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那年，每一个考北大研的人都有故事丨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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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那年，每一个考北大研的人都有故事丨短故事

Original 2018-04-11 Amay 三明治

文 | Amay

编辑 | 万千

接到北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跑到未名湖畔旁若无人狠狠地哭了一场。

五月。春色正好。天上的流云如鱼儿般从阳光中游过，蚕丝般晶莹的光线细细碎碎地洒在湖面上，变幻出斑斓的色彩。她握着通知书，深深地吸一口气，在混合着泥土和青草味的芬芳里，想起了北大校园诗人戈麦的那首《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我会赢得整个世界

有朝一日，我将挽回我的损失

有朝一日，我将不停地将过去摔打

珍视我的人，你没有伪装

我将把血肉做成黄金，做成粮食

献给你们庄重与博大

爱我的人呵，我没有叫你失望

你们的等待，虽然灰冷而渺茫

但有朝一日，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辛酸所凝铸的汗水，将一一得到补偿。

👉辞职

做出辞职考研的决定时，距离她大学毕业进入那所省内知名的高中任教，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初为人师的喜悦和新鲜感尚未完全褪去。

那是2002年10月的一天，她如往常一般脚步轻快地来到办公室，想将前一天没有批改完的学生作业尽快看完，意外地发现教研组的几位同事都已经到了，围在一起似乎正在争辩什么。见她进去，都住了口，交换了一下眼色，先后出去了，只留下了教研组组长胡老师。

胡老师似乎有些为难，清嗓子似地咳了一声，又咳了一声，终于还是开口了：

“小郭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刚刚接到的通知，你的试用期考核没有通过。上面的意思是试用期再延长一年。这一年来，你的努力我是看在眼里的，教学成绩也很不错。我也还没搞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哎，你别哭啊。”

胡老师后面又说了什么，她完全没有听清。她的脑海里只是反反复复地回响着“试用期没有通过”这几个字。

没通过，怎么可能？她带两个班的语文，其中一个班每次大考的平均分及格率高分率在全年级16个班级中，都稳居第一。另外一个班虽然差了点，也不过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并没有垫底，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和同事相处也还融洽。怎么就没过试用期呢？

接下来的两节语文课，她肿着两个大眼泡，上得心不在焉。也懒得去顾及学生们的窃窃私语。她知道，学校并非一片净土，总有人会在茶余饭后以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她没有通过试用期的消息，很快就会像风一样传遍这个校园的每个角落。虽然并非辞退，而是“留观”，对于一向心高气傲的她来说，也是奇耻大辱。更何况，同一批次招进来的六个人，她是唯一没有通过试用考核的。

那天晚上，待室友睡下后，她蹑手蹑脚出了门，攀过栏杆进入已经锁上了的运动场，沿着跑道一圈圈直跑到筋疲力尽。然后就地躺下，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发呆。

她想起当初求职时，为了能在试讲课中脱颖而出，抱着教案一遍遍地敲开大学导师的家门求指导，又一次次地在树林里操练的情景。她也会为了一篇教案利用周末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的资料，会批改作业直到深夜，会变着法子创新课堂教学，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至多到了明天，大家就都会知道她的试用期没过的消息发吧。她该如何去面对她的同事，还有学生呢？对了，还有班主任。那个从一开始就反对让毫无教学经验的她作为搭档的班主任。这下他更加有理由进行反对了吧。

她决定离开。甚至不想去弄清没有通过试用考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辞职申请在第二天就递到了胡老师的桌头。辞职原因是掩耳盗铃的一句话，准备考研。

站在桌前，她不敢去看胡老师的眼睛，视线越过他的头顶，落在他身后墙壁上的一排锦旗上。对于这位教研组组长，她觉得很抱歉。她曾经听说，当初竞聘这一职位的，还有好几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作为应届毕业生，又是非师范院校毕业的，她其实是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当初是胡老师觉得她潜质很好，力排众议拍板要了她。她试用考核没有通过，除了她自己，最不好受的应该就是胡老师了。如今她要辞职，更是要将他置于不堪的境地了。

