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词的这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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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你生活在这场生活里。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2010年，《南方周末》有一句雄壮的口号：“围观改变中国”。想来，6年已经过去。“改变”看起来像是某种壮阔的修辞术，如同那个年代美国总统的选举词——Yes We can 一样。在历经时间的蹂躏之后，也许有很多为什么来解释人们不再如此直白地与政府部门对着干的局面和心情。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网民，“70码”、“我爸是李刚”、“躲猫猫”这些词汇现在看来如同某些遥远的回忆。
2011年，在“11.11”这个指称的发迹之初，它只是阿里借助2011年11月11日这个“百年一遇”的日历时间（“世纪光棍节”）所生造的购物契机。然而，观望当今消费盛况，“每逢佳节必剁手”的生存方式已经成为商家共识，“草泥马”晋升成为消费符号印在T恤、马克杯、帆布袋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上。“人鱼线”、“马甲线”、“反手摸肚脐”之类有关身体的指称成为了当下时髦，“直男癌”在成为某一社会群体指称之后迅速被商业资本消化并用于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之上……
那么，从那些“河蟹词”——“钉子户”、“叉腰肌”、“开胸验肺”的过去开始，这些网络流行词在过去十来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又会变成怎么样？
你想不想知道？
在一些西方媒体、学者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互联网代表了一种可贵的自由和技术赋权的可能性。前微博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充分体现了“恶搞”之精神。那时，“草泥马”还是大战“河蟹”的网络神兽；网络舆论的热点催生出如“70码”、“我爸是李刚”、“俯卧撑”、“洗脸死”等众多讽刺社会不公和行政暴力的网络热词。也正是从2008年左右开始，我们有了每年一度的流行语大盘点。2010至2012年间步入全盛的微博让《南方周末》等媒体发出了“围观改变中国”的赞叹，一些学者迫不及待地把微博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彼时，从不小心戴上名表的地方官员到暴露“大约8点20分发”的央视，各种公权力都可能受到中国网民的强势围观。
“围观”
不知从何时起，那些带有明确的针砭时政含义的网络热词变得越发少见。当上述那些曾经的热点词汇逐渐被人们淡忘，“恶搞”和“围观”似乎也变得陌生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吐槽”；这是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为赋搞笑强说愁”的调侃态度，多数时候没有明确的事件指向，时常带有 “然并卵”式的玩世不恭。就好像，中国网民突然发现，围观和恶搞了那么多年，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还不如将槽点以尽可能狂欢的方式发泄出来。看看B站的弹幕就能领悟吐槽的真谛。
B站弹幕
这样的转变也许有年龄因素的作用，意即恶搞和围观的主要是“忧国忧民”的七零后、八零后，他们逐渐因为工作和家庭等原因淡出了网络；吐槽则属于力求搞笑、衣食无忧的九零、零零后，他们的声音正愈发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主流。本文并不打算如此本质主义地谈论和解释网络流行语在过去八九年间的变化趋势。正如围观和恶搞依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时有出现，笔者想要“大胆揣测”的不是一种绝对的转变，而是如语义本身那般不易察觉、回过头看却切实存在的流变；原本的意思并非彻底消失而是衰退。比如“同志”、“小资”等词语从革命年代到当代中国的语义演变。
但笔者坚信，微博的衰败和微信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指征了当代中国网络流行语的变化趋势。两者介质间的本质差异转述了中国最主流的社交媒体由开放走向封闭的过程，同时也象征着都市青年人日趋合二为一的线上、线下生活。于是，中国网络流行语不再只是网上恶搞时使用的“米姆”（作者注：解释见后文），它们切实地进入了我们的私人生活。一个显征便是：当我拿着一张写有“高富帅”、“屌丝”、“壕”等词语的列表寻访不同人群之时，已经有人惊诧地表示“这些词语还算网络流行语？这好像已经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吧。”
翻阅维基百科关于中国网络流行语的词条，我们会发现其英文版把“网络流行语”翻译为Internet memes。Memes一词可直接音译为“米姆”，它最早源于生物学。西方互联网研究借用“米姆”的概念来指代那些广泛传播并得到不断复制和衍生的文化“基因”。美国学者Limor Shifman在《数字文化的米姆》一书中把“米姆”定义为有着共同内容、形式或立场的数字文本；它们不断地在网民中间流传，同时被模仿和转化。这样说来，从一个聊天表情包，一张经过加工处理的图片，到一部恶搞性质的短片，所有这些网络文本都可以被视为米姆。
绝大多数网络米姆都是诙谐、搞笑的。但Shifman认为在娱乐的外表之下，米姆实则蕴含着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的潜能。有着共同主题、形式和观点的米姆可以将个体连结在一起，从而对某一社会热点或公共事务予以关注甚至讨论。她列举的政治米姆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广为流传的“我们是那99%”（we are the 99%），以及“喷洒胡椒喷剂的警察”（pepper-spraying police）。后者主要针对滥用武力镇压抗议者的美国警察；那个向平民喷洒胡椒喷剂的警察被PS到各种图片上，包括美国的建国大会上。
“喷洒胡椒喷剂的警察”（pepper-spraying police）
这样的政治米姆曾大量存在于中国互联网。欺压百姓的城管、肇事逃逸的官二代，戴名表或“悬浮视察”的领导，这些社会热点都催生过形形色色的恶搞段子和图片。而2008年左右进一步加剧的网络和媒体管控引发了一系列网络神兽的诞生，“草泥马之歌”曾红遍网上的大江南北。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孟冰纯把此起彼伏的网民恶搞比作巴赫金笔下的欧洲中世纪狂欢。她认为，这些以粗鄙和搞笑为特点的数字狂欢令草根得以集体嘲讽和玩弄权力，真实世界中的秩序被暂时搁置。网民对时局的隐性批评和集体的身份建构都融入在这些恶搞和文字游戏里。
“我爸是李刚”
