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透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伦理：2020年

【总第207期】

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伦理：2020年

MOOC导读这个周末出差在外，得知北京突现不少本地新增病例，心情颇为复杂。今年真是殊为不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编译此原载于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网站的理论长文，期待与大家从技术发展史中，共获智慧的慰藉。

原文链接：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0/5/digital-ethics-in-higher-education-2020

新技术，特别是那些依赖人工智能或数据分析的技术，既令人兴奋，也带来了道德伦理上的挑战，值得我们关注和采取行动。对此，高等教育可以而且必须走在前面。

有些新闻故事很令难忘记，比如十年前关于一个青少年走路时因发短信而不慎掉入街上一个敞开的下水道的故事。不少头条新闻都取笑这个15岁的小家伙，更多数新闻报道都集中在相关人员身上，因此看不到有关人类与技术冲突（在本例中是撞击）的深度思考。

时至2020年，我再次想起这个故事，并将它是关于数字伦理挑战的完美隐喻。许多依赖私人数据或新兴人工智能（AI）应用的新技术，令人眼花缭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同时，被这些发展所迷惑，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某种本末倒置。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既要关注快速的技术创新，也要关注其对使用它们的人（或如有些人所说的，被它们使用的人）的深刻影响。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处理好数字伦理，我把它简单地定义为“在技术创新和公认的社会价值观的交叉点上做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个足够直截了当的定义；然而，考虑到技术变革的速度和社会价值观的相对性，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定义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棘手。例如，对最新的数据驱动应用程序的渴望和对受到严格保护的隐私的渴望揭示了重大的道德缺陷，在它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个欲望占上风？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新的应用开发仍在继续。

一个技术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纪

当我们谈论技术创新时，我们倾向于向前看，想象我们的当代环境是完全前所未有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应对“破坏性”的、由技术驱动的变革的国家，我们也不是必须应对这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影响的第一代人。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的模拟技术创新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再没有比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大型展览可以做好更好的观察样本了。

此次大展非常受欢迎，吸引了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到伦敦观看展览，获得的利润资助了几家运营至今的英国公共博物馆。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仍然看到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开始，坚信没有问题是大得不能通过一项新的、了不起的发明来加以解决。

有代表性的奖章被授予望远镜、早期的达盖尔摄影法，甚至传真机的前身。除了这些可识别的创新之外，还展出了一些真正奇怪的产品，像“暴风雨预言家”，一位有进取心的发明家发现，水蛭对大气压力的快速变化作出反应的方式，可被用来触发一个带响铃的触发器，从而警告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在这个大展上展出的还有威廉·贝利的半身像，用来说明当时非常狂热的伪颅科学的概念，即认为头骨的大小和形状是一个人性格和精神能力的指标。 

这是发明的世纪，也是各种庸医的世纪。从磁性紧身衣到电动皮带，这些产品承诺对神经紊乱、消化不良、风湿病、失眠和“胃部疲劳”都有着惊人的疗效。基于电磁特性的新兴技术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无数空洞的承诺下被创造出来，即使这门科学才刚发展起来。我们可能认为技术炒作的概念始于21世纪，但考察19世纪的历史才发现，早期的大师们在不完全理解科学的基础上就在部署创新。在钋和氯化镭的发现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一波对放射性的追捧，其中包括注入镭的牙膏、承诺可焕发青春光彩的“透镭”化妆品，甚至还有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镭香烟。维生素镭栓剂向“意志薄弱的人”保证，服用之后很快就会活力满满和快乐得冒泡儿。

有一位参加这次大展的人却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卡尔·马克思把这次展览看作是技术自动化所造成损害的证明，并得出结论：这次展览揭示了一个本质上剥削性的议程，其中不乏暴力的含义。同时兴起的是最初的路德派，这不是指不情愿使用技术的人，正如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相反，路德派对将新的机械织机引进羊毛业的反应相当暴力，非常明确地回击那些可使人们失去工作机会、破坏他们的生计和规避标准劳动惯例的技术。

