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 | 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干货全梳理
2022年12月9日-11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在上海市黄浦区举办。
BUND SUMMIT
开幕致辞
王岐山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王岐山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中国将继续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继续扩大金融领域开放，为全球资本参与中国经济增长、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创造良好条件。（➡️详情）
BUND SUMMIT
国际对话
特里谢&亚当·珀森
近期，美国通胀已有所降温，对于未来通胀的走势，特里谢认为，需要关注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对通胀的推升作用，如全球化进程放缓趋势、绿色转型和劳动力成本提升等。不过，央行仍然可以对抗通胀，通胀率有可能在三年内恢复至2%左右的水平。
此外，针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的溢出效应，他认为，需要对脆弱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包括提供适当的融资渠道或者债务重组渠道。
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上，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与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展开对话。（➡️详情）
鲁宾认为，当前美国通胀已有所缓解，但后续通胀如何演变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应继续实施紧缩政策。
对于这种紧缩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鲁宾指出，溢出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情况不像一些人想象得那么糟糕，但仍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遭遇了严重问题。他认为，除了向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帮助外，最重要的是要设法改善新兴经济体的治理能力，而这很难从外部做到。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鲁宾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缺乏互信，这有悖于两国自身利益，两国应求同存异，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合作，比如贸易规范、投资规范等领域。斯宾塞表示，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弱势国家的应对能力比较有限。中高收入国家应通过向这些国家转移资源等方式，提升其短期内应对危机的能力，通过投入资源，建立相关机制，提高经济体系的韧性。
对于中美关系，二人认为，交流互信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加强合作对双方大有裨益。中美两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
外滩圆桌｜多极化背景下如何推动建设性合作？
Robert RUBIN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
“中美两国应走向建设性而非敌对性质的竞争关系。”
尽管当前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解决跨国危机方面进行合作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问题时，中美合作将有利于危机的缓和，并可通过两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来引领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解决问题。（➡️详情）
未来，中美两国应走向建设性而非敌对性质的竞争关系，纠正对彼此的错误认知。两国内部都应意识到跨国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威胁，应在相关问题上搭建好政治合作渠道，加强交流合作。
Pascal LAMY
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贸组织原总干事
“不是‘去全球化’，而是‘更加碎片化的全球化’。”
世界并不是正在走向“去全球化”，而是走向“另一种全球化”——一种“相较过去更加碎片化的全球化”。这种新的全球化将导致效率下降、经济增速降低，减少贫困的机会也将更少，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冲突，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在当前局势下，我们应该积极推进必要、可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对于气候问题，我们应尽快采取行动，建立全球化的碳价格体系。此外，我们还应在海洋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Mari PANGESTU
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
“气候变化是个国际问题，要让国际公共政策有所作为。”
讨论气候问题，不能仅局限于气候变化本身，而应同时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如若不然，发展中国家将难以从中获益。
只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采取正确合适的政策，才能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缓、适应甚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减少其带来的自然资本损失。也就是说，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有益的支持，帮助各个国家找到首要关切的需求，帮助他们确定最需要采取的行动。
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个国际问题，要让国际公共政策有所作为，而不是不同国家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多边开发银行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张晓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提升国际合作，寻找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领域是突破口。”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全球治理严重缺失，缺乏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当前国际合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关键是要寻找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领域作为突破口。这些可合作的领域至少有五个：公共卫生治理、数字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为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首先，要坚持和平发展的原则，在继续发挥好联合国作用的同时，加强各国间高层对话；其次，要建立高级别工作层面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只有在有效的工作机制之下凝聚共识，聚焦合作重点，才能推动相关重要共识的落实。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各国首先要在议事原则上达成共识。”
全球问题现在越来越严峻、紧迫，而全球治理却跟不上全球问题恶化的速度和规模。解决集体行动难题，世界各国首先需要在议事原则上达成共识，形成解决全球问题或减少治理赤字的全球规则，必须遵守公正、合理原则。其中，“公正”主要包含同意原则、平等原则；“合理”主要包含对称原则、效率原则。（➡️详情）
此外，仅有原则还不够，还要落实。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一方面，要以联合国为中心，尊重联合国的组织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开发并使用新的财富衡量指标，帮助人类解决或缓解重大的全球性挑战。
外滩圆桌｜央行数字货币：趋势与前景
