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选择墓地来看，朱熹这么大一个儒家，也是没看透的 | 郑嘉励 一席第452位讲者

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浙江宋元墓葬和城市考古。

当然在结束之前，我还是要小结一下。我刚才以《寻墓记》为题，实际上讲了一个盗墓小说里面见不到的古墓和古墓里的人，去揭示南宋墓葬制度的变迁以及背后的人的观念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是怎样处理死者的彼岸世界跟生者的此岸世界的微妙的平衡关系。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古墓是认识历史、感悟人性、理解生活的很好的载体，而它可以让我们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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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墓记

郑嘉励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嘉励。

我这个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是上坟。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调侃，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因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总是不免要挖墓的。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也不是说天生就喜欢跟坟墓和死人打交道；恰恰相反，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对坟墓、死人以及跟死亡相关的各种意象感到非常害怕。记得那年考大学，我被厦门大学考古专业录取了，那个时候就想我这辈子是报销了，绝对是报销了，还偷偷地哭了一场。

现在回头想来这种行为当然相当幼稚，但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一个人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是恒量的，尤其是由死亡带来的对人生的怀疑，这确实是一个少年很难克服的。

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以后，最初几年我主要是做浙江的瓷窑考古，大家知道浙江是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的故乡。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工作不需要挖墓。这样说来其实我还是在逃避这个问题，但是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一天使我变得更加恐惧更加焦虑。

后来我就想索性怕什么来什么吧。考古工作最好的地方是我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面对古墓，当你面对古墓和过去的往生者，它会逼你思考一些问题。慢慢地就脱敏了，我们就知道生老病死只不过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它虽然很无奈，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我是在浙江做宋元时期考古的，平常大量地发掘和研究了浙江的南宋墓葬。南宋墓葬的地下墓穴无非就三种类型，一种是土坑墓，也就是古人在地下挖了一个方坑把他埋下去。

土坑墓

另一种是砖室墓，是在土坑里面再铺一层砖，上面再起一个半圆形的顶，这个叫砖室券顶墓。

砖室券顶墓

还有一种，它是先在一个方框里面包砖，或者是砌上条石，上面再用石板横贯起来，这个叫作石椁石顶墓，或者是砖椁的石板顶墓。

石（砖）椁石板顶墓

这三种墓室，土坑墓在史前社会就开始了，新石器时代就这样埋墓的；砖室墓在浙江的话，可能是从东汉以后才慢慢流行开来的；第三种石板顶墓从宋代以后开始流行，也是宋代最典型的一种墓葬形式。

这种墓葬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不求体量有多大，只不过就是长方形的一个方盒子，中间能够容得下一个棺木就够了。

武义徐谓礼墓

除了体量不求大，还要深埋。因为江南地区地下水位很高，埋下去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必须要密闭防腐。怎么密闭呢？棺木放在长方形的盒子里的时候，留给墓壁的空间就很有限了，然后就用三合土、黏土、沙子，还有松香、糯米汁把它整体浇灌在下面。这个其实就是混凝土，跟我们现在的水泥是一样的。

黄岩赵伯澐墓

当它干了以后，棺木就跟外界的空气完全隔绝，如果没有被后来的人盗墓挖开，它就能完好地保存在下面，里面的人也就完好地躺在棺木里面。当然像盗墓小说里面写的人还忽然会坐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做法跟古人的魂魄观念直接相关。魂是精神，魄是肉体，魂跟魄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活着，死了它们就分离了。所以古人要把肉体长久地保存着，这样子才可以让魂能够找得到回家的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浙江地区的南宋墓，那就是世俗化。世俗化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随葬品。南宋时期的墓主要是随葬墓主人生前的玩好。比如江西星子县有一个人叫陶桂一，他是一个书院的院长，理学家，也是朱熹的弟子。他的墓挖开以后，就是一个人躺在里面，穿了一身衣服，还有一本书，可能是他生前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去年我在浙江黄岩发掘的南宋赵伯澐墓。赵伯澐墓的随葬品：上身、下身各有八重衣物，尸体与棺木之间的空隙里也塞了许多衣物，以防止人在棺内晃动，还有随身携带的挂件和一面铜镜。除此别无长物。