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书中，我们发现了19世纪技术创新黑暗面的一个强有力的产物。这本书是一个关于伦理和技术的高度复杂的讨论。弗兰肯斯坦博士肆无忌惮地使用他不完全理解的技术，并且没有考虑更深层次的含义。他创造了生命，当事情变得困难时，他放弃了自己的造物。这部小说的悲剧在于他的伦理失败和由此带来的苦难。也许这本书最有意义的总结却也是最简单的：仅仅因为你能用技术做点什么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这样做。

兴奋

让我们回到我用来开始这篇文章的比喻。同时走路和发短信这样的多任务是个糟糕的选择。每当我们过于专注于技术，而忽略了其他一切，事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局。然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停止技术创新，采取相当于音乐休止的方式，以找出所有的伦理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恰恰需要以一种多任务处理方式，既不减少我们的兴奋，也不失去谨慎，而是兼顾两者。我们可以深切关注数字伦理，同时对高等教育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感到由衷的兴奋。我们可以在充分了解隐私和道德考量的同时，通过新技术获得能量。关键在于平衡。

我们这些在高等教育信息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常常发现，对于技术创新在学术界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进展的方式，很容易感到兴奋。我们认识到技术专业人员在战略性和协作性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解决一些最棘手的机构挑战提供了动力。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列举的2020年十大IT问题反映了这一希望和兴奋，包括学生保留/完成学业，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等，与更多传统的IT问题一起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不会单枪匹马地移动这些针头，但在数字转型的更大背景下，新技术可能是充满挑战的前景中最有希望的。即使是快速浏览一下EDUCAUSE发布的《2020年地平线报告》，也能发现正在进行的激动人心的讨论，包括数据分析、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和虚拟助手、适应性学习等。

数据驱动的预测分析，包括适应性学习和学生成功建议技术，名列最有前途的技术榜单之首。此外，许多新的应用程序依赖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的创新，可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并帮助机构更有效地工作，节省资金，重新定位它们的使命。以学生为中心的分析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是新兴的chatbot应用程序类，从2016年乔治亚理工学院推出的“Jill Watson”助教，到最新的例子如迪肯大学的Genie应用程序或乔治亚州立大学的Pounce chatbox，这两者都有助于学生快速得到答案。

最后，许多技术承诺加强学生对学习的参与。关于游戏、模拟和交互式问题解决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商业性的增强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表明，戏剧性的变化可能即将到来。EDUCAUSE研究显示，到2023年，增强和虚拟现实技术，预计将在整个机构范围内部署，占机构总数的40%。

谨慎

保持兴奋和谨慎并不是矛盾。事实上，这似乎正是技术专业人士的现状。我甚至认为，那些不同时将这两种想法放在头脑中的技术创新者，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让炒作的鼓声淹没了警示的声音。是时候倾听这些安静的声音，仔细考虑数字伦理问题了。

在聚焦高等教育之前，让我们退后一步，理解对数字伦理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一语境、企业或行业。《弗兰肯斯坦》的读者会发现今天的许多新闻故事都很熟悉。2018年，中国科学家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人类----双胞胎“露露”和“娜娜”。尽管这些科学家因其行为被判处监禁和罚款，但至少有一名俄罗斯科学家计划继续这项工作。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一直在进行实验，以使哺乳动物的大脑复活。据报道，科学家们的工作相当谨慎，一度因为动物大脑中存在某种程度意识的可能性很小而关闭了一项实验。但正如杜克大学的法律学者和伦理学家尼塔·法拉哈尼所说：“这是一个完全灰色地带。”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和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说，他补充说，一个缺乏道德指南针的科学家将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大脑进行实验。无论我们考虑的是让科学家延长大脑寿命的技术，还是让人们能够用3D打印枪缩短寿命的技术，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激起伦理学家和非伦理学家的关注。