良久的沉默。她站在那里，汗都出来了，蜿蜒地爬过额头，滴在镜片上，眼前变得模糊一片。正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将眼镜取下来擦一擦的时候，胡老师开口了：“你想好了？”

她如蒙大赦，“想好了。”

“打算考研吗？是不是要考回武大？”

“不，不回武大。我想考北大。”

胡老师似乎有些意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

她没有料到她要辞职考研的消息会在校园里激起轩然大波。

先是教研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师找她谈话，劝她忍耐一下，留下来，熬过这一两年就好了，再说没转正就辞职，档案里也不好看。然后是她的学生，三五成群地来找她，甚至质问她，你不是说好了要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三年，直到我们走进高考考场的吗？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他们甚至扬言，别的老师来代课，他们一概不要。最后连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也出面了，给她分析辞去公职的种种不利之处，让她安心教学，不要胡思乱想，承诺来年一定给她转正。

她心里明白，副校长的挽留未必是出于真心，不过是因为她的遽然辞职，一时找不到可以接替教学的老师罢了。

在这样的轮番谈话中，她也隐隐约约知道了她未能如期转正的真正原因，真的是与教学成绩无关，留观一年是想“磨磨她的性子”。这更坚定了她离开的决心。但是，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她答应将这一学期的课上完，同时安抚学生的情绪。等学校找到合适的老师再走。作为条件，校长答应她可以当年报考，不设置任何障碍。

走的那天，已是深冬。教研组的同事们设宴为她饯行。她破例喝了不少酒。平时不怎么喝酒的胡老师也喝了不少，酒酣耳热之际，挥笔写下了一篇《七律.咏梅》送给她，虽然只是写在一张便签纸上，却也郑重地署了名，盖上了名章。诗是这样写的：

经年寂寞此园中，一树琼枝傲北风。

寒雨夜来秋瑟瑟，眠禽晓被雾重重。

幸无俗气侵花蕊，犹有暗香留碧空。

雪压霜凌何所俱，越冬乃见春梅红。

春梅是她的名字。她握着那张便签纸，忍住泪意，将残酒一饮而尽，离开座位，深深地向同事们鞠了一个躬，转身离去。寒风中，她想起了最后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与即将在一年半以后参加高考的学生们郑重地约定：2004，我们北大见。

她已经没有退路。

👉北上

她的北上更像是一次逃离。

辞职这么大的事情，瞒是瞒不住的。从学校离开后不久就是春节，她回了家，告诉了父母她辞去工作的事情。但她也没敢说实话，只是说想继续读书，打算考研。父母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都没念过什么书，半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依靠田地里的那点收成将她送进大学，让她成为他们村子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已是倾尽所有。好不容易她毕业了，有了一份安稳并且体面的工作，才一年多，居然就把工作辞了，要考什么研，还要跑去北京。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那个春节似乎特别漫长。她借口备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在吃饭的时候露一下面，尽量避免与父母相处的机会。尽管如此，在她每次穿过客厅去洗手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身后父母担忧的眼神，如蛛丝一般密密缠绕着她。她渐渐有些受不了，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对父母解释她的决定，越发地想避开他们。好不容易熬到正月初六，她便借口武汉有同学聚会离开了家。

到达武汉的当晚，她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列车一夜疾驰，在晨曦微露时缓缓驶进了北京西站。接她的是她朋友的朋友，叫文静。素未谋面却待她如多年故交一般亲切自然。

文静将她带回她在北大蔚秀园的租处。那是一套60余平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说是厅，其实只是一个过道，靠近厨房的凹进去的一块地方放着一张油迹斑斑的方桌，两张椅子。地面上的白色瓷砖已经开始泛黄，有几块已经有了裂痕。仅容一人转身的厨房里是几件因长期烟熏留下的油污发黑的老旧厨具，卫生间里也很逼仄，好几块墙皮已经脱落了。

