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庆丰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研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呈显著正相关，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提升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意愿。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家庭收入、转变生育观念和教育理念两个渠道影响家庭教育期望；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流动缓慢地区、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中，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而在城市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较快地区、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中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这些研究结论为国家和政府更好地推动欠发达地区教育帮扶、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 ; 家庭教育期望 ; 作用机制 ; 异质性分析

作者简介

蔡庆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土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

陈武元，通信作者，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目录概览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五、进一步分析

六、结论与启示

一、引言

教育是个体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吴愈晓，2013），是社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规模和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提升，2011年我国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城乡教育差距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我国城乡青少年在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获取上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李春玲，2014）。目前，关于城乡教育差距和贫困落后地区教育不足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制度原因，由于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从而加剧了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投入上的显著差距。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优秀教师数量较少，且师资流动性较大。第二种是家庭原因，由于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异。

针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而导致的城乡教育差异，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教育管理部门也制定并调整了相关政策。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城乡义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师生比明显提高，农村教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学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秦玉友，2018）。但是与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等导致的城乡差距相比，由于家庭教育观念及投入所导致的城乡差距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和教育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与城市相比，农村对教育重视不够，特别是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父母花费在子女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不足，对学校教育的配合和支持不够，而且家长的文化陋习也不利于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刘保中，2017）。因此，我们在进一步解决城乡教育差异，提升教育公平，加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师资队伍力量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农村家庭重视子女学业，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投入，畅通阶层向上流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治贫先治愚”，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让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青少年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也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通过公路、铁路等路网建设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为消除城乡差距、加快扶贫开发和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交通基础。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三分之二；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以16.1万公里的通车里程稳居世界之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性条件，是促进区域资源互通、信息交互、机遇共享和优势互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此也会深刻影响区域的教育资源获取和家庭教育观念：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增收效应，提升当地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家庭教育期望（刘保中等，2014）；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区域间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扩大城市文化的传播，破除农村地区落后的传统思想，提升当地家庭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进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教育程度、学业程度的一种期望，是家庭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布劳和邓肯（Blau, Duncan, 1967）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之后，后续的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期望是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与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被赋予更高家庭教育期望的孩子在未来更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和较高的学历，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Sewell, Shah, 1968)。一般来说，家庭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方面体现：一方面，积极的家庭教育期望会增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增加对子女学业的货币投资，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家庭教育期望中存在罗森塔尔效应，即他人的期待会对个体产生一种“期待效应”，从而促进个体自身目标实现（Rosenthal, Jacobson, 1968）。家庭教育期望作为“重要他人的激励” （Sewell, Shah, 1968），能够被子女感受，从而影响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郭庆旺，贾俊雪，2006），并在代与代之间传递这种价值观和偏好。因此，作为影响教育和地位获得的重要变量，关注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因素及如何提高家庭教育期望十分具有价值。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其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进行了一些研究，如有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务工可以显著提升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导致父母更愿意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叶静怡等，2017），城镇地区较高的教育回报率提高了外出务工父母对教育的认可度，进而提升了家庭教育期望（马俊龙，2017）。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出包含17073条样本的面板数据，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影响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家庭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文献，大多数集中于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个人特征等微观层面。本文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这一宏观视角探讨了其对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沿线地区家庭的家庭教育期望，能够有效提升当地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意愿，促进阶层流动；第二，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大多数研究重在讨论其对地区经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刘冲等，2020；施震凯等，2018），少有学者关注其对地区文化、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而本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当地家庭人均收入，转变生育观念和教育理念两个渠道提升了家庭教育期望，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教育溢出效应研究的空白；第三，本文还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不发达的农村、信息流动缓慢的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中，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呈显著正相关性；而在城市地区、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中二者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从长远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能有效提升家庭教育期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更有效率地推动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教育扶贫，实现教育公平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后面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和实证方法；第四部分提供实证结果，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第一种，家庭背景。父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与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显著相关。安德鲁和弗拉斯曼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多，家庭教育期望越高（Andrew, Flashman, 2017）。刘保中等的研究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教育期望也越高，城市家庭、汉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于农村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刘保中等，2014）；蔡庆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分化造成资源分配不均会影响家庭教育期望，最终影响阶层代际流动（蔡庆丰等，2021）；靳振忠等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家庭教育期望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期望的重要中介变量（靳振忠等，2005）；刘保中的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对子女均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在教育支出方面差距明显（刘保中，2017）；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民族（族群）的家庭教育期望存在差异（Kao, Tienda, 1998, pp. 1−19）。第二种，子女特征。梅罗和斯旺森的研究表明，父母亲对男孩的家庭教育期望大于女孩（Mello, Swanson, 2007）。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农村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发现具有传统观念的母亲，其家庭教育期望更容易表现出男性偏好（Zhang et al., 2007, pp. 131−157）。第三种，社会环境。陈武元等人的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预期教育回报率、改变家庭教育偏好、放松家庭资源约束等渠道，提升家庭教育期望，推动教育公平（陈武元等，2021）；陈华等人的研究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会通过改变父母的教育行为，从而影响家庭教育期望（陈华等，2020）。叶静怡等的研究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可以显著提升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叶静怡等，2017），并且这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可以看出，现有关于家庭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家庭层面的研究，少有文献探讨社会经济背景对微观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二）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期望