聊天机器人受到了很多关注，尤其是最近。虽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部署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它们在其他地方却以道德上有问题的方式被使用。2015年，Mattel推出了Hello Barbie，这是一款互动的互联网娃娃。“玩具网络”的概念，即孩子们手里拿着与互联网相连的玩具，这些玩具会问一些探索性的个人问题（并存储答案），一些人对此持极大的怀疑态度。尽管反响强烈，但Hello Barbie并没有消失，而互联智能玩具的市场增长并没有放缓。而人寻味的是，Hello Barbie公司将其技术并入了PullString，并于2019年被苹果收购，成为其人工智能战略的一部分。

也许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发明的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自身的缺点。正如Kentaro Toyama在《极客异端》（Geek Heresy）一书中所说：“卓越的技术不足以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创造的技术和虚拟人物往往会放大我们人类的缺点，而不是消除它们。

对于许多正在出现的技术，当然也包括互联网本身尚未解决的道德问题，例如数字鸿沟。属于人工智能范畴的问题也最受关注。2017年5月，《福布斯》报道称，数字助理的使用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企业高管和千禧一代中，近三分之一的消费者无法确定他们最后的客服互动是与人，还是机器人。2018年，Safiya Umoja Noble的《压迫的算法：搜索引擎如何强化种族主义》一书加强了对算法偏见的关注，认为搜索引擎正日益成为我们了解周围世界的渠道。在2019年，Shoshana Zuboff的书《监视资本主义的时代：在新的权力边界为人类未来而战》继续了这场对话，她提出，在工业革命蹂躏自然世界之际，这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通过声称“人类经验是开采、预测等隐藏商业行为的免费原材料”，威胁着人类，且这一过程目前正在进行中，几乎没有监管或控制。

应用程序的进军

虽然没有把重点放在高等教育上，但一些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声称将人工智能的力量掌握在人民手中。例如，Mei手机短信应用程序承诺“通过将人工智能、数据甚至其他人放在任何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轻松接触到的范围内，帮助用户成为自己的最佳版本”。该应用取代了手机的短信功能，并提供了对发送和接收的短信的分析。

更具戏剧性问题的例子，比如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开发的有争议的gaydar人工智能，声称他们可以仅仅通过扫描一张脸来判断某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严重的面部扫描应用程序，叫做Faception，这是一款“技术第一、市场第一”的应用程序，拥有“专有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术，只根据人的面部图像来分析人的特征和揭示人的个性”。

另一个强调算法不透明对人类影响的研究是Kate Crawford和Trevor Paglen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挖掘人工智能”。作者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系统如何训练的实际问题和存在的缺陷，指出，我们创造的算法系统应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预测我们的需求，并提高我们的生活，但是当系统建立在缺陷基础上时，这种结果似乎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其他新的、同样有问题的技术也在考虑之中，包括情感识别应用。有人估计，这是一个200亿美元的市场，而且还在增长。人工智能现在研究所（AI Now Institute）2019年的报告坚称：人工智能的情感识别继续在从教室到面试的各个环境中大规模部署，告知敏感的决策者谁是“有生产力的”或谁是“好工人”，尽管我们在是否能确保准确甚至有效的结果方面缺乏科学共识。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世纪无法令人信服的伪科学如颅相学。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教导，就可能会在这里停下来，再次承认这些创新与19世纪的颅相学有着鲜明的相似之处。 

Credit：Nicolás Ortega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今天继续激增，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面试领域。在有众多候选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使用算法来缩短名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候选人来说，在不知道某个算法在默默地评判和解释他们的一举一动的情况下，面试就非同寻常了。

更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的决定也可能涉及到生死存亡的情况。自主汽车软件正被设计成能在几毫秒内做出准确的决定。如果有人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前停车会怎么样？