赵伯澐墓及出土衣物

这个是2012年在武义发掘的南宋徐谓礼墓。这个墓发掘出了18长卷的徐谓礼文书。徐谓礼最后是做到了泉州知州，他就把他一辈子任官的履历，他的身份证明全部都随葬下去。徐谓礼文书对南宋的政治史官制的研究影响非常大。

徐谓礼文书

很显然，这些文人和理学家的趣味就反映在这里，至于那些多余的东西，他们认为是有害的，是不会随葬的。

江西或者浙南山区、丽水山区的那些宋墓一挖开，里面“牛鬼蛇神”多得不得了，外行人一看觉得文物真的很丰富，真的很美。可是到了宁（波）绍（兴）地区，如果墓主人穿的衣服烂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无非就是随葬几本书。不懂的人就认为这些人真的是穷光蛋，其实相反，宁波和绍兴恰恰是南宋时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世俗化还表现在第二个层面，就是等级制度的模糊。我们看汉代的墓葬，天子是什么级别，诸侯王是什么级别，侯是什么级别——什么样身份的人多大的规格，什么样身份的人随葬什么样的文物，等级非常森严。但到南宋以后这一切就全部模糊了。

这是浙江龙游南宋余端礼的墓。余端礼是宋宁宗时候的左丞相，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他的墓室一打开，无非也就是两米长一米多宽的一个盒子。可能民间的那些土豪，只要有钱，他可以把墓室尺寸搞得很大，他这样身份的人反而就是一个小盒子。

余端礼墓

人不分贵贱贫富，确实百年之后也享受不了多大的面积。至于我们现在去世了以后，可能盒子就更小，就这么一点大，你说对不对？盒子越小恰恰反映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更高。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坟墓，其实只不过是墓园里面的这么一点点东西。一般说挖墓好像就挖这么一点点，其实我们做考古的可能考虑的是一个完整的墓园。浙江南宋墓葬地面的墓园有什么特征呢，就像这张图看到的一样——

云和县正屏山南宋墓

它是一个呈中轴线分布的，多级台地、从前到后逐级抬升的形式。可能墓主人就葬在一个中轴线的末端；前面还有一个五开间或三开间的墓前祠堂，祠堂里供奉墓主人的牌位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一些画像。至于它的边上，可能还有看墓的人以及坟庵坟寺各种配套，这样构成一个完整的墓园。

这样的一套制度，不分贵贱，我只要有钱，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但是平民跟品官最大的区别，是墓道前面的石人石马还有一些墓仪石刻，比方说非常高大的神道碑。这一套东西是平民不能够僭越的。

东钱湖史渐墓道

也就是说，所谓的南宋墓葬等级制度模糊，只是表现在地下墓室，地表墓园依然有等级之分——地上是给活人看的，地底下是糊弄死人的嘛。

如果地下的墓室跟地表的墓园统一起来考虑，这才是一个物质形态上比较完整的南宋墓葬。光这一点还不够，一个独立的墓葬还包括墓园的风水选择。

在江南的宋墓中，主要是指形势派的风水。古人认为我们要埋到一个有生气的地方，生气在地面上流动，它会在某一个点上汇聚起来。这个气，如果风一吹它就散了，如果前面有水，它就在这个地方停住了。形势派的风水很讲究，它认为我们所在的地方背后要有靠，左边要有青龙，右边还要有白虎，最好对面还要有案山。

所以我们的墓埋在这里，就像坐在一个太师椅上一样，背后有靠，左右环绕，前面还有照应的山。如果前面还有一条河流过，那就更理想了。这种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就叫怀抱之地。