窗户边挂着一道小碎花的帘子，淋浴的地方也拉着一道，与马桶隔开。旁边洗漱台上挤挤挨挨地放着好几支牙杯和洗面奶，水龙头上有斑驳的铁锈，面盆的边缘是深深浅浅的似乎已经洗不掉的污渍。朝南的房间里放着两组高低床，每张床边都挂着床围，就像大学女生宿舍。

这间房里住着四个女孩。除了文静，还有三个女孩子也是考北大的，正等着考研成绩的公布。朝北的房间房门紧闭，听文静说，住的也是一个考研的女孩，来自越南。

条件其实说不上好，但对于她来说，有个容身之处已经感激不尽了。更何况，还有24小时的热水和网络，与北大西门仅一路之隔。

初至北京的那些日子，虽然是零下八度的低温，阳光却总是很好，并且，没有风。文静带着她转遍了北大的每个角落，絮絮地说些她备考北大的旧事。她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一塔湖图”，第一次在结着坚冰的未名湖面上跌跌撞撞地行走。

第一次去了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也知道了文静已是第三次考北大了，虽然一次也没有入围面试依然不打算放弃。文静带着她去家乐福采购必需的生活用品，教给她如何在附近的早市买到新鲜便宜的水果。还带着她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拜托他们对她多多关照。看她疑惑，便解释说：“我是请假备考的，在武汉还有工作。马上就要回去了。你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

文静离开后，她续租了那张床铺，开始为求职而奔波。之前工作的那一年多，她并没有存下多少钱。积蓄用来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交了三个月的房租，所余已经不多。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以维持北京的生活。

那是2003年初，大学扩招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自2001年就开始凸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愈发严重。51job等求职网站刚刚兴起，现场招聘依然是主流，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一场接着一场，永远是人山人海。每赶一场招聘会都让她精疲力竭，投出的简历却往往是石沉大海。偶有回音，也因为离北大太远而不得不放弃。后来，她改变策略，在51job上搜索合适的职位，然后带上简历直接跑去公司应聘，入职了北三环边上的一家传媒公司。工资不高，但工作压力不大，不用加班。从北大过去，公交车20分钟，骑单车45分钟。

她边工作边备考。周一到周五，她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洗漱后跑到北大校园里晨读一个小时，通常是英语。然后吃早餐，再骑单车去公司上班。五点半准时下班，依然骑单车回北大，在食堂里吃晚餐，然后找一间教室自习到晚上九点，再沿着未名湖跑几圈步后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周末偶尔会与室友聊聊天，逛逛街，或与正在北大读研的大学同学阿诺吃顿便饭。其余的时间便去蹭课，或者泡在自习室里。如此周而复始。

她奔跑着。不让自己有停下来的时间。

她换了手机号码，除了家人，阿诺还有文静等几个新认识的朋友，谁也没有告诉。她不再上QQ，甚至很少登陆邮箱，拒绝听到与过去有关的任何消息。但回忆仍然会在某个暗夜如潮水般涌来。她越来越喜欢穿黑色的衣服，会长时间坐在黄昏的未名湖边，看着飘落的花瓣在湖面激起微微的涟漪。她开始喜欢废名、冯至等现代诗人，读着“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就是和我们的用具之间/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这样的句子，会忍不住流泪。她常常会从同一个梦里惊醒，梦里她拼命追赶着一辆列车，那车却在她要赶上的刹那呼啸而去。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她不知道会在这样的状态里耽溺多久。而这样郁郁寡欢的状态，对备研显然是不利的。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有折断的可能。

刚开始只是室友们在闲聊中说起广东的疫情，都没当一回事儿，到了3月底，风声就渐渐地紧了。超市开始出现白醋和板蓝根的抢购狂潮。紧接着北京市政府隐瞒疫情的事情被爆出，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被撤职。疫情开始一日一报，感染人数直线攀升，北京成了最大的疫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大学封校，连北大医院都被封了。超市和药店里不仅白醋和板蓝根被抢购一空，口罩和水银体温计也买不到了。

各种小道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大批的人离开北京，似乎在一夜之间，北京成了一座空城。