主持人：刘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法律部副主任
Timothy MASSAD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原主席
“未来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将可能呈现出一种混合形态。”
美国是否会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以及采用何种设计方式，将不仅仅是一个政府部门的研发问题。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路径主要有三个决定因素：一是由未来几年私营部门的发展情况来决定；二是取决于美国对加密资产（尤其是稳定币）的普遍监管方式；三是取决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一致。（➡️详情）
总体而言，美国将走一条独特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路径。基于美国的现实情况，未来美国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将可能呈现出一种混合形态，介于针对个人与针对机构之间，并以银行和其他可能的支付提供商为中介。当前美国国内对如何监管加密货币存在多种观点，长远来看应出台广泛支持数字支付的法律框架，以规范稳定币的使用，并对相关实体施加监管限制。各国设计央行数字货币的考量不同，在跨境支付领域需要让各国标准具备互操作性。
Tobias ADRIA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主任
“多边平台建设将为跨境支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性和概念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更注重细化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用例，并考虑设计方案在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整体来看目前各国正处于第二阶段。
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多边平台建设将为跨境支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多边平台是跨越不同管辖区的支付系统，需要通用的规则和基础设施来支撑，其搭建的关键在于要有非常强大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部门的任务是提供基础设施，提高互操作性，确保数据管理，支持各国的反洗钱与打击恐怖主义措施；而私营部门则应该负责创新，如开发API、插件等。换言之，这个系统的基本架构由公共部门提供，而重要的商业创新将由私营部门完成。
Rory MACFARQUHAR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关系高级副总裁
“在央行数字货币用途比较有限时，
市场对支付创新的需求也许会让稳定币占有一席之地。”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面临协调监管、法律框架等许多非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要实现金融普惠目标，央行数字货币必须具备离线可用、低端功能机可用等特征。
长久以来，货币一直都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产物。对于央行等公共部门来说，在设计央行数字货币时，必须要谨慎考虑清楚一些问题，如：央行想要承担多少职能，如何激励私人部门建立一个系统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等。
在央行数字货币用途比较有限时，市场对支付创新的需求也许会让稳定币占有一席之地。而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能以稳定币的形态在加密市场上进行交易，稳定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数字人民币发展趋势的四种猜想。”
关于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趋势，可以有四种猜想：第一，目前数字人民币只针对个人用户，但未来某个阶段也许可以扩大到向机构发行。第二，目前数字人民币的适用范围仅在国内，但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参与了国际清算银行的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未来某一阶段，跨境支付可能会成为数字人民币的重要功能。第三，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并未向数字人民币支付利息，但未来某一阶段有可能会考虑支付利息。第四，未来民间机构是否有可能发行有数字人民币支撑的稳定币，这个问题的利弊得失值得思考。
央行将通过发行数字人民币从而拥有整套支付数据，这对数据安全、信息保护可能会更有益。当所有数据都集中在央行系统之后，央行也需要重视数据安全性和生产力的平衡问题。
外滩圆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双向开放
主持人：邢毓静 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顾问
李达志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
“金管局还会继续推进mBridge项目，
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
熟悉内地、接轨国际是香港的独特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将继续推进两地资本市场协同发展、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并强化“试验场”和“防火墙”的角色。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金管局会持续优化各项互联互通机制，继续探索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并推动在岸衍生品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令国际投资者更有信心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此外，金管局还会继续推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
廖媛媛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主任
“进一步推动监管规则和国际接轨，
打造安全高效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制度体系。”
扩大制度型开放，下一步银保监会要在银行、保险领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参与国际规则方面，要适应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二是监管制度方面，要进一步推动监管规则和国际接轨，打造安全高效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制度体系。三是外资机构监管政策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促进外资机构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回应外资机构的合理诉求，进一步健全差异化的监管制度和规则。（➡️详情）
唐瑞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推动深港两地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
深交所将在交易、融资、产品、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境内外互联互通，拓展可持续金融国际“朋友圈”，塑造制度型高水平双向开放模式。一是优化拓展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推动深港两地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二是稳步开展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促进要素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三是扎实推进产品开放，不断丰富国际化产品体系；四是持续提升技术基础设施跨境合作水平，着力打造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生态；五是深化可持续金融领域境内外合作，助力推动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
Noel Quinn
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
“深化在金融体系和标准方面的国际合作。”