公路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当地家庭的人均收入、转变教育观念和生育观念，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具体而言，如下所示。

第一，打破了区域间的自然阻隔，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刘秉镰等，2010；刘冲，2020），进一步提高了当地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更有能力承担教育子女的成本和物质保障，例如居住条件、学习环境、学习费用等，从而使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有了更高的预期（刘保中，2014）。

第二，加速了区域间的信息文化交流，扩大城市文化的传播范围，给交通基础设施较落后地区带来文化和价值观冲击，转变当地家庭的生育观念和教育观念，改变当地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轻视态度和养儿防老等旧教育观念，提升当地家庭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知（杨真等，2020）。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并扩大城镇学校对农村地区的辐射范围（任若菡等，2014），推动当地的教育城镇化发展（叶雷等，2019）。教育在农村地区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化，不仅使得当地家庭的子女有机会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也能提升当地的教育氛围和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第三，能够有效促进区域间的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马伟等，2012），提高农村地区非农业就业概率，并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经历与生活方式会改变他们的教育理念以及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知，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叶静怡等，2017；马俊龙，2017）。所以，交通基础设施和家庭教育期望存在正相关性，即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教育期望越高。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家庭层面，少有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等宏观变量可能对其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能够给相关的研究带来一些启发。本文强调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宏观因素。因此，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能够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并且有以下两条传导路径：①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打破了区域间的自然阻隔，提高了沿线地区的运输水平，使商品、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更为快捷，市场可达性增加，地区经济得以发展，当地家庭的收入水平随之提高。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更有能力承担教育子女的成本和物质保障，从而提高了父母对其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②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地区城镇化、现代化，扩散城市文化，给沿线地区带来现代生育观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促进当地家庭由早生多生、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转变为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提升当地家庭对子女教育和学业成绩重要性的认识，进而促使父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包含了中国2014—2018年基本的经济、交通、人口数据。而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收集了家庭教育期望、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相关问题的资料，因此非常适合本文的研究。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期望

本文关注研究的因变量是家庭教育期望。在CFPS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希望您的孩子最少念完哪一个程度”。根据选项，我们将该变量赋值为0—7，数值越大表示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其中，“现在就不念了”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2，“高中/中专/技校/职高”赋值为3，“大专”赋值为4，“大学本科”赋值为5，“硕士”赋值为6，“博士”赋值为7。

2. 核心解释变量：交通基础设施指数

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大幅度降低通勤时间，扩大出行半径，提升人们的活动范围。由于我国的人口分布东西不均、地理环境复杂等多方面的原因，铁路运输在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截至2020年底，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铁路网和运输体系，铁路运输供给能力首屈一指。相比于其他交通方式，铁路具有运量大、运输距离远、价格便宜、受天气影响小、覆盖范围广等优势，因而更能促进区域间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拉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此外，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外溢性的研究，多数学者也选择铁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如颜银根等（2020）、杨茜和石大千（2019）、封志明等（2009）等。因此，本文选取铁路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指标，并综合考虑已有文献研究，从铁路发展的通达性和便捷性出发，构建公式如下：