我刚才描述的这种地貌大家有没有想象到？四面有山，中间还要有条河流过，如果我们在这条河上拦一条坝，这就很容易变成现在的水库。刚才讲的赵伯澐墓，后来墓前就建了一个水库。湖州的风车口宋墓是宋孝宗生父的墓葬。宋高宗不会生儿子，宋孝宗是他从宗室外面抱进来的。他这个墓后面也建了一个水库。

湖州风车口水库

我到金华去发掘郑刚中墓，发现郑刚中墓前面也有一个水库。南宋时候还有一个理学家叫洪咨夔，是浙江于潜人，也就是现在的临安县。我去调查的时候，这个墓就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它在50年代造水库的时候也被淹没了。

大家都追求这样的一种风水，那墓葬的地理单元就会高度雷同，而每个人都追求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会严重地制约宋墓的墓地形态发展。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我们的理想是标榜生前大家要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至于家族，那当然是由一个个不同的家庭构成的。家庭的构成元素里，首先是夫妻，其次是父子，然后是兄弟，所以我们讲合葬的话，第一层一定是夫妻合葬。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赵伯澐墓。左穴是赵伯澐，右穴是他的妻子李氏，男左女右。

赵伯澐墓 墓穴由左向右依次为赵妻李氏、赵伯澐本人（拍摄方向与墓向一致时，左右相同；反之相反，下同）

这是龙游的一个墓。丈夫埋在左边，妻子埋在右边，丈夫的墓比妻子要高出一头。它以位次表明这两夫妻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人一个坑相敬如宾。但是他比她高出一头，又表明了妻子跟丈夫之间的一个附属关系。

龙游墓例 墓穴由左向右依次为丈夫、妻子

如果丈夫前后有两个妻子呢？比如前面一个妻子去世了，后来续弦又有一个妻子。那丈夫就埋在中间，前面那个妻子埋在丈夫的左手下，后面的继室埋在他的右手下。大家要注意，这都是有夫妻名分的，至于妾，可能根本就埋不到这个墓地里面来。

三人合葬墓 墓穴由左向右依次为妻子、丈夫、继室

这是夫妻合葬，也就是一代人的合葬。如果两代人的父子合葬呢？这是温岭新河镇的一个戴氏家族墓。它六个穴一字排开，父母埋在中间这两个穴，长子夫妇埋在左手下的两个穴，次子埋在右手下的两个穴。

温岭戴忱家族墓 墓穴由左向右依次为次子夫妇、父母、长子夫妇 

但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能够见到这样两代人聚葬的墓地其实是非常少的。我刚才讲了徐谓礼墓，发掘徐谓礼墓的时候出土了徐谓礼的墓志。墓志上说徐谓礼去世后葬在祖垄之侧，也就是葬在他父亲的旁边。那根据墓志的指示，我们怀疑他父亲可能埋在边上，然后就在周边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做了一个大面积的勘探，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的墓葬。

后来我们知道徐谓礼的父亲叫徐邦宪，他的墓在武义县城的壶山上，跟徐谓礼墓直线距离有五里多远。这么远的距离，他们居然还叫作埋在祖垄之侧。这说明宋代人普遍有族葬的观念，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通常不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去追求一个更好的风水，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好风水能决定子孙的祸福和富贵贫贱。

这样的例子在各地出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很多。我在临海县的一个南宋墓志里发现一个例子，这个墓主人原先是埋在另外一个墓地，后来觉得可能不太妥当，于是就再迁回来到跟他父亲埋在一块。

我在温州见到一块墓志，他原先是跟父亲埋在一块的，但是后来诸事不顺，后人就认为这个墓地的风水可能有问题，于是就另外找了一个更好的风水，把他从他父亲的身边迁走了。

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例子，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在宋人的眼里，世俗的、功利的风水的观念，要远远大于儒家伦理合葬、族葬的观念。两代人的合葬就会有风水上的各种牵制和拘忌，至于三代人四代人就更难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墓地。当然这样的例子少量的还是有的。