想要打造更强韧的经济，需要加强金融联通机制，深化在金融体系和标准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不能仅仅局限在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的改进，更需要在全球金融行业中推广开放包容的理念。
加强内地和香港市场之间的沟通与联动方面仍大有可为。例如，在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市场风险防控和投资者教育等领域，跨境理财通、征信通等项目的推出，将不断探索两地实践融合的新机遇。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建立快速高效的协同机制，还可以探索更为广泛的法律服务合作。
外滩圆桌｜气候融资挑战——难点与对策
主持人：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Edmond ALPHANDÉRY
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
“成立一个类似世界气候组织的国际组织。”
碳排放主要由发达国家所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较高，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基于此，发达国家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规模还远远不够，况且这笔资金还未筹集齐。
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的不公平的负担，应当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碳定价的建议。同时，还应当建立一些新的相关组织，例如，成立一个类似世界气候组织的国际组织，向发达国家筹措资金，将资金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增加其对清洁能源的投资。
Lord Adair TURNER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
“当前减排最大的挑战在于资金落实，而非技术壁垒。”
国际能源署预估，全球每年在清洁技术和新电力系统的投资约为1.3万亿美元，并将在2030年达到2.5-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每年各投资约1万亿美元，但三方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只需要计算出合理的碳价，然后通过本国私人部门投资即可完成目标；而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绿色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平衡，这需要将部分无效的房地产投资转入绿色行业，并进一步强化现有机制和落地实施；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充分调动国内及国际资源，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需要对其施以援手。
当前，清洁技术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壁垒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筹措资金来支持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去应对气候变化。
朱隽
丝路基金董事长
“应对气候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融机构正面临三大挑战。”
应对气候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融机构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疫情、地缘政治紧张、高通胀等多重问题之下，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可能会扩大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缺口；二是国际上缺乏统一成熟的转型金融标准，容易使金融机构出现“漂绿”等道德风险；三是基础资产的数据可用性不足，缺乏可持续数据基础设施和一般性技术标准。站在金融机构的视角，丝路基金认为，更好地促进可持续投资，既要利用好市场的力量，又要重视公共政策的激励，还可以尝试利用其他多种投资工具，创新投资模式。
Deborah LEHR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效果最显著的解决方案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
由于没有重视自然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我们正置身于有史以来首个由人类驱动的大灭绝事件之中。幸运的是，效果最显著的解决方案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要改革对林业、渔业和耕种业有害的农业补贴；二是要改善基础设施规划，减少灰色基础设施造成的伤害，探索自然基础设施和新的灰色-自然混合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三是要求金融机构在监测和披露其投资决策对环境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外滩高峰论坛 | 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主持人：缪延亮 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
“密切关注美国的外部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必须密切关注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外部可持续性。2021年底，美国净债务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比2006年高10倍；美国净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从12%左右上升到接近80%，情况显然更令人担忧。当前背景下，美联储加息意味着必须为外债支付更高的成本，而已经开始的QT政策还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据我测算，美国净债务水平将进一步上升，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达到GDP的100%。
Axel A. WEBER
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德国央行原行长
“美欧加息将在2023年夏天结束，
市场低迷情况也许将比预期的更加严重。”
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略大于2%，这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预计2023年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与去年相对持平，也许会有微量增长，但增长率会非常低。美国的GDP增长整体趋缓，增速大概在0.2%左右；欧元区可能会经历温和的技术性经济衰退。
加息将在2023年夏天结束，可能首先在美国结束，随后是欧元区；通胀率也将随之掉头向下，但市场低迷情况也许将比预期的更加严重。
Lorenzo Bini SMAGHI
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
“欧元区需警惕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
关键的挑战在于，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最终是无法提高的。因此，货币供应量必须在某个时候降下来。在欧洲，金融体系主要是基于银行融资。多重因素影响下，欧洲银行的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严格的资本缓冲要求，叠加货币政策的收紧，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从而严重冲击实体经济，使得欧洲经济的调整进程比世界其他地区更艰难，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种情况。
Nathan SHEETS
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将在2023年迎来5.5%的增长率，
美国将陷入温和的经济衰退。”
当前国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预计中国将在2023年迎来5.5%的增长率。（➡️详情）
