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以歌剧《白鹿原》致敬天国里的陈忠实
文：霄汉，配图：来自网络
4月29日早上，忽然看到了74岁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悼念陈忠实先生的文章铺天盖地地袭来，在“死者为大”的中国文化里，公众这样的反应并不在意料之外。陈忠实先生诚然是中国当代文坛知名的人物，《白鹿原》一书也毫无疑问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在社会变革中的缩影，称得上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巨著。但在看到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就一直在想，
究竟什么才是悼念这样一位文坛巨匠的最佳方式，
我们又该如何在新的时代去更好地欣赏《白鹿原》？
5月22日，将在西安人民剧院首演的歌剧《白鹿原》，也许可以在某些层面上对上面的问题予以解答。《白鹿原》诚然不再仅仅存活在纸面上，以秦腔、话剧、电影、舞剧等诸多形式对原著进行的诠释早已为人熟知。出生于1949年的作曲家程大兆只比陈忠实先生年轻7岁，已经在西安生活了半个世纪；导演易立明以北京人艺的话剧导演而成名，近年来却“不务正业”地导演了巴托克《蓝胡子公爵的城堡》、郭文景《骆驼祥子》与威尔第《茶花女》等歌剧作品。歌剧《白鹿原》的首演日期虽然很久以前就已敲定，但陈忠实先生的意外辞世还是给这部剧的上演增添了一抹特殊的悲剧色彩。由于此剧的音乐会版本已经于去年12月在西安音乐厅上演，人们也得以在观看歌剧正式上演之前就对这部作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导演易立明
文学几乎是一切舞台艺术（也包括电影艺术）的源泉，然而如何将文学作品改编成适用于其它艺术形式的剧本，则是近千年来东西方艺术家们所面对的共同难题。相比用语言作为主要叙事手段的话剧来说，歌剧由于主要使用音乐进行叙事，使得情节推进的节奏要慢得多，无法表现过于复杂的剧情；此外，歌剧人物的情感表达很难做到复杂多变，因此歌剧中的人物往往都具有脸谱化的性格。简单而直接的情节、单纯而强烈的情感——这几乎是一切优秀的歌剧剧本的共性，而这往往与文学家们所追求的东西大相径庭。因此，特别是对于那些试图将文学名著改编成歌剧的剧作家们来说，如何将作品修改得适合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又同时保留原著的精神本质，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
陈忠实原著《白鹿原》
举例来说，比才的《卡门》就是将文学名著改编得极为成功的例子。梅里美的原著有四个章节，在第一章里，作者以自己的视角遇见了唐何塞；第二章里作者则见到了吉普赛女人卡门；第三章，即将被送上绞刑架的唐何塞对作者讲述了他与卡门的故事；第四章则纯粹是一篇学术论文，是梅里美对欧洲吉普赛人的研究。比才的歌剧里只出现了原著第三章的情节，其余部分全部被舍弃；而由于原作中几乎只有唐何塞、卡门两个主要人物，军官祖尼加、走私犯丹卡罗与斗牛士卢卡斯（歌剧里改名为埃斯卡米罗）也只有很少的篇幅，歌剧剧本作者特别增加了配角们的戏份，还添加了米凯拉等几个女性角色，让歌剧的情节丰满起来。但不论对原作如何进行改编，梅里美原作里的主旨——“卡门永远自由”——不仅未曾改变，反而由于音乐上的妙笔而更加深入人心。
当然，说到将文学名著改编成歌剧，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在身后的待遇能比得上莎士比亚，从早期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到较晚一些的《麦克白》与《奥赛罗》，无不在后世的歌剧舞台上被反复上演。然而莎士比亚的剧作里人物众多，结构宏大，将其改编成歌剧剧本很考验改编者的功底。幸好，最喜欢写莎士比亚的歌剧大师威尔第遇到了同样擅长改编莎士比亚的剧作家博伊托。在《奥赛罗》里，博伊托大胆地把第一幕整个删掉，虽然失去了依阿古与罗德里戈精彩的对手戏，而苔丝德蒙娜对奥赛罗的感情也交待得不够详细，但却使故事的戏剧冲突更紧凑，依阿古与奥赛罗的两条主线也更加明确。而在另一部根据莎士比亚著作改编的歌剧里，博伊托为了将莎士比亚笔下最出彩的虚构人物法尔斯塔夫写好，创造性地将《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与两部《亨利四世》中的场景合而为一，终于以一部堪称伟大的歌剧剧本帮助威尔第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杰作。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优秀的文学著作改编成歌剧的共性——原著固然是歌剧内容的源泉，但改编者倘若因忽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差异而过分拘泥原著，或是因过度希望追求歌剧本身的原创性而偏离了原著的精神本质，那么这样的改编无疑是失败的。这样的例证不论是在世界歌剧的舞台上还是在中国的原创歌剧领域都是如此。
2012年，由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可能是对陈忠实先生原作的最广为人知的改编，然而从毁过于誉的社会反响来看，这部电影距离人们的预期显然还有着较大的差距。重新看电影《白鹿原》，会发现尽管电影剧本的编者已经对浩瀚如大海般的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但将故事放到片长达到3个小时的电影里时依然显得杂乱无章，不仅人物众多但性格模糊，更致命的是全片缺乏一个明确的、具有足够戏剧冲突的故事主线，观众如果对原著不够熟悉的话几乎无法记住情节的走向，并且容易身陷在繁杂的线索编织的汪洋大海里。
电影剧本与歌剧剧本自然是不同的，但却有颇多的相似之处。文字的魅力在于读者可以自行控制阅读的节奏，因而可以通过描写的方式提供更多细节，而电影、戏剧与歌剧都是连续进行的艺术，演员的演技就算再出色，也无法承载像文学那样丰富的信息量。毕竟，《白鹿原》是一部长达50多万字、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主要人物数十个之多的巨著，是为变革中的中国农村所写下的包罗万象的史书。因此，作为歌剧剧本改编者的程大兆必须要在情节的把握，以及人物的选择上作出大刀阔斧的修改，才有可能利用好歌剧演出短短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讲好白鹿原上的故事，又不至于削弱了原著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然而尽管有所预期，当我得知原著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鹿子霖从歌剧中彻底缺席时还是吃了一惊。在《白鹿原》中，鹿子霖不仅仅是鹿家的当家人，也是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乡绅阶层的代表，风光体面的背后是人格上的劣迹斑斑，最后以身败名裂、发疯致死的方式收场，是最主要的悲剧人物之一。显然在编剧、作曲程大兆先生及易立明导演看来，鉴于歌剧改编的特殊性，为了突出最主要的故事线索，避免“流水账”式的铺陈，对剧中人物进行删减是必要的，就连主要人物也不例外。《白鹿原》的原著是一幅末日余辉下中国农村的众生相，而在歌剧里则只能看到数量有限的主要人物登台亮相，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小小的遗憾。
