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申遗而加快证人证言搜集时，可能给慰安妇带来哪些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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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47个项目中，中国于去年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同时申报的“慰安妇”档案却“名落孙山”。对于慰安妇档案申遗问题，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博弈：日方干预中方申请，中韩有望明年合作再次申遗……

慰安妇和其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基本都是以一种国家伤痕的面目出现，作为“活证人”得到关注。她们时常被媒体用耸人听闻的方式书写，以还原日军的暴行，进而换取公众的情感共鸣。而这一群体当今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却甚少展露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那么，公众当前的关注焦点，对这一群体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政府及民间组织在为申遗而加快证人证言搜集的时候，又可能为慰安妇带来哪些伤害？

大公报讯：团体“歷史监察网民自发”昨日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楼下请愿，促请日本正视二战“慰安妇”问题，并声援韩国一批长者为“慰安妇”问题举行第1200次请愿，以加强国际上“慰安妇”受害国联合申遗的声音

慰安妇：不止是国家伤痕

撰文 |杜搠

站在明城墙的最高点，让目光穿越灰色的冷峻的城垛，就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城——从南方灰蒙蒙的穷人区到北方殷实家庭的鲜艳屋顶，到东北方向紫金山脉掩映着的自然风光，再到西北奔流而下的浩荡江水。

1937年12月12日晚，日本军队占领了这座古都。滞留在城里的居民如迁徙中的蝶群般奋力涌动，却再也来不及逃离他们的家乡。他们瘦得像一座竹林，粗头乱服，被成批地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抛弃；被掩埋；被丢入水中，让浪花卷着去往陌生的远方。

资金援助有限：

困苦和疾病中的劫后余生

从那日她们离开高耸院墙浩荡的阴影时，军营便决定将这些苦难者遗忘。

雷桂英是一名慰安妇证人。她生于1928年，9岁即遭到日军强暴，13岁时被骗入日军慰安所，2007年4月25日去世。

和她一起遭受苦难的姊妹，有的当年已经被折磨致死，有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相继去世，有的至今隐姓埋名，还有的选择和她一样站出来作证。

被称为“慰安妇”受害作证第一人的万爱花三次被日军抓走，遭受非人虐待。上世纪90年代，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日军罪行。她多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历史、谢罪赔偿，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

然而，当我们为“雷桂英们和万爱花们”的作证以及她们打破沉默的英勇行为加以赞赏，为申遗而加快证人证言搜集的时候，不少慰安妇正在继续着她们因战争暴行而造成的屈辱的余生，她们艰难的生存现状甚少受到公众关注。对于这些人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会影响她们的下一代。

慰安妇聚首哀悼雷桂英

已知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的慰安妇研究中心，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唯一机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多年探访慰安妇幸存者。研究人员走遍全国20多个省，只找到100多名幸存者，其中约三分之一都不能生育，直至2015年，这些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几十人。有人已经结婚，但因无法生育被丈夫抛弃；有人虽然生子，但因为自己的经历遭受丈夫儿女的家庭暴力；还有不少人被迫选择孤老一生。如今，她们大多数都已垂垂老矣，一贫如洗，兀自随身的只有从未离自己而去的梦魇，以及对遥远岁月的回忆。

对于慰安妇来说，悲剧几乎是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的。雷桂英头上的伤疤还在，终身残疾。万爱花身体严重变形，在床上躺了三年。另一名慰安妇赵润梅则精神失常因无法生育被前夫抛弃。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者苏智良说过：“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慰安妇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从1999年开始便寻访，至今采访过30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张连红教授则在其研究结果中表明，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幸存者们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然而，在慰安妇救济方面，始终呈现着杯水车薪的场景。悲伤的慰安妇们从政府获得的补助不过每年5000元。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所调查的受害者每人100元生活费，其资金主要来源是海外募捐，国内募捐较少（直到2000年12月才收到国内第一笔捐款）。