而美国即将陷入经济衰退，但这种衰退会是温和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基本面似乎显示出了相当强的韧性。因此，尽管美国经济将经历几个季度的疲软，但经济引擎终将再度启动。二是在以前的经济衰退中，困扰着美国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在本次事件中似乎并不存在，银行的资本金非常充足，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比较稳健。因此，虽然美国的失业率会出现相当程度的上升，但美国经济大概会在2024年开始回升。
Claudio BORIO
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
“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风险和偿债负担。”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决策者正面临二战后“前所未有”的衰退风险，其结合了通胀诱发型衰退和金融周期性衰退的双重特征，而政府债务初始条件同样是前所未有的。（➡️详情）
本轮通胀飙升之前，政府债务就已达到历史峰值，约为二战期间的全球平均水平。但当时的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偿债负担也是前所未有之轻。现在，利率走高将对其造成考验。根据粗略估算，如果利率大致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偿债负担将达到历史峰值，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不管从现状还是未来展望来看，政府持续上升的发债需求正面临更严峻挑战，必须要确保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否则将对长期的金融稳定构成挑战。
外滩高峰论坛 | 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与合作
主持人：周宇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Jeffrey SACH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
“美国政府不断将国际支付体系政治化的行为将使
世界逐渐远离基于美元的结算体系，
加速央行数字货币的采用。”
央行数字货币能够在不妨碍货币政策的同时降低支付服务和交易的成本，其到来具有必然性。央行数字货币根本区别于以比特币为首的投机性加密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正式推出将会使稳定币变得多余。央行数字货币将改变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削弱其作为支付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央行数字货币服务将会走向国际化，成为一种国际交易的结算机制。
美国政府不断将国际支付体系政治化的行为将使世界逐渐远离基于美元的结算体系，加速央行数字货币的采用。要通过清晰透明的政策体系来限制和保护央行数字货币的匿名性。
沈联涛
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原主席
“全球数字化转型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Sopnendu MOHANTY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席金融科技官
“不同国家支付系统进行跨境对接时，
最大的困难在于合规工作。”
何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
“全球货币格局可能正在进入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
跨境 CBDC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为货币的国际使用增加新的动力，既有好处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设计特征、准入模式和治理规则是跨境使用 CBDC 的重要决定因素。全球货币格局可能正在进入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国际合作是在挖掘 CBDC 效率收益的同时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关键。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探索平台化应用方式，
提高人民群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接受度。”
货币不仅仅是用于支付。首先，要关注在数字化生存下的应用模式，探索平台化应用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接受度。很多人喜欢用支付宝、微信这些APP，是因为它们具有平台化消费、平台化支付的功能，符合数字化生存下的要求。其次，关注整体的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保证数字货币顺畅运行。第三，要磨合央行数字货币和银行账户之间的连接，使数字货币融入整个经济体系并发挥作用。（➡️详情）
BUND SUMMIT
观点集锦
一、宏观经济与政策选择
（上下滑动看全文）
毕井泉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发达国家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二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稳增长与控通胀的两难，三是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的问题加剧。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各国加强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要充分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坚持全球化方向，反对脱钩断链，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各国应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推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改革，倡导多元包容的全球治理理念，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全球经济阴云密布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一是增长前景面临不确定性，二是通胀压力仍将持续，三是债务风险上升，四是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五是南北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也有积极因素：一是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表现较好，二是强势美元进入尾声有助于新兴市场改善金融环境，三是疫情防控优化后中国经济较快恢复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国际金融组织要为深陷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国际社会要加强粮食和能源政策协调，多边开发银行也要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张斌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处于低迷状态，内外部均面临较多挑战。虽然我国经济每隔几年都会出现周期性下行，但此次经济下行与以往的周期性下行有很大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此次经济下行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幅度之深前所未见，产出缺口持续三年以上；二是一般经济下行影响的多为周期性部门，此次下行中，服务业、消费领域成为重灾区，小微企业和就业的受损较为严重；三是此次经济下行可能会带来更持续、更明显的后遗症，或称之为“疤痕效应”。
导致本轮经济下行的原因：一是疫情引发投资回报预期和投资意愿的下降，同时预防性储蓄上升，使疫情后中性真实利率大幅下降风险，由此带来的真实利率扭曲制约经济自发平衡；二是房地产及其上下游关联产业低迷，影响居民和政府部门的信贷扩张，带来购买力和总需求压力；三是逆周期政策较弱，表现为财政支出增速和政策利率下调幅度都较低。
二、高水平开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下滑动看全文）