那时，考研成绩早已公布，北大的面试也已结束，和她同屋的三个女孩，其中两个已经确定被北大光华学院录取，在3月底就已经离开，另外一个女孩搬去了男朋友那里。住在隔壁房间的越南女孩也在五一节前夕，选择了回国，临走前将未用完的口罩和一支水银体温计留给了她。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剩下了她一个人。

随着北京的疫情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她远在湖北小城的父母也知道了消息，一日三遍打电话催她回去。但已经回不去了。因为SARS病毒有较长的潜伏期，从疫区离开的人，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先被隔离一到两周。她无法想象被单独隔离的情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留在北京。

她继续骑着单车上下班。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间或驶过的公共汽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再无旁人。原本需要45分钟的路程往往30分钟就到了。北大封了校，周边的小餐馆也都闭门歇业，她戴着口罩去早市买来锅碗瓢盆，笨拙地学习做饭炒菜。她继续备考，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自测体温、听疫情播报和一天两次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那一段时间的北京，SARS的阴影无处不在，却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阿诺打来电话，说她结婚了。因为在某个周末去了男友那里，北大猝不及防地封了校，她没法再回到宿舍，只能一直住在男友那里，惶惶中的相依相守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他们去领了证。而不久前，他们还在闹分手。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写战火中的港岛，流苏和范柳原无计滞留，流苏想，“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这大概也是很多当时身在疫区的人的内心写照吧。

虽然她总是在给家人的电话里表现得若无其事，安抚父母不要担心，其实是怕的。每次自测体温，她都紧张得要命，担心自己会突然发烧。如果真的被感染了会怎么样呢？她不敢细想，仅仅是这样的念头就已经让她心惊肉跳了。但SARS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契机，让她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

五一劳动节那日，她独自去了几乎空无一人的圆明园，在园里漫无目地的兜了整整一天。意识到她将自己藏起来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的行为是多么地荒唐可笑。自辞职以来，她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回望教书的那些日子，以及先后经历的两段感情，对过去的人和事都多了一些体谅和理解，虽然并不能完全释怀。回到宿舍，她登上QQ，更新了自己的状态和联系方式，一一回复那些留言，为自己数月来的杳无音讯向朋友们表示抱歉。

心打开了，就会有阳光照进来。

👉 备考

到了七八月间，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高校解禁，学生复课。北大虽然不再限制学生的自由出入，但开始建立非常严格的进入审查制度。外来人员必须持身份证在门口登记，有人接应方可入校。这给她的备考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那段时间，她总是在下班后快到北大时，给阿诺发短信，请阿诺去门口接她。如此几周，虽然阿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她自己却有些不耐烦了。

那时，被她独自居住了两月有余的出租房里，也陆续住进来几个新的备研者，环境变得嘈杂，实在不是可以看书的环境。算了一下，银行卡上的积蓄约略可以支撑接下来半年的生活。她决定再次辞职，回到武大备考。

阿诺挽留她，说她的宿舍离校门近，接她不过是举手之劳，再说等这段特殊时期过了，也许就完全解禁了。而在北大备研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她实在不好意思总是这样麻烦阿诺。再说谁知道什么时候北大才能自由出入呢？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她等不及。公司老总也挽留她，承诺给她加薪提职，甚至许给她一周四天的假期，只要有三天去公司就可以了。她虽然心动，却也没有信心平衡好工作和备研，而后者显然是更重要的。

八月底，她回到了武汉，很快在武大附近租了房子，开始全心备考。那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改建的。靠墙放着一张不到1米宽的单人铁床，由两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床板并不平整，坐上去就咯咯吱吱地摇晃。一张单人课桌，一把椅子。朝北的开放的阳台上有一个洗手池，通往阳台的那扇门有些坏了，勉强锁上后与墙之间有很大的缝隙。没有单独洗澡的地方，只在楼道里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比起她在北京的租处，这里实在是过于简陋了。但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一个容身之处罢了。

