工智能以电脑收集的文本为基础，而百度使用的是移动设备收集的（以位置为基础的）数据和图像，而大型数据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阿里巴巴拥有客户电子商务和银行交易的数据，腾讯的数据则随着客户服务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同时还整合了语音和面部识别功能。
这种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激发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谷歌已向京东投资逾5亿美元，并在北京设立了一家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美国领先的高性能显卡制造商英伟达已与百度开展合作，这使英伟达能够为家庭人工智能助理和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云服务。与此同时，百度和腾讯都在美国投资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投资者向美国的50多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投入了大约7亿美元，这些企业都希望在亚洲的市场推广自己的应用。所有这些都能够说明，人工智能在亚洲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被它替代的岗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谷歌前主席埃里克·施密特曾表示，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过美国。但这并不是军备竞赛，与许多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流通，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并不受单一力量的支配。腾讯和韩华集团投资了位于蒙特利尔的Element AI公司，这有利于该公司在亚洲各地拓展业务。日本企业正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半导体制造，这将有助于它们在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保持优势。印度有数十家前景较好的人工智能公司。印度Fractal Analytics公司有一种叫作“客户基因组”的产品，可以帮助世界顶尖的零售公司了解客户需求。印度人工智能公司将主导印度市场，并在计算机视觉、医疗诊断、法律合同分析和客户满意度调查等领域展开全球竞争。谷歌向印度的人工智能公司投入了更多资金，并对部分公司进行收购。在巴基斯坦，有一家领先亚洲的人工智能外包公司Afiniti，拥有3000多名员工，估值20亿美元。“人工智能即服务”的模式正在亚洲各地蔓延，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惠的数据共享条款进行合作，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或公司垄断人工智能。
星星的排列和上帝的礼物是有区别的。美国20世纪的崛起属于前者。美国打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欧洲则陷入了数十年的战争，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仍然受到压制。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性，并且美国政府肩负使命，希望引领自由民主的国家度过冷战时期。虽然美国政党发生了变化，但美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仍保持着连续性，并拥有着强大的民族精神。上一代美国人见证了辉煌的逝去，放松管制、去工业化、金融化和政治化共同撕裂了美国的社会结构。2014年，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感到厌倦，有65%的美国人已经对美国的政府体系失去了信心。
许多西方政治家看待世界的心态仍然是志得意满的，这对西方的千禧一代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对所谓冷战必胜的过时口号提不起任何兴趣。所有年龄段的普通公民都对他们的政治机构失去了信任，无论是白宫、国会、政党、最高法院、大企业还是教会。西方民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受到了“操纵”，这是特朗普和美国自由派学者都认同的观点。现已有颇具说服力的研究指出了美国是如何陷入有民主而无治理和有权利而无民主的状态的。有民主而无治理，即公民被赋予了权利，但对他们来说，享受服务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有权利而无民主，则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其法律不符合公共利益。最重要的是，由于存在普遍的选区划分不公问题，政治家可以选择自己的选民，而不是选民选择政治家。这些结论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得出的，说明美国的民主体制既是团结的工具，也是分裂的原因。20年前，在苏联解体后，西方知识分子曾自信地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政治问责的要求日益提高，亚洲的强人政治将会瓦解。现在西方人却担心他们自己的体制正在退化为强人政治，或是一种无序的民主。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自由民主的基础，那么西方长期缓慢的增长似乎预示着今天的民粹主义，尽管这一论述有些不合逻辑，且事实也并非如此。然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表明，英美精英阶层对本国社会的了解是多么贫乏。他们将美国和英国与西方的自由秩序混为一谈，但大多数欧洲人并不这么认为。西方文明包括一系列政权形式，从美国的总统共和制到北欧的君主立宪制，从西欧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到东欧的非自由政体——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
▲ 10月14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复会前发表演讲，她表示，英国的要务是在10月31日离开欧盟。 © Global News
尽管英美两国和欧洲大陆有着共同的历史与密切的利益关系，但它们的治理体系存在明显的不同，加拿大与西欧间的关系要比其与美国和英国间的关系亲近得多。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那么自信地预测，在经过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双重冲击之后，民粹主义的浪潮将席卷欧洲。但2017年的荷兰、法国和德国大选表现出来的状况恰恰相反，尽管面临民粹主义压力，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在面对改革与团结问题时始终保持一致。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规模一直在扩大，贫富差距也在缩小。欧洲国家不得不延迟退休年龄，使其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但它们并没有取消福利制度。德国的多党制与美国的两党制截然不同。德国各党在移民、社会支出、基础设施和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妥协，虽然各党派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知道，要想当选，就必须展现进步的成果。
整个西方面临相似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债务增加，工业基础被侵蚀，贫富分化，民众对政体的信任度低，社会结构不断弱化。这些问题在各国的分布并不完全相同，各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美国的政体并非一种领先的善治模式。过去10年里，以收入中位数作为衡量标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下降了，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保障正在削弱。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的说法，与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是“落后的”。尽管存在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但控制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保证了美国的货币稳定，可这既不能掩盖美国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事实，也不能掩盖美国缺乏有效的补救措施的现状。在政治上，美国的代表权得到了有力保障，但其行政管理权的施行很欠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严重过剩，而行政官员如州长和市长的权力严重不足。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却在制定政策时无能为力，浪费太多时间在争论上，却没干出什么实事儿来。结果，政治凌驾于政策之上。“我们什么都没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17年夏天哀叹道。
现在，比起民主，似乎所有国家都更看重物质的丰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的调查显示，人们不希望以腐败和无能为代价换取民主制度。相反，不仅仅在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包括民主国家），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有许多人愿意考虑非民主形式的政府，针对这些国家的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50%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有一项著名的调查显示，从二战到今天，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美国人的占比已经从3/4下降到不足1/3。全球的政治话语正向后意识形态阶段转型，高质量的治理能力和公民满意度是衡量政府治理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所有社会都希望在繁荣与宜居、开放与安定、有效治理与公民言论自由、尊重个体与强调群体凝聚力、选择自由与完善的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人们衡量这些事情的标准不是他们的国家有多民主，而是他们在城市里是否感到安全，是否买得起房子，工作是否稳定，养老是否有保障，能否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如今，英美的政体已偏离轨道，它们可以向亚洲领先的政体学习，这些政体注重长期愿景和集体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狭隘的特殊利益。事实上，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对英国成为“欧洲的新加坡”抱有希望，暂且不说英国将一个前殖民地视为榜样有多么讽刺。也许美国和英国都可以从亚洲领先的技术官僚政治中吸取一些经验。
*摘自《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摘编；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欢迎来到你的世界》（机械工业出版社）图书一本。
历史上的亚洲拥有多元化的璀璨文明，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勾连下，文明交流持续了数个世纪，对西方和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崛起，亚洲诸国接连沦为殖民地，二战后，亚洲国家虽获得民族独立，但现代化程度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秩序为西方所主导——西方法律、西方干预、西方货币、西方文化统领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现代世界也逐渐陷入文明冲突之中，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宗教运动风起云涌，经济发展放缓，面对全球发展问题，西方秩序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越来越明显。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多方的经济政治合作中，现代亚洲正在加速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地缘政治力量，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深，亚洲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经济形态多样，虽然在过去争端不断，但这种多样性在今天却也是促进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基础。亚洲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地，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印度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投资，各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不断开疆拓土，它们是世界经济的支柱，也是推动后发国家发展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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