表1的第(2)—(6)行报告了交通基础设施指数构建中各变量定义及说明,i和t表示某一变量在i省t年的值。本文用铁路密度衡量一个地区交通的通达性，铁路密度越高，说明该地区铁路通达性越高，而用万人均铁路公里数衡量一个地区的铁路便捷程度，万人均铁路公里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铁路便捷程度越高。此外，由于两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无法直接相加，参考以往文献，大多采用归一法或标准法对指标进行处理后再相加，本文选择将各省各年的铁路密度与铁路万人均公里数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各省各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指数，标准化处理用于后文的稳健性检验。

（三）控制变量

回顾已有文献，大多数研究认为家庭背景、子女特征、区域特征会影响家庭教育期望。

家庭背景的内涵非常丰富，瑟韦尔和沙阿（Sewell, Shah, 1968）认为家庭背景大致可以划分为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本文根据对以往的文献参考及CFPS内数据的可得性，用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量来反映家庭的文化资本；用家庭每月邮电费用作为代理变量代表家庭的社会资本；使用家庭人均净收入、家庭资产反映家庭经济资本。具体而言，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由于不同年代受教育年限可能有所不同，故对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按取得的最高学历进行划分，取值范围为0-7，0代表“文盲/半文盲”；1代表“小学”；2代表“初中”；3代表“高中/中专/技校/职校”；4代表“大专”；5代表“大学本科”；6代表“硕士”；7代表“博士”。家庭藏书量则根据2014年CFPS问卷中的家庭藏书量的划分标准，将家庭藏书量划分为八个等级，取值范围为0—7，其中，0对应“没有书”；1对应“1—10本书”；2对应“11—20本书”；3对应“21—50本书”；4对应“51—100本书”；5对应“101—500本书”；6对应“501—1000本书”；7对应“1001本书以上”。家庭每月邮电费用为连续变量，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每月邮电费用越高，说明家庭成员与外界的交互越频繁，从侧面说明了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也越多；而家庭资产和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连续变量，通过少儿ID匹配其所在的家庭ID后从问卷中提取后取对数得到。

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性别、子女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是否独生也为虚拟变量，独生取1，非独生取0，具体方法为：通过少儿ID匹配父母ID后，根据家庭关系问卷中的问题“您的第二个孩子是否健在”进行判断，若健在则判定该家庭为非独生家庭，其余则判断为独生家庭。若出现父母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则予以剔除。

区域特征除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外，还包括了各省各年的人均GDP的对数值。

所有变量提取完成后对数据进行筛选，将所有缺失值剔除，对子女年龄、子女性别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进行核对，将不符合事实逻辑的数据予以剔除，例如子女年龄前后不符，父母受教育程度随年份上升反而下降等。各变量定义见表1，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研究模型

本文为探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下标i为样本个体，Edui,t为t年父母对i的家庭教育期望；Trai,t代表i省t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Xi为家庭背景，子女特征，区域特征等控制变量；ϵi,t代表残差。本文主要关注系数β的方向性和显著性。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赋值为0—7的有序分类变量，故本文选择有序logistic模型并控制固定效应后进行回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实证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家庭教育期望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5)中逐步加入了地区特征、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子女特征，逐步考察各变量对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影响。

模型(1)中加入了区域特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各省GDP越高，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但是当模型(2)加入家庭经济资本后，各省GDP失去了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各省GDP主要通过影响当地家庭的经济资本，进而影响家庭教育期望。在加入模型(3)—(5)后，家庭人均收入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说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父母能为子女教育提供的物质资本也越高。当父母对子女教育进行了更有力的投资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随着升高。此外，注意到模型(3)—(5)中，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教育期望有显著正相关，即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厚，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更加重视，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身上，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其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也会更加合理科学。因此，文化资本丰厚的家庭的教育回报率高，家庭教育期望也越高，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王甫勤，时怡雯，2014；杨春华，2006），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结论是可信的。当模型(4)加入家庭社会资本后，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的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父母可能更容易动用他们的关系使其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从而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着更高的期待。