住在她对门的女孩备考厦大，叫梓君。她们很快熟悉起来，每天一起去武大上自习，一起吃饭，再一起返回住处。有天在自习室里，她们偶遇了彼此的同学，变成了六个人一起备考。三男三女。他们分享英语和政治的复习资料，彼此鼓励彼此督促，会为了政治的某道多选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一起吐嘈食堂里的饭菜多么难吃，也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她因全职备考带来的压力。

平静是被一个陌生的来电打破的。

备考的那段时间，为了尽量地减少外在干扰，她白天总是关机，只有在晚上回到住处后会开机，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并回复。她已经想不起来那天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在自习时关掉手机，也许就是忘了。铃声突兀地响起，在安静的自习室里显得分外刺耳，对面的女生抬起头来，不满地瞪了她一眼。她急忙抓起手机跑到教室外面。电话接通后，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手机信号不太好。她断断续续地听到“童飞”“入狱”几个字，觉得血液一下子涌上头顶，后面的话完全没有听清。

浑浑噩噩放下电话，她完全没有搞清楚对方是谁，打电话找她是为什么。她只是知道了一个事实，童飞，这个她在大学毕业前夕喜欢上的男人，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在她辞职前夕突然消失的男人，他进了监狱。

她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找了个信号好的地方，将电话回拨过去。那个自称是他的妹妹叫童心的女孩告诉她，童天想见她一面。

见呢？还是不见？那时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正是备考的关键时期。虽然现在看起来，与童飞仓促开始的那段恋情，更像是她四年单恋未果之后的一次自我放纵。他不爱她，她一直都是知道的，但她的确是爱过的。她的手机里还留存着很多当年他发给她的短信，虽然有些话曾如尖刀一般狠狠地扎在她的心口，她也一直没有删。在他突然消失的那段时间，她曾经一遍遍地拨打他的手机，听着里面的提示音，从“关机”到“欠费停机”，再到“您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她想过无数的可能性，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曾经嘲笑地看着她，对她说出“你以为你是谁！我的自由要由你来给！”的男人，他真的失去了自由。

她决定去见他。她需要一个告别，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自己。那是一个阴天，风很大。她默默地跟在童心后面，转了一次又一次公汽，然后走上一道高高的长堤。路长得似乎是没有尽头，她身上的黑色大衣被风掀起一角，寒意入骨。

在监狱里，她见到了他。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开口了：“你辞职了？”她点了点头。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后来我让童心去学校找过你，他们说你已经离开了。对不起。”“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他没有说他出了什么事，她也没有问。然后又是沉默。

旁边的狱警提示时间要到了。她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忽然找狱警要来纸笔，快速地写下一行字，递给她说，“这是我的通信地址，你会给我写信的，对吧？”

她接过那张纸，转身离开，听到他叫她的名字。她驻足，听到他在身后说：“有些事情，以后有机会我会告诉你的。”

她没有回头。还会有以后么？当初，若不是遇到他，或许她是不会在毕业后留在武汉的吧。他们相遇，电光火石的刹那碰撞出来的激情改写了她的人生。她曾经那样地眷念他。但这种眷念，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他的羞辱中消磨殆尽。没有谁会一直等着谁。

走出监狱的大门，她随手将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揉成一团抛向风中。然后拿出手机，将他的所有短信尽数删去。天长地久有时尽。从此萧郎是路人。

也许是因为那天在路上吹了太久的风，回去之后，她就生病了。感冒，并不严重。已经是深冬了。通往阳台的那扇门怎么也关不紧，她找来硬纸板将它封上也无济于事，北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没有取暖的设备，整个屋子像冰窖一样。夜里盖了很厚的被子，她还是觉得冷。并不严重的感冒也一直反反复复，总也好不了。那些日子，她常常头痛，时不时地会失眠。她以为是感冒的常见症状，也没有太过在意，仍然每天去教自习。实在难受了，就在附近的小诊所挂两瓶水，休息一天半天，祈祷着自己赶紧好起来，千万不要再有什么意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2003年阳历的最后一天，她去朋友那里取一份复印的考研资料，忽然接到梓君的电话，说她的房间被盗了，让她赶紧回来。她懵了。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她的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全都在那里。还有半个月就要考试了，如果丢了，她估计连考场都进不去了。她急匆匆地赶回去，看到房间的锁被撬开了，考研资料和书籍被扔得到处都是，放在行李箱里的衣物散落一地，床上垫的盖的被子都被抖开了，胡乱堆在床头，露出床板。顾不上跟屋子里的人打个招呼，她拖过倒扣在地上的行李箱，颤抖着双手去找放在夹层里的证件。谢天谢地，证件都还在那里。