屠光绍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高水平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的核心动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水平开放应聚焦五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其中，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尤其要重视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他方面还包括：开放方式从过去的局部管道式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传统金融要素转向新型金融要素开放、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转向配置国际资产、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八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市场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第二，发展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国际议价能力和竞争力。第三，开放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第四，开放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第五，开放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第六，开放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第七，开放底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第八，开放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
王俊寿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
金融业开放并不意味着必然增加风险，但必须有防患未然的准备。未来，我们将积极优化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强化数据驱动型监管，提高监管链条的数智化水平，着力打造“智慧监管”的“上海模式”，使监管能力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相适应、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构建更为安全的开放体系，坚决维护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霍颖励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扩大市场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坚持系统观念，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整体规划、统筹，形成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开放政策和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生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推广中国特色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任春生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
开放的过程中要关注跟随海外资本而来的风险，尤其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传染。建议健全跨境风险监测机制。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都应高度重视国际业务中的系统性风险底线，需要以更有效的机制来提升国际保险、再保险业务的透明度，丰富境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监测。（➡️详情）
#中外资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机遇（上下滑动看全文）
Jean LEMIERRE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
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上海吸引了全球各国市场的投资者，共同助力其继续快速发展成为国际领先的资产管理中心。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人才资源是至关重要的金融资本，我们需要不断吸引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落户上海并在这里开展投资活动；第二，要大力发展ESG和绿色金融，开放机制，同时兼收并蓄，吸收领先的国际经验；第三，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David SCHWIMMER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
伦敦和上海是世界两大金融中心，二者共同的愿景都是为各自所在的经济体服务，包括高效配置资本、降低投资门槛。当前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面临三个挑战，分别是碎片化、波动性以及气候转型。
应对这些挑战，上海和伦敦必须提升市场连通性，形成协作性更强的弹性结构，保持资本流动；确保投资者具备理解和管理市场波动性所需的洞察力，保证更多地获取高质量、互操作性高的数据；继续合作确保国际社会将资本投入到可持续发展方案中。
郑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加快推动开展一批首创性、引领性、示范性的改革。第一，强化制度创新和供给，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第二，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开放的实施路径，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巩固上海人民币跨境使用枢纽地位。第三，强化离岸金融体系建设，加快打造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中心。第四，高质量推进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金融科技中心、绿色发展的协同联动。第五，持续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分析预警能力建设，积极打造金融创新与安全示范区，构建健全有效的金融安全网。（➡️详情）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行动（上下滑动看全文）
尽管COP27就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共识，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仍有诸多分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问题，推动各国达成共识。一是要深入研究实现净零排放的主要手段问题，辨析国家计划、市场机制和企业自律这三种手段的优缺点所在，探讨实现净零排放的最佳方式。二是把握能源供给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完成电力行业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并做好配套的电网改造、调度能力提升以及电价改革等问题，替代化石能源的应用。三是研究低碳转型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的问题，主要是解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转型阶段的资金需求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全球碳市场的可控连接和边境调节税返还等方案。
尹艳林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按照二十大的部署，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一是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二是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三是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四是倡导绿色消费，五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要从五个方面营造良好环境：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完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健全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推动形成绿色转型的社会环境。