这是我们在温州发现的项伯泽墓地。项伯泽曾经做过苏州的昆山县县令，他编过一本方志，叫作《淳祐玉峰志》。项氏的墓地就是四代人聚葬的一个墓地。50年代土地平整的时候，他四代家族成员的墓志全部出土，几乎没有遗漏的。根据墓志的记载，他们这样四代人去营造这样一个墓地是什么原因呢？

项伯泽墓墓志

一是为了追求儒家聚族合葬的理想；二是大家集中埋在一起，为了以后子孙清明节上坟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约化用地的需要，因为要找一块好山头找一个好风水，那块坟地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样埋在一起比较经济。总之这样一个墓地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墓地形态。

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江南无祖葬。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宁波鄞县、现在叫鄞州区的史弥远家族。宁波的史氏家族可能是南宋历史上最大的家族。史弥远是宋宁宗宋理宗时候的权相，他的父亲史浩是宋孝宗时候的权相，他的侄子史嵩之是宋理宗时候的权相，一门三丞相。像他们这样子的家族营造一个家族墓地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史嵩之的墓考古发掘了，在余姚的河姆渡，史嵩之的父亲埋在慈溪县；史弥远的墓在宁波的东钱湖，他的父亲在鄞县的另外一个乡镇。我刚才讲了，以他们的财力和实力，买下一片山营造一个家族墓地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就是每个人都追求一个独立的好风水、一个独立的好山头。

史弥远母周氏墓道石刻

我们可以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朱熹。大家知道朱熹可是孔子以后中国最大的圣人，你不要看他平时道貌岸然，其实自己在埋墓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做。

朱熹的爷爷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县，朱熹的父亲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阳县。朱熹的长子朱塾埋在建阳县的另外一个乡镇，第二个儿子朱野埋在建安，每个人都埋得非常远。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朱熹的父亲埋在武夷山，母亲埋在建阳——居然都没有完成夫妻合葬。哎呀，他们后世的子孙上坟可就惨了，一圈走下来基本要大半年。

朱熹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儒家，他说佛家无非就是怕死，道家就是贪生；但实际上面对死生之大，至少从墓地选择这一点上来看，他也是没有看透的。

朱熹留下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作《朱子家礼》。《朱子家礼》对中国的传统礼俗做了很多很多整理工作，比如丧葬礼、祭礼、婚礼，用来指导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其中丧葬礼内容是最丰富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跟我们现在的经验一样。你说冠礼很隆重吧，一天就够了；婚礼很隆重，你就是跑到南太平洋结婚两三天也就可以了吧，但古人的丧礼是三年。

在《朱子家礼》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里面，他把丧葬礼规定得非常详细，但是对最能反映儒家伦理的族葬礼一个字都没有提。那不废话嘛，他自己都没这么做怎么指导别人怎么做嘛，是不是？

我们讲江南无祖葬，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士大夫家族是有悠久的族葬传统的。比方说像河南安阳的韩琦家族墓，河南洛阳的富弼家族墓，还有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家族墓，这些都是经过考古发掘的。这些人都是那个时候鼎鼎有名的大儒家，他们的一辈子都以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实验。

吕大临因为编过《考古图》，被认为是考古学的鼻祖，我们可以看看陕西揭开的吕大临家族墓。你看这个墓地，四代人埋着，吕通第一代埋一排；草字头的第二代埋一排；第三代就是吕大临，“大”字辈的埋一排；第四代“山”字辈的再埋一排。长幼有序，秩序井然。

吕大临家族墓分布图

而南方，因为每个人都追求形势派的风水，当然不可能形成这样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但是同样也会有例外：武义的吕祖谦家族墓地。