更贴近家庭的数字伦理

全球教育市场智能公司HolonIQ称，人工智能在教育创新和投资方面产生了“爆炸式”增长，到2025年，全球教育技术市场的增长预计将翻一番。显然，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其中一些带来的道德陷阱将越来越需要关注。

Credit：Charles Taylor/Shutterstock

然而，对于其他正在高等教育中积极试验和部署的非人工智能技术来说，也有着强大的伦理影响。一个例子是围绕增强/虚拟/混合现实的创新组合。埃默里·克雷格和玛雅·格奥尔基耶娃有效地描绘了沉浸式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各种道德挑战，如学生数据、隐私，同意，骚扰，以及可访问性问题。

考虑到更普遍的道德问题，EDUCAUSE已经发出号召提请注意。2019年，EDUCAUSE十大IT问题集中在数据和分析上，这些数据和分析是进入高等教育技术市场的预测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核心。事实上，2019年十大榜单中有一半项目与数据相关。信息安全策略在榜单上排名第一，隐私首次出现在榜单上，排名第三。 

Credit：Charles Taylor/Shutterstock

今年，2020年十大IT问题榜单继续提出信息安全战略（再次是1）和隐私（上升到2），但它也反映了数据在其他领域的重要性，包括数字集成（4）。报告的作者们将数据、人工智能和伦理学结合在一起：“可持续性也有了一个新的维度。数据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货币，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现在有两种货币需要管理：货币和数据。数据存储可能很便宜，但在管理和保护数据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和分析技术从道德上支持学生和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其他东西是便宜的。”

现在是时候“做大”分析，以实现机构目标，但也需要坚持谨慎行事，负责任地使用数据是不可协商的优先事项。

这种关注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在2019年的最后6个月，主流媒体和高等教育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指出高等教育有其自身潜在的“怪圈”问题。事实上，很多新闻报道都持怀疑态度，或者说是非常批判性的。比如《高等教育纪事》“被监视的学生？”文章以副标题“数据跟踪进入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新阶段”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Credit：Nicolás OrtegaThe article also claimed that

Regul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Wild West 

Credit：Nicolás Ortega


荒野西部的调控与抵抗

至少可以说，目前的局势是动态的。尽管新产品层出不穷，但仍有各种强烈的声音和力量在努力应对数字伦理问题。从很多方面来看，无论是从教育技术产品抢先上市的角度，还是从监管和立法相对不平衡的角度，目前的情况都让人感觉有点像蛮荒的西方。尽管如此，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激进组织和名人以及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普通民众的齐声要求下，监管和立法正在各地展开。另外，一些科技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一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呼吁监管。当然，有些人更愤世嫉俗的是，那些将被监管的人呼吁监管，并将其视为一种减缓竞争对手速度的战略，或是一种试图控制和限制不可避免的监管范围的努力。

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数字伦理，而主流娱乐界可以说已经普及了许多关键主题。毕竟，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只会说出一两本与数字伦理有关的书，但却能在匆匆忙忙中写出一长串主流电影，这些电影戏剧化了与技术相关的伦理失误的后果。1931年的电影版《弗兰肯斯坦》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轰动一时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如《少数派报告》、《侏罗纪公园》、《前机器》、《星际迷航》和《西界》。这些影片都以引人注目的、平易近人的方式讨论了数字伦理的主题。

这些创意表达的影响，特别是千万人观看的以电影形式，不可低估。一些高校利用科幻小说向计算机科学家传授伦理学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与想象力中心等前瞻性的学术中心也在这样做。

引领航向

我经常被组成我们高等教育社区的人们专注于有所作为的频率所震惊和鼓舞。简单地说，维持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就是学院和大学所做的好事。高等教育的增长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加强了民主，提高了工资，减少了贫困，促进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改善了研究生活，总体上使社会受益。简言之，鉴于高等教育引领了所有这些社会变革，将高等教育视为我们迎接与数字伦理相关挑战的最大希望是完全自然的。立法行为和法规可以惩罚和奖励行为，但改变文化则更加困难和重要。