模型(5)中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①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当地家庭的教育期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本文的预期结果一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使一些家庭转变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回报率，从而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②家庭背景越丰厚的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越高，且表示家庭背景的各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了家庭背景对家庭教育期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已有许多文献证明，家庭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获得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子女组成新的家庭后，新家庭的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又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因此，现在的家庭背景可能会通过影响家庭教育期望、子女教育获得，实现代际传递。国家要想帮助贫困家庭彻底摆脱贫困，就要切断家庭背景的代际传递路线，提高父母的家庭教育期望，从而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如果政府仅仅对贫困家庭进行经济援助，不努力改变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轻视态度，会导致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子女在成年后还是会陷入贫困的陷阱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子女。③子女性别变量显著为正，男性更容易得到更高的家庭教育期望，说明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性别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家庭教育期望，这与梅罗和斯旺森的研究结果一致（Mello, Swanson, 2007）。④是否为独生子女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拥有更高的教育期望。按照资源稀释理论的解释框架，家庭中的子女个数越多，其分到父母的有限教育资源也越少，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可能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刘保中等，2014）。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与已有的文献基本一致，说明该模型可信度较高。

此外，观察表3中模型(1)—(5)的切点值，不难发现，各相邻切点值除了切点5至切点6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相邻切点值之间相差不大。这说明了大部分家庭认为大学本科的教育已经足够，家庭教育期望为研究生的家庭背景与家庭教育期望为大学本科的家庭背景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说明了，如果当地政府想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则需要耗费更多的资金与精力。

表4报告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模型(1)—(5)的边际效用。结果表明，无论是哪个模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均能够提高父母期望子女获得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学历的概率，降低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概率，即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当地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意愿，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交通基础设施指标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考虑本文选择铁路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指标，现改为使用公路发展水平来衡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后再次进行主实证模型的回归，指标计算方法仍然与前文一致，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第（1）列。此外，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标时，本文采用地区铁路密度与中国铁路密度、万人均铁路公里数与中国万人均公里数的比值作为去单位化的方法。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现改为分别对铁路密度与铁路万人均公里数标准化后相加，得到新的交通发展水平指标，并再一次对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估计，结果报告在表5第（2）列。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公路发展程度作为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交通方式(Tra2)，还是更换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Tra3)，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能够显著地促进当地家庭的教育期望。

2. 使用有序probit模型

由于本文使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且对于被解释变量为多元有序变量的样本，还可以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累积分布函数不同。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现使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在表5的第（3）列。回归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

3. 倾向得分匹配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或者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家庭会倾向于选择交通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地区生活，因此上述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该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解决可能由于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内生性问题。①依据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将样本分为交通发达地区(N=8964)与普通地区(N=8109)，将交通发达地区设置为实验组，普通地区设置为对照组；②用主回归模型(5)中的控制变量作为预测变量，预测家庭处于交通发达地区的概率并计算倾向得分值；③分别对样本做一对一匹配、一对四匹配、一对四半径匹配。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显示，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度减小，所有变量的偏差绝对值均小于5%，且绝大部分变量的t检验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假设，说明匹配结果良好。

表6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之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前文一致，即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家庭的教育期望。因此，本文的结论稳健可信。

（三）作用机制分析

1. 家庭收入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已被许多文献证明。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时，会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当地家庭的经济收入。当家庭收入水平上升时，父母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充裕的教育投资。而当父母预期能给予子女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随之提升。为验证这一影响渠道，本文参考温忠麟等的文章（温忠麟，叶宝娟，2014），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进行分析。①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回归，控制变量为主实证模型(5)中不包含家庭人均收入的其余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报告在表7的第(1)列。回归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加入家庭收入这一控制变量时，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仍然是正向显著的。②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人均收入(Lncome)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7的第(2)列。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当地家庭的经济收入，与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③主实证中的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交通基础设施对家庭教育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通过促进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提升当地家庭的教育期望。

2. 文化观念效应

许多文献关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作用机制、影响渠道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当地文化和旧观念的影响还鲜有文献探讨。正如前文的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仅会对地区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还能加速地区间的信息交流，扩大人们的活动范围，使得地区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随着交通的发展进入当地居民的生活，从而潜移默化地对地区文化和当地居民的观念产生影响。更进一步，已有的一些研究文献表明，地区文化背景和家庭文化资本会对家庭教育期望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刘保中等实证了家庭文化观念对于家庭教育期望具有显著的影响（刘保中等，2014）；而俎媛媛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教育在儿童入学前的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俎媛媛，2006），并且这种文化资本的差异能够通过代际传递再次强化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