宣昌能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推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一是“破”与“立”的关系，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避免简单机械的“去煤化”和“运动式”减碳；二是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关系，通过确立绿色金融强制性标准，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从以自愿性为主，向自愿性与强制性标准并重转变；三是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强化监管约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如果监管约束长期不足，不仅不利于激励约束机制发挥效力，还可能引发道德风险。
接下来，中国人民银行会充分结合中国实际，积极落实《G20转型金融框架》，加大金融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力度和质效：一是要抓紧研制转型金融标准；二是强化气候类信息披露要求；三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四是强化转型金融激励约束机制；五是推动公正转型。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绿色转型的核心是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替代，这是实现减碳与增长双赢的“钥匙”。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依托绿色技术而相应减少的碳排放可称为“创新型碳替减”。碳替减可以在增量和存量两个维度分别降低碳排放的强度和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当前需要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关键是要把创新型减碳体系纳入碳减排核算体系中，给予其充足的价值评估和激励机制，统筹增量与存量、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创新与安全，力争实现减碳与增长的双赢。
马骏 CF40成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过去绿色金融的资金大多投向了纯绿项目，基本没有投向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的项目，但后者占GDP的比重远远大于纯绿经济活动的占比，是未来低碳转型的主体，有必要建立一套政策框架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低碳转型。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巴厘岛峰会上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这一重要内容。G20转型金融框架有5个支柱、22条原则，这5个支柱分别是界定标准、披露要求、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和公正转型。未来，G20转型金融框架将指引各个国家监管部门建立本国关于转型金融方面政策的路径。
#聚焦可持续发展融资能力，加快ESG发展（上下滑动看全文）
张旭光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金融机构需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经营特色和比较优势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对商业银行而言，支持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持政策连续、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包容，构建高效协同、共建共享的可持续金融生态。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金融伙伴关系，是发展可持续金融的内在要求。金融业要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多边对话，加强统筹协调和协同联动，共谋金融支持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张文才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
从国际看，全球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国际各界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当前全球减贫、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应对、互联互通建设等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破解世界发展难题还需要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一是注重开放发展，二是拓展合作领域，三是关注可持续发展融资和发展能力。
Bill WINTERS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B20金融与基础设施工作组联席主席：
中国的“双碳”目标将带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私营部门投融资，而且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国际金融机构可通过三条路径促进国际投资与合作。第一，引入国际投资者，并在全球范围内匹配融资需求与资金。第二，对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绿色融资需求，支持“一带一路”绿色项目高质量发展。第三，助力碳市场建设，探索碳金融产品。
目前中国ESG框架体系迅速形成，ESG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但ESG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总体发展不够平衡、投资发展环境亟待改善、ESG评价标准需要逐步趋同等。促进ESG进一步发展，第一要更好发挥政府层面对ESG实践的引导作用；第二要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框架体系；第三要充分发挥碳价对ESG价值实现的关键驱动作用；第四是投资者要发挥积极股东作用，引导被投资企业的ESG实践；第五要大力发展ESG第三方中介机构服务体系。
孙明春 CF40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漂绿”现象普遍存在，说明虽然ESG投资热度很高，但很多企业和投资者并非真心实意地践行ESG投资与实践。原因在于ESG强调的社会责任与投资者、企业的财务利益存在冲突，企业的正向激励不足。在此背景下，尽管ESG投资快速发展，但缺乏可持续性、可扩展性，ESG市场很难真正做大。解决方案有两点：一是加强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比如在碳排放方面进行强制性配额，减少免费配额，这样企业才会真正感受到减排压力。二是借助市场机制，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激励与动力。
四、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
（上下滑动看全文）
尚福林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金融科技在客观上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和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让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危害性更强，处理不好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加大实体经济的成本。对此，一是金融科技创新必须遵循金融基本规律，二是要维护好市场竞争秩序和创新环境，三是要防止算法歧视和数字鸿沟，四是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与操作风险。
中国经济，特别是消费小店经济已经基本进入无现金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微观分账体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推出一种新的非股非债的DRC（Daily Revenue Contract，每日收入分成合同）产品。持续、精准、微观的DRC性质的投资，可以让小店有持续不断的开店资金，从而让很多服务人民群众刚需的小微企业充分发展，使得金融能够真正支持“小人物”，支持共同富裕。
吕仲涛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是以“数据、技术”双要素驱动，加速业务模式、管理模式的创新和重塑，有效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钱斌 交通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