高等教育从来没有以敏捷著称，而是以冰川般的速度变化。但就变化的持久而言，当冰川找到它的路径时，很难有别的事物可与之争锋。高等教育有可能产生全面的变化，并为我们目前在高校和更大社会中教学的下一代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家、开发人员和建筑师带来新的价值观。我相信，高等教育能够并将在四个广泛领域引领潮流：大胆的方法，政策和伦理框架，嵌入式伦理，以及学生对数字伦理的需求。

大胆的做法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正以强烈的伦理主题参与决定性的变革。例如，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Tech）的“2040年计划：深思熟虑的创新，终身教育”是一个高度富于技术远见的高等教育愿景，聚焦部署在线学习、区块链、小额信贷、丰富的分析建议、大规模个性化和高级人工智能系统。正如其标题所示，这种方法在所部署的技术方面是有意创新的，它还创新地有意强调个人内部技能，并有一个强大的伦理主题：“在重大挑战和服务学习支持项目中的首要主题为全人教育提供伦理和社会背景。”即使在课堂项目层面，这种关注也不可能错过，要求学生“在对项目的范围或持续时间做出判断之前探索社会或伦理问题。”

东北大学是另一所正在进行全面变革的大学，其变革的方式是将道德伦理意识作为一种有意因素。其校长约瑟夫•奥恩（Joseph Aoun）在《抵御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Robot Proof：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7）一书中阐述了他对高等教育的愿景，他承认人工智能将带来戏剧性的、甚至令人不安的变化。他的回应是建议大学/大学课程改革，让下一代学生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正在改变劳动力定义的世界中茁壮成长。一个伦理学家会对奥恩让学生抵御机器人的计划感到温暖，因为它基于人文学科事实上，他主张一门学科叫做“人文学科”。奥恩写道：“机器将帮助我们探索宇宙，但人类将面临发现的后果。人类仍将阅读人类作者所写的书籍，被人类想象力所产生的歌曲和艺术作品所感动。人类仍将进行无私或勇敢的道德行为，并选择为改善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物种而行动。”在他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新大学的愿景中，为人类机构开辟了一个中心角色，不是反对，而是伴随着技术变革。

谨政策与框架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希望高等教育承担起重塑数字伦理的责任的人。高等教育媒体的头条新闻，比如“高等教育能让硅谷更道德吗？”或者“大学必须在道德和技术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或者“高等教育会控制人工智能吗？”等也在呼吁学术界。牛津大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re for the Governance of AI）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持，而且，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普遍下降。尽管如此，公众对大学研究人员的信任程度最高。高等教育迎接这一挑战的一个途径是制定政策和框架来推进这一事业。

政策制定的关键是让员工关注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如校园隐私。领导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指标是首席隐私官（CPO）的崛起，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职位，反映并推进了隐私和伦理道德作为优先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信息安全委员会（HEISC）与EDUCAUSE合作，出版了CPO欢迎工具包和CPO路线图。《欢迎工具包》明确了这一立场的挑战：“学院和大学有多重隐私义务：它们必须促进一个充分道德和尊重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在那里学术和知识自由蓬勃发展；它们必须平衡安全需要与公民和个人自由，使用大数据分析和新技术的机会，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个人；他们必须很好地管理自己掌握的大量个人信息，其中一些信息高度敏感；最后，他们还必须遵守大量有时重叠或不一致的隐私法。”

高等教育通过政策来表达其价值观，而政策是实现变革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一定是迅速的，而是全面的。根据对“伦理政策”的定义的广度或广度，可能有几十种政策在起作用。如果高等教育机构在数字伦理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那些构建教育技术产品的机构并没有分享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更全面的进展。最后，除了具体学院和大学利用政策和声明加强承诺和期望的方式外，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努力确保高等教育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政策是高等教育确保数字伦理问题始终放在首位的一个明确途径，但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相关途径。