因此，结合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能够有效改善当地居民的生育观和教育理念，使得父母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当父母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孩子的教育上时，他们的家庭教育期望也会随之提高。下文是分别对生育观效应和家庭教育理念效应的具体分析。

(1)生育观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相对稳定的看法和主张，是支配人们婚配行为的主导因素（李银河，陈俊杰，1993）。人们所持的生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家庭背景均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生育观下的家庭，追求的是早生早育，重视数量而轻质量，而现代生育观念则强调数量调控，优生优育和无性别歧视（吴忠观，刘家强，2003）。近年来，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正在逐渐发生转变，从以往的多生多育逐渐转变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偏好独生子的家庭渐渐增多（徐俊，2008）。具体而言，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家庭生育观念转变，提升家庭选择生育独生子女的概率。相比于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资源（不应仅仅局限于能够为子女提供的教育资金，教育资源还应包括父母能够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更为集中，从而使得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产生较高的家庭教育期望。

为检验这一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进行分析：①依据主回归模型(5)设置的控制变量并剔除独生子女(Only)变量后，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报告在表7第(3)列。结果显示，在剔除独生子女变量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仍显著促进家庭教育期望；②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独生子女）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报告在表7第(4)列。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概率；③由前文主实证模型(5)的结果不难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独生子女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当地家庭的生育观念，提高家庭选择少生优生、优生优育的概率，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这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促进沿线家庭生育观念转变，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2)家庭教育理念效应

家庭教育是家长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的社会活动。而家庭教育理念则是父母对其子女进行教育行为的思想指导方针，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潜在因素。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家庭教育理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家庭教育理念不可避免地要受诸多现实因素所影响，例如不同家庭的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所处地区的文化氛围、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大学期望仍远高于OECD国家（汪卫平，董扣艳，2020），家庭教育理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李巧巧，刘丽，2007）。

因此，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当父母注意到这一时代需求后，会转变自己的家庭教育理念，更加重视子女的学业，提升家庭教育期望。不仅如此，现代化的家庭教育理念（例如“因材施教”“孩子的学习父母有责”）也会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流入当地家庭，减轻诸如“重男轻女”和“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等旧有落后的教育理念对家庭的影响，从而提高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程度，进一步地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为验证这一理论分析，本文结合前人理论研究与数据可得性，从CFPS问卷内选取三个问题作为衡量父母教育理念的代理变量：①“被采访人员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该问题由采访人员根据面访家庭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状态，判断其对子女教育的关心程度，在反映父母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剔除缺失值后，该中介变量(Care)取值范围为0—4，0代表完全不关心，1代表不关心，2代表中等，3代表关心，4代表非常关心；②“您经常辅导孩子的作业吗？”，剔除缺失值后，该中介变量(Homework)的取值范围为0—4，0代表“从不”，1代表“很少（每月一次）”，2代表“偶尔（每周1—2次）”，3代表“经常（每周2—4次）”，4代表“很经常（每周5—7次）”；③“您会为孩子放弃看电视吗？”，剔除缺失值后，该中介变量(Giveup)的取值范围为0—4, 0代表“从不”，1代表“很少（每月一次）”，2代表“偶尔（每周1—2次）”，3代表“经常（每周2—4次）”，4代表“很经常（每周5—7次）”。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逐步法进行分析：①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Tra1)作为解释变量对Care、Homework和Giveup回归，控制变量与主实证模型(5)一致，回归结果报告在表8第(1)—(3)列。回归结果表明，Tra1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确实能够促进家庭教育理念转变，促进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学习和教育。②将Care、Homework和Giveup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加入主回归模型(5)后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9第(1)—(3)列。结果表明，Care、Homework和Giveup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教育理念对家庭教育期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符合前人的研究结论。并且Tra1的系数符号在表9中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成立，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转变家庭教育理念，通过提高父母对子女学业的重视程度，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实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的研究中，本文集中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促进沿线经济发展、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来提升当地家庭的教育期望。那么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为研究这个问题，本文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从城乡分类、互联网普及程度、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对主回归模型(5)进行异质性分析。