金融机构在提高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和服务能力时，要重点把握好两点：一是要能发现有效需求、服务有效需求，提高金融的可得性、便利性和公平性。二是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金融机构管理着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资产，如何保证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安全，需要金融机构重点关注。
江朝阳 招商银行首席信息官：
在跨机构数据共享方面，金融机构要注意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合规。二是客户授权。三是隐私保护。跨机构数据共享是逐步发展的过程，数据共享内在机制非常复杂。如果不能对个人隐私数据进行充分保护的话，数据共享的发展脚步宁可慢一点。不需要从一开始就对全部数据进行共享，可以由易到难。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和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数据共享可能是比较好的发展之路。
李予涛 兴业证券首席信息官：
通过数字化转型、数字手段，可以创造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有效监控、识别、应对各类风险。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数字化转型演进分为基础支持、局部赋能、全面赋能和溢出引领四个阶段。2019-2022年兴业证券从基础支持达到局部赋能，2022-2025年计划从局部赋能迈向全面赋能。
五、资管行业变革与发展
#老龄化背景下的财富管理（上下滑动看全文）
陈文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老龄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养老账户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而发挥老龄化积极作用的前提正是为了解决缺口问题需要积累大量资金，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资本支持。从金融角度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在于持续做大养老金规模，形成长期资本，并通过科学配置，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源祥 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中国人民有希望家庭处在较稳定的金融或是财务环境的文化传统。人寿保险行业在金融服务领域一直扮演着保障人民财富的角色。接下来，保险公司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养老体系当中更好地扮演第三支柱的角色，同时更好的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人寿保险公司在规模和专业投资方面有着专业的能力，能够为资本市场带来更长期的回报。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存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权财富”与“家庭财富”配置失衡、养老金家庭财富占比过低等问题，养老财富没有藏富于民。2022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为大力发展养老金家庭财富创造了条件，中国养老金财富的“市场化管理”进入到崭新阶段，“大众养老金”新阶段到来。到2035年，中国社会财富储备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三支柱“家庭养老财富”储备将举足轻重，应是主力军。
田军 中国银行养老金融部总经理：
作为首批个人养老金业务参与银行，中国银行努力完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具体举措如下：一是建设个人养老金服务平台；二是配合国家对养老金融市场的长远规划和监管框架，发行了多种规范的养老金融产品。其中在储蓄存款方面，中行开展了特定养老储蓄试点。相较于普通定期存款，特定养老储蓄试点有四大特点：一是储种齐全，涵盖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三个类型；二是存期丰富，包括5年、10年、15年和20年四档，符合养老定位；三是专属利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惠性；四是灵活支用，因个人原因需要用款，可办理提前支取。
江向阳 博时基金董事长：
当前，我国养老第三支柱仍然面临投资者认知不足、资金来源有限和产品类别单一的问题。对此，公募基金首先要不断提升投研能力；其次要做好养老基金的投资者服务；再次要促进第三支柱良好生态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在账户制下，促进第二、第三支柱的打通，实现多支柱协同；二是在三支柱内部，发挥公募基金在基本面投资研究方面的优势，与保险、银行携手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三是投资管理机构应与销售、渠道和其他服务提供方，形成互相促进的市场机制，以构建良好的行业生态。
王海峰 长江养老总经理：
保险业参与个人养老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保险业正面临着更加激烈的混业竞争。另一方面，跨周期的资产配置能力也面临更多考验。在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和长端利率下行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优化大类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通过金融创新获取更加优质高收益的资产、为个人养老金带来更具竞争力的长期投资回报，也是未来将面临的挑战。
杨峻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
有两类人群的养老需求值得关注：第一类是在互联网公司等科技行业工作、年龄在35岁以上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群资产配置的概念比较完善，学历比较高、学习能力比较强，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但目前市场对这类群体养老需求的满足不够明确。第二类是互联网电商平台上的小微商户。对这部分人群，需要平台类公司与银行、基金公司、保险等机构加强合作，设计出符合其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为他们提供投资教育和投资顾问的服务，满足其长期养老需求。
潘东 光大理财总经理：
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的年化收益率依然保持在7%以上。今后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房地产的长期回报可能也要进入下行通道。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即城镇化向城市化的转变。过去20-30年我们吃了一波城镇化的红利，未来三大都市圈的城市化可能还存在很多结构性机会。
王洪栋 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总经理：
人口老龄化映射到资本市场，会对股票和债券等大类资产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未来5-1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几成定局，这将拉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在此背景下，债券利率中枢水平仍有下移空间；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我国将不遗余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这将给A股市场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刘丽娜 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所处的“储蓄快速增长、定期储蓄占比上升”的环境不会持续存在。未来老龄化的长期效应或快速显现，这体现为储蓄率下行和长期储蓄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可能面临很大改变，由此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这是需要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
翟晨曦 新华基金原董事长：