吕祖谦在南宋时期是跟朱熹齐名的一个大理学家。东南三贤，一个朱熹，一个吕祖谦，还有一个张栻。吕祖谦来自于一个世代显赫的家族，他的七世祖吕夷简住在开封，是宋仁宗时候的宰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是宋哲宗时候的宰相。

吕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在河南新郑形成了一个七代人聚葬的墓地，而这个墓地的规划也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也是秩序井然、尊卑有序。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祖父吕弸中的坟墓都已经在河南新增的家族墓地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规划好了，就等着死后埋进去。

但这个时候，靖康国难，中原陆沉，北宋灭亡，士大夫们就随着宋室南渡往下逃。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带着他的四个儿子：长子吕本中，次子吕弸中，也就是吕祖谦的爷爷，还有两个叔叔吕用中、吕忱中，从中原往南方跑。往南方跑还不够，金人还要往下追，所以他们就逃到了桂林。在颠沛流离中，吕好问就死在了桂林，当然回到中原葬到祖坟去是不可能的，就临时埋在了桂林。

后来宋金之间局势慢慢地缓和了，四个儿子就陆续地内迁。吕本中住在信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吕弸中住在金华，所以吕祖谦就是金华人；吕用中住在绍兴；吕忱中住在衢州。每个人都是分散住的，吕弸中距离武义明招山最近，差不多也有一百里地。

当然他们也想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时候都埋回到北方去，但事实上老早就放弃这个理想了。那这样子分散住，如果不在江南地区营造一个家族墓地的话，不用几年这个家族就散伙了。这个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他们选中了武义的明招山，把吕好问的墓从桂林迁迁到了武义明招山。然后吕本中“中”字辈的，吕祖谦的父亲“大”字辈的，吕祖谦“祖”字辈的，吕祖谦的儿子“年”字辈的——五代人甚至包括六代人的家族成员，从南宋初一直延续到元代，一百五六十年间所有人都聚葬在武义明招山。

武义明招山

这样的做法在江南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是靠祠堂来聚族，北方地区现在最重要的聚族载体依然还是祖坟。家族墓地在凝聚家族力量上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那个时候，福建莆田有一个叫方大琮的人，他就认识到这个做法非常好，想在莆田也打造三代人五代人七代人一个聚葬的墓地，这样子家族就永远地团结，永远不会散伙。当时他有可能派一些人到武义明招山来考察过，吕氏怎么做的那我们也怎么做。

但是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又表明了自己一些深深的忧虑。为什么？因为吕祖谦非常不幸，45岁就去世了。吕氏家族的人通常都比较短命，三四十岁都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谣言在传，说为什么他们家族的人都短命呢，因为明招山坟挖得太多，穿凿太过，龙脉都被挖断了。

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些人既有追求族葬的理想，又深深地被世俗的观念困惑。这样的例子很多，后来包括元明时期，很多家族的一些头面人物都出面张罗营造家族墓地，但恰恰是出面张罗的那个头面人物，临死的时候会自己找一个好风水埋掉。

有些人可能自己愿意埋到家族墓地去，但他们的子女也未必会见得同意。所以人生在世，命运无常，到了英雄末路，再多的理性恐怕都是不够用的。

吕祖谦家族在武义明招山的这一套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元代明代江南丧葬习俗的发展。我们刚才讲到《朱子家礼》是不讲族葬礼的，反而在元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讲族葬礼的书。事实上在田野考古中也发现了很多家族聚葬的墓地。2014年全年，我都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吕祖谦家族墓地，这个问题如果敞开来讲，可能下午场全部给我恐怕时间都不够。

今天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当然在结束之前，我还是要小结一下。我刚才以《寻墓记》为题，实际上讲了一个盗墓小说里面见不到的古墓和古墓里的人，去揭示南宋墓葬制度的变迁以及背后的人的观念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是怎样处理死者的彼岸世界跟生者的此岸世界的微妙的平衡关系。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古墓是认识历史、感悟人性、理解生活的很好的载体，而它可以让我们认识自己。

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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