1. 城乡异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同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为主，且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基础设施薄弱。因此，本文接下来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是否具有城乡异质性。本文从CFPS问卷中提取出的城乡分类虚拟变量(Urban)将样本家庭的所在地分为城镇地区(N=6824)和农村地区(N=10249)，若家庭处于城镇地区则Urban取1，若处于农村地区则Urban取0。接着对农村地区的家庭和城镇地区的家庭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10第(1)—(2)列。回归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村家庭教育期望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但是对城市家庭教育期望并无显著的影响。该分组回归的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由于城市地区拥有较高的经济水平、丰厚的教育资源与较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已经很小，因此对于城市家庭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有限。而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要素流动缓慢、学校硬件设备不足、师资力量不够等问题，很多儿童往往每天需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上课，极大提高了不必要成本。因此，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和信息流动，同时能大幅提高交通通达性，使政府能够增设学校等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环境，让农村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而提升农村家庭教育期望。

2. 父母受教育程度差异性分析

主实证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期望越高。那么，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父母所产生的影响是否不同？为此，本文根据家庭内父亲和母亲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家庭受教育程度高(N=8566)和受教育程度低(N=8507)的两组子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10第(3)—(4)列。回归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而对于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由于自身的教育经历和知识水平，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更具前瞻性和主见，更容易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同时也更能承担支持成本（Furstenberg, Gregg, 2009），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受制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对教育问题没有科学的认知，容易受到传统观念和当地风俗的束缚，例如，吴愈晓等的研究表明，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地区，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非常大（吴愈晓,黄超，2015）。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强化地区信息交流，促进家庭教育理念转变，打破对教育的偏见，使其父母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提升对教育回报率的认知，从而有效提升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家庭教育期望。

3. 互联网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前文的实证结果分析，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区域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当地家庭教育观念现代化，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那么交通基础设施在信息交流速度较快地区和信息交流速度缓慢地区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选用各地区各年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信息交流速度的代理变量，并以互联网普及率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信息交流速度高组(N=9006)和低组(N=8067)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报告在表11第(1)—(2)列。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高信息交流速度组还是低信息交流速度组，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通过比较分组回归的系数，不难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在低信息交流速度组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4. 社会资本差异性分析

除了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作为家庭背景中的重要部分，同样也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关键因素，例如有研究发现中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和低阶层家庭的孩子相比，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杨春华，2006），相比于父母职业为非管理类和技术类的家庭（杨习超等，2016），从事管理或者技术岗位的父母对孩子有更高的家庭教育期望。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具有不同社会资本的家庭中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力是否相同？

本文依据主实证模型(5)家庭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phone)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社会阶层家庭与低社会阶层家庭两个子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同社会阶层下的传导异质性。表11第(3)—(4)列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低社会阶层家庭分组中，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越高，家庭教育期望越高；而在高社会阶层家庭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家庭教育期望无显著的影响。

这说明对于处于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从交通闭塞、教育资源落后的地区迁移到学校质量过关、教育资源充足的城镇地区，给予子女更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也使得政府能够在当地进一步完善学校等教育基础设施，给予当地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而对于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父母可能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越过地理阻隔，将子女“安排”到师资力量最丰厚的学校或者学习氛围最浓厚的班级，使子女获得一个地区内最优质的教育条件。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其家庭教育期望并无显著的影响。近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阶层教育公平缺失现象频出，种种现象表明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比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因此，应当进一步健全教育体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六、结论与启示

现有文献已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期望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家庭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分析家庭背景、子女个体特征等微观层面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鲜有文献探讨宏观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期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并对作用机制和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分析，具体结论如下：①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的地区，家庭教育期望越高，并且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高等教育的意愿；②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当地家庭收入，改变父母生育观念和家庭教育理念两个渠道影响家庭教育期望；③在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沿线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对城市地区家庭的教育期望并无显著的影响；④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在信息交流速度高组地区和低组地区均对家庭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于低组地区的家庭教育期望有更大的促进作用；⑤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能够促进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资本较低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对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高、社会资本丰厚家庭的教育期望影响不显著。

本文认为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拉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使贫困家庭有更好的物质基础支持子女完成学业；另一方面还能加强区域信息交流，改变贫困家庭的教育理念，使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的心血，提升家庭教育期望。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志，“要想富、先修路”。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期望是“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有效提升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家庭教育期望，起到“开民智”的作用，从而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因此，欠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实现脱贫致富，还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教育均衡、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核心动力，助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蔡庆丰工作邮箱：qfcai@xmu.edu.cn；本文通信作者为陈武元，工作邮箱：skc@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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