嵌入式伦理

政策和其他承诺是推动和标志着围绕数字伦理的社会势头取得进展的重要途径，但个别机构的具体努力也代表着重要和具体的进展。2018年初，《纽约时报》报道了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机构的情况，所有这些机构都在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要求为学生开设伦理道德课程。事实上，为了获得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认证，计算机科学课程必须确保学生理解与计算相关的道德问题。哈佛大学的全国公认的模式试图灌输学生的伦理思想。

学术中心在引领潮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圣克拉拉大学马克库拉应用伦理学中心成立于1986年，致力于跨学科的数字伦理学研究。该中心致力于确保圣克拉拉大学毕业生具有伦理意识，同时致力于与其他学院和大学共享免费资源，包括案例研究、简报、视频以及数百篇跨学科和领域的应用伦理文章和其他材料。最近，该中心增加了“技术实践中的道德规范”的特别资源，专门用于专业环境，而不是学术环境。 

学生对数字伦理的需求

最后一个指标表明，高等教育正以无人能及的方式有效地引领世界，那就是，在最重要的地方，围绕数字伦理的意识和承诺是显而易见的：在学生身上。毕竟，人们可以说，公司、监管者和其他人的一系列反应性工作相当于在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对其内容进行管理。但在高等教育中，我们有机会为下一代学生转变数字伦理的方法，他们又将组成下一代的编码者、建筑师、数据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创业企业家、首席执行官和各种决策者。这就是为什么Markkula中心的愿景宣言中包含了“加倍努力塑造下一代的道德品质”的承诺。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学生们正在对这个机会做出反应。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热衷于大科技”的学生，以及之前对在知名科技公司工作的前景垂涎三尺的学生，现在正在寻找既“原则性又高薪”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值得为硅谷最有利可图的职位陷入道德困境。”

下一代伦理

对推进数字伦理感兴趣的人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变革很可能只是渐进的。另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现实是，在我们完全把我们的思想包裹在当前的一系列担忧、陷阱、愤怒和解决方案中的时候，我们面前将出现一系列新的数字伦理困境。例如，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考虑，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学科集中在“机器行为”上，基于“我们不能通过查看其源代码来证明人工智能代理是道德的，就像我们可以通过扫描他们的大脑来证明人类是好的一样。”相反，决定是否鉴于人工智能是伦理的，可能取决于我们对行为的详细学术研究，就像对人类一样。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将开始考虑人工实体是否应该有伦理保护，或者至少是对动物的伦理保护。东北大学的John Basl认为：“就动物研究甚至人类研究而言，只有在严重的伦理违法行为曝光之后（例如，在不必要的活体解剖、纳粹医疗战争罪和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中），才建立了适当的保护措施。有了人工智能，我们有机会做得更好。”

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做得更好，也有必要做得更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高等教育集体都可以而且必须走在前面。

创造一种奇迹和机遇的感觉，技术创新的世界激励着我们。我们坚信，即将到来的这些创新将使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一个乐观的源泉。与此同时，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需要注意关键的、尽管远没有那么光彩照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如果我们在创建新的数字生态系统的早期阶段不能认真对待我们的道德责任，后果将是巨大的，而且像消失的森林一样难以逆转。现在对我们的个别学院和大学校园采取行动，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日后补救的需要。现在采取行动还可以使我们继续大步前进，享受创新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有信心我们正在道德健全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王涛（微信号：ioxroom）

【室联网】理论的提出、体系构建和实践者；室联网学习空间站、室联网教师发展空间站、室联网大健康空间站、室联网国学空间站、室联网孤独症资源空间站、室联网社区家育空间站、智慧党员活动室等【室联网】空间站的原创设计、规划和组织实施者；“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MOOC研究中心、中国绿发会丝路研究院室联网中心主任；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业界知名有20多万教育专家的MOOC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号：openonline，公号名称：MOOC）的发起及运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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