我国投资者未来可关注如下影响：一是中国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关注相关投资机会，包括资管及财富管理业务中的上市企业；二是资本市场下一步将继续扩容和“提质上量”，对投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三是市场利率会有起伏，但偏低利率可能不是短周期的现象，资管机构要思考其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并做好相关准备；四是机构化趋势已初步展现，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五是对资管机构来说，养老金业务将迎来较快发展时期；六是居民财富管理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
#资管市场挑战与机遇（上下滑动看全文）
朱云来 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技术或许可以带来全球经济新的增长，但其直接贡献率还有待观察。而且技术对经济的贡献存在“牛长熊深”的情况，常有在持续正面影响经济之后出现较大幅回撤的现象，影响总贡献率，带来经济与金融波动。在投入产出持续不成比例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一味追求高增长的必要性。
邓斌 平安集团首席投资官：
2023年权益市场可能存在较好的配置机会。与此同时，2023年债券市场将进入央行集中发债的尾声，未来几年缩表将是必然趋势。从投资板块看，国家政策指引我们资产配置的方向，但市场波动也增加了保险投资的难度。资金在不同市场间轮转的现象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生，但如果发生，债券市场会出现利率上行压力，资金会流出到股票市场或其他市场。我们需要提前布局，做好相应的计划准备。
李家庆 君联资本总裁：
从宏观环境来看，当前全球性的统一市场和系统正被逐渐分拆为不同的多元化系统，一级市场或将迎来长达十年的范式转型阶段。一级市场的盈利模式与投资模式均面临拐点，国内的人民币投资人或将占据主导优势。当前，一级市场投资要开始布局下一个资金周期，因此一级市场投资不能只看短线，需要去做一些相对更加长线的事情。
荀玉根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大类资产表现方面，国内权益类资产具备较大机会。预计资产价格将表现为内部比外部强，权益比债券、商品强。借鉴历史经验，5大类基本面领先指标中出现3个企稳回升，基本就可确认股市底部。目前5个指标已有4个见底，市场抬头趋势愈发清晰。从估值层面看，当前A股估值已接近过去5次底部水平，市场有望见底反弹。
步艳红 北银理财董事长：
2022年11月份以来的债券市场波动是超预期的，我们要积累经验教训，应对未来可能因多重因素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如果2023年利率中枢继续上行，需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如果要配置债券资产，要选择一些低波动率的资产。第二，在市场出现反向极端情况时，有些产品表面上有比较好的收益，但一定要控制管理额度。第三，推出更多长期限产品，包括养老金融产品。第四，产品的丰富程度要在客户端有充分体现。第五，在市场出现风险时，特别是短期产品出现风险时，要做好投资者沟通。
BUND SUMMIT
报告发布
外滩绿色金融报告《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激励约束与相关金融风险防范》（以下简称“报告”）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正式发布。
2021年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每年立项绿色金融领域重点课题，成果在外滩金融峰会发布。首期报告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负责。本次发布的第二期外滩绿色金融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负责，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张蓓、雷曜、贾彦东、李宏瑾、杨娉、牛慕鸿、唐滔、崔莹、袁佳、姜晶晶、管晓明、张薇薇、杜谦等。
报告以构建合理的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主线，着重探讨以下五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碳核算与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安排
报告认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相辅相成，联系密切。目前，人民银行正组织制定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和农业等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将适时就上述转型金融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还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覆盖领域。
报告就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制定与实施工作迈向新台阶，科学合理推进碳核算，以及逐步实现强制、全面、定量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提出政策建议。
二、通过合理碳价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报告研究了碳市场和碳税两种碳定价工具，对我国碳市场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并探讨了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
报告指出，从我国碳市场发展的情况看，存在交易主体同质化、交易产品较单一、交易不活跃、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夯实等问题。下一步，我国应尽快确立和完善“总量+交易机制”的碳市场发展模式：一是强化减排约束，保持初始碳配额适度从紧。二是丰富碳市场参与主体，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三是创新碳金融产品工具，适时启动碳期货交易。四是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碳金融基础设施，做好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的衔接。五是完善碳市场法律法规与监管规则，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分层次的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规定。建立健全中央对手方交易机制，研究设立市场平准基金，建立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稳定碳价。六是积极鼓励自愿碳市场发展。
碳税方面，报告认为，在建立并完善碳市场的同时，我国可考虑适时稳步推出碳税。碳税可从较低税率起步，根据减排效果逐步提高税率。碳税收入应专门用于支持碳减排。
三、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
在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基础上，报告围绕绿色金融发展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从“评什么、怎么评、谁来评、怎么用”的逻辑出发，坚持整体协调、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了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
四、强化财政金融政策激励及协调配合
报告建议，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应合理划分财政金融政策的重点领域，共同支持重大绿色低碳项目、共同支持公正转型。下一阶段，结合我国绿色低碳转型重点发展领域，有必要深入研究发行绿色政府债券的可行性。
五、高度关注气候相关金融风险防范
报告对各国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探索情况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了压力测试的方法论、技术路线及实施条件等，分享了我国初步开展金融机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气候风险宏观压力测试的初步设想。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根据具体条件的不同，设定有序转型、提前行动、延迟转型三种情景，分别考察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碳价及主要宏观指标的变化，探讨其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金融体系风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