什么都没有丢。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她的力气似乎已经被抽光了。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她伏在朋友的肩膀上嚎啕大哭。觉察到她还在发烧，朋友将她强行送进了医院。她听到新年钟声敲响的声音。

她病倒了，断断续续地发着低烧，只要看书或是做题，就头痛欲裂。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医生说她是长期精神紧张，用脑过度引起的，嘱咐她好好休息。考前的半个月，她是在叔叔家度过的，她不再碰书，也不去想如果考不上该怎么办的问题。她吃饭，睡觉，散步，听音乐。更多的时候，她伏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街上滚滚的车流与熙来攘往的人群。她看着小贩担着一筐水果或蔬菜沿街卖力地吆喝，看着年轻的妈妈怀抱着婴儿，时不时地低头笑语，轻吻他的额头，她看到呼啸而至的救护车闪着灯停在医院的门口，有人抬起担架疾步消失在拐角处。

她走进了考场，答完了所有的题，半是清明，半是混沌。

👉尾声

成绩揭晓。那年她所报考的专业录取5人，她以两分之差与另外一位考生并列第6，以差额进入复试。在复试中胜出。

在北大念书的三年，是生命中最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硕士生的科研压力不大，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导师更是性情疏旷，对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于是，读喜欢的书，听喜欢的课，与喜欢的人高谈阔论便成了生活的全部。

她常常会在没有课的时候，到图书馆二楼的人文社科阅览室，选择一张东面临窗的桌子，一卷书，一壶水，安静地消磨掉整个下午。偶尔看书觉得累了，一抬眼便可看见一碧如洗的晴空，还有博雅塔。

那个时候，北大的三角地还在。作为曾经大名鼎鼎的北大信息与自由思想的集散地，三角地虽然早已不复鼎盛时的荣光，思想也未必自由，但各种讲座或演讲的信息还是很多的。每次经过那里，她都会认真看看海报，不管是什么人讲什么内容，能听的都去听了。虽然有些全然陌生领域的讲座常常听得她一头雾水，也不妨碍她如约会情人般期待着下一场讲座的开始。在踏遍了北大的每个角落熟悉了北大所有的风景后，听讲座成了她深入了解北大的最重要的方式。

当然，还有百年礼堂里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或演出。因为票价便宜，热门演出一票难求是常有的事。她曾经为了看一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在三九天的寒风里排了四个小时的队。而当白先勇携着他十年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登上百年礼堂的舞台时，连续三天，她沉醉其中，恍然不知今夕何夕。

那真是一段青春飞扬的岁月，虽然她对做学问几乎一窍不通，书从来都只是拣喜欢的看，完全不懂什么叫“专业精神”，为毕业论文几乎愁白了头发。而她的导师素以治学严谨著称。有时候忆起，也会有忝列门墙的惭愧，觉得那三年里游手好闲沉湎于声色光影虚掷了光阴，不仅学问做得不好，竟然也没想到去某个重量级的单位实习，为日后再入职场积累些“资本”。

但那三年里与北大的耳鬓厮磨，的确让有些东西在生命中沉淀下来了。说得俗气些，便是在心中有了对于诗与远方的向往。

是这样的向往，让她在毕业留京三年之后还有将生活连根拔起的勇气，跟随男友来沪创业，在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困顿里，让梦想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当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也是这样的向往，让迷失在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里渐渐麻木的灵魂感觉疼痛，即使只有一瞬，也足以让她鼓起勇气再一次砥砺前行。

（·文中皆为化名）

·本文经由三明治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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