然而，如今“草泥马”是怎样一种存在？它绝大多数时候脱离任何网络文本，成了人们发泄时用的口头禅、旅游业的噱头，成就了从马克杯、T恤到公仔的一大波周边产品。如果说早期的中国网络流行语中有相当数量的词可被视为政治米姆，那么自2012年（恰好是微博开始走下坡路、微信崛起的那一年）以降的网路流行语开始越发贴近和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商家也日益参与到流行语的生产和语义流变中。
再看一眼维基百科，其中文版对每年中国网络流行语的总结明显反映出数量呈下降趋势的“政治性”词汇。而表征性别或阶层的词语似乎有所增多，尤其是以屌丝为中心“向周围扩散”的一大波语义相关的流行词汇：搬砖、高富帅、白富美、矮穷挫、黑木耳、土豪、绿茶婊、直男癌等等。这些词语没有明确指向任何社会热点，更像是针对各种社会群体的标签。但并不是说相比于那些早期的政治米姆，“屌丝”等词语不再含有政治意味。相反，笔者认为这些词汇带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性。屌丝和其他与之相关的流行语的语义流变实则构成了当下性别和阶层这两大社会关系主轴的价值观博弈。而商业力量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与西方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语言不再被简单地视作人们用来表达内心想法的简单工具，而是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我们的主体性——意即感知世界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因此，语言和历史一样，是胜利者的产物，是社会权力斗争的载体和痕迹。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里，共产主义始终等同于独裁、暴政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而女性在传统上总是柔弱的，顾家的，依附于男性的。当然，社会秩序和霸权（hegemony）的维稳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语言符号之上，而是暴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辅相成的结果。
在笔者现今的生活观察中，人们的性别观念、实践和阶层分布都悄然发生了巨变，而且愈发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屌丝、高富帅、白富美等网络流行语不仅表征了社会性别和阶层关系的交叉性，这些词语本身的语义流变也形塑着我们对这两大社会关系主轴的理解。诞生初期，屌丝有着较为明显的草根认同感：出生于无权无势的家庭，为生计苦苦挣扎，衣着长相普通，梦想这有朝一日实现逆袭但深切感受到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从这点上说，屌丝一词也许延续了早期中国网络流行语所代表的草根对社会不公的集体批判。但它也放大了一种模糊性。其一，屌丝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高富帅的恩怨，主要来自后者借助资本对女性的“征伐”，使屌丝的“女神”们成为“黑木耳”；屌丝则只是“爱情买卖”中的备胎。屌丝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落脚为对女性的污名化和对高富帅的“羡慕嫉妒恨”。其二，屌丝用“搬砖”来自嘲他们的职业内容，这可能将那些在真实生活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排除在屌丝的话语体系之外。这样的换喻也象征着汪晖所指出的“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
《去政治化的政治》
汪晖 著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5月
然而正如社会语言学者李明洁所言，三四年间“屌丝”一词的涵义不断外扩，它的草根本义逐渐丧失。外扩不仅来自中产乃至高富帅们对屌丝的戏谑性使用，也来自商家对这一概念的热炒——“屌丝经济”、“得屌丝者得天下”，还有在形象上明显趋向白领的网剧《屌丝男士》等等。这样的语意外扩使得“屌丝”一词进一步脱离真正的草根——数以亿计的打工者；另一方面，它幻化为一种品位和消费上的缺失，一种相比之下的不足。
类似的思路可以用来理解其他带有性别含义的流行语和它们的模糊性，比如具有平权色彩的“直男癌”一词。“直男癌”被不少女权主义者用来批评那些大男子主义和其实性少数族裔的男性，但这个词语也容易转向对衣着、消费品位的评判，为商家所挪用。直男癌的模糊性在于它随时可能滑向“消费女权主义”及对男性身体的物化。
“直男癌”
商家挪用网络流行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双十一”。在短短几年间，它从充满学生气的“光棍节”转变为“全民”购物狂欢的“剁手节”（给全民打上引号是因为那些没有网银和手机支付功能的底层群体显然被排出在了这场狂欢之外）。但阿里巴巴与其说是创造了一个节日，不弱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正如罗兰•巴特所言，迷思只有可能建立在业已取得合法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一些学者认为无孔不入的“买买买”广告已经取代毛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标语；消费主义乃是当代中国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屌丝、双十一等网络流行语的词义流变也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新近流行起来的一批新词大有表征身体本身的趋势：比如小鲜肉、网红脸、A4腰、I6腿、“反手摸肚脐”等等。有西方学者认为，在一个高度个体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开始走向身体本身。然而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代中国，这样以身体为路径的身份认同只可能出现在那一小部分视健身塑形为新宗教的都市高端白领和土豪中间。这样说来，中国网络流行语的整体趋势的改变恰恰反映了它由“草根”走向主流和中产化的过程，这背后不乏营销、炒作等商业力量的推动作用。
也许中国网络流行语从来没有真正地草根过，恶搞和围观也只是其诸多属性中的一两个，但它走向平常并日益中产化的趋势应该绝非偶然。这背后是互联网管制和资本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微博的式微便反映了这一点。后殖民学者Achille Mbembe在反思巴赫金所论述并寄予厚望的狂欢时写到：权力的日常性（the banality of power）在于民众想象力上的被殖民化。这样说来，如“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这样看似解构当下的语调，可能实则象征着越来越多被媒体和商家制造出的迷思。除了有钱和有颜就是任性外，我们还能想到其他可能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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