2004年，民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南京自发成立，开始对受难者进行援助。此外，南京市民政部门也在年终发放一些慰问金。但是，得到社会关注和援助的受难者人数仍然相当有限，目前多集中在少数有一定知名度的受难者身上。

整体而言，民间机构的捐赠和救助无论从资金还是从人力上都极为有限，且由于大部分捐赠者只能了解和接触到少部分被公开报道过的慰安妇，很多寂寂无名的受害者难以得到足够的生活救济，依旧生活在困苦和疾病当中。面对这种困境，慰安妇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救助活动，而应当是更为合理和全面的政府资助政策。

精神创伤：

灯光聚焦下的二次伤害

2006年，即雷桂英去世前一年，她决定向媒体公开指证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2007年3月她参加了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馆第2次学术沙龙“侵华日军南京的慰安妇调查和研究”，向历史学者提供证词。

像雷桂英一样的证人们为慰安妇问题得到国际承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接受采访，回忆经历和出面作证的过程中，不少慰安妇受到了严重的二次伤害。

由于传统文化和贞操观念的影响，许多身份公开的慰安妇饱受歧视。中日交流促进会林伯耀先生访问南京时，一位在当时遭遇了性侵的女子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人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性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林伯耀还找到一名侯姓女士愿意去日本作证，但最终因遭到其亲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两年后，侯女士的丈夫去世，她选择了自杀。

曾作为慰安妇赴日听证的韦绍兰则因此让儿子误以为她获得巨额赔偿，家庭因此分崩离析。她被日军强暴后生下的儿子罗善学一直遭到歧视，他只读了三年书，也没能成婚，就连同母异父的弟弟也骂他是“日本仔”。如今，已入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依旧无依无靠。

韦绍兰和儿子

此外，还有不少慰安妇都因此选择隐瞒自己的过去，不愿告诉自己的子女。而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慰安妇幸存者都面临着精神问题的严重困扰。

1946年，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在经过多年的诊断和治疗集中营幸存者的临床实践后，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即“幸存者综合症”（Survivor Syndrome）。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过的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到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臆想症，精神不集中，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等。这些症状在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幸存者杜秀英，1935年出生，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导致她三次嫁人均因为不能生育而离婚。接受采访时，她说：“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形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里时，就把门开着。”

还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的警觉之中。还有幸存者在接受张连红教授采访时曾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拍照，因为“担心日本人回来报复她”。

事实上，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甚至会在访谈后一段时间难以入眠。近几年媒体记者对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采访络绎不绝，密度极高，无意中已经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国家，对战争幸存者精神创伤的调查与研究早已引起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关注。社会科学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包括幸存者家庭认同，感情失调，甚至有关于大屠杀幸存者二代的研究。在临床研究方面，也有较为完善的社会救治方案与措施。与之相比，我国的研究和社会媒体关注还大多集中于规模和事例，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政治影响。

近年来，日本铭心协会和中日友好促进会正在努力治疗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创伤，它们聘用的心理医生对少数受害者进行了心理治疗。在台湾地区，除了妇援会对慰安妇的救助之外，还有专门正对这些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台湾无党团结联盟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曾就这一点发言：“台湾的慰安妇能享受到一定的补偿金，但最让她们欣慰的是年轻人的支持。在台湾，只要有空闲时间，一些年轻人就会跟阿嬷们聊天，安慰她们，给她们鼓励。”

而目前看来，我国还缺少相关制度性的保障措施，对慰安妇的救助依然是金钱补助为主（且数额不高），方式单一，在心理辅导和医疗健康方面基本不进行涉足。

伍德沃德在《英国简史》第三版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流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当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服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下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毫无疑问，这些未曾留下踪迹就被战火和磨难吞噬的无名小卒们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帮助和关怀，而不应当仅仅作为国家伤痕背后面目模糊的群体证人，和她们的青春以及生活一起荒芜凋落。

本文为原创内容，撰文：杜搠，编辑：禽禽。部分资料整理并引用了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张连红教授、张生教授的相关论文。转载请联系书评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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