那么，在《白鹿原》中几乎数不胜数的故事线索里，有哪一条线索最适合改写成歌剧的形式？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易立明导演给出的答案是捕捉这部小说的核心精神——二十世纪头五十年间白鹿原上围绕着人和土地这一根本关系而生发出的、却又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白鹿精魂”。究其根本，这半个世纪是白鹿原乃至中华民族艰难地面对、接受、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白鹿原上的人体现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态度，或坚守，或否定，或迷茫，或摧毁，或重建。《白鹿原》的故事是一个乡土中国转型的故事，更是一个我们如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故事。
基于此，歌剧《白鹿原》的改编着重把白鹿原错综复杂的家族社会关系浓缩为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与宗法传统的冲突，同时强化了鹿三这一人物的重要性。剧情的焦点也随之从白嘉轩、鹿子霖转移到鹿三一家。鹿三是“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也代表了中国农民身上的朴素品质：对土地与自然的敬畏，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坚守，以及对宗法制度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认同。正因为此，他一面坚持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一面又亲手杀死了行为不检点的儿媳妇田小娥，尽管她此时身怀六甲，最终鹿三疯癫，孤独地流浪在白鹿原之上。以小说的观点来看，鹿三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相当单薄的，他性格刚毅，恪守成规，顽冥不化；歌剧作品赋予了鹿三这一人物更为复杂及矛盾化的内在性格，这种悲剧性蕴含的强烈情感尤为适合以歌剧音乐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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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剧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角色，田小娥对自由与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蔑视与叛逆等都不仅让人联想起“卡门”，然而小娥的身上却同样带有几分中国农村的质朴，因而使她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黑娃则是冲动、激情与反叛的化身，最终被自己的童年好友白孝文亲自枪决。上述几位主要人物其实更像是西方传统歌剧里的人物那样，性格强烈而脸谱化，具有推动剧情前进的能力，与人们印象里中国原创歌剧里的人物性格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白鹿原》可能是我所见过在剧本上最接近西方歌剧的中国歌剧了。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随着歌剧艺术在中国被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原创歌剧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运河谣》以及《骆驼祥子》等歌剧在各方面都日臻成熟，而更为重要的是启发了国内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戏剧导演与作曲家开始关注歌剧的剧本创作、歌剧制作以及音乐创作。可以遇见的是，像易立明这样以戏剧导演的身份出名，却“半路出家”地成为歌剧导演的例子将会越来越多，而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科班出身”的年轻歌剧导演也将在结束学业之后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在音乐学院里，交响乐将不再是青年作曲家们唯一努力的方向，随着歌剧舞台上的机会越来越多，也许中国也会涌现出像普契尼与威尔第那样不到30岁就写作出优秀歌剧作品的作曲家。
当然，在一切美好的幻想之余，人们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原创歌剧还普遍存在着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无疑是原创歌剧的灵感源泉，然而如何将这些以文学为载体的故事转化成适合于歌剧演出的形式，诚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程。与此同时，长期缺乏歌剧写作训练的中国作曲家们直到今天依然无法写作出按国际标准衡量下一流水准的歌剧音乐，与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的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以程大兆先生为《白鹿原》所创作的音乐来说，作曲家非常可贵地使用了大量陕西民间音乐的元素，但在音乐语言的使用方面还是没能突破前人的窠臼，歌唱性的照顾上略显不足，显然此剧在音乐方面依然存在着提升的空间。
不过，尽管有种种问题的存在，人们依然不应当放弃对中国原创歌剧的信心。考虑到欧洲国家的歌剧创作史在过去数百年来从未断绝，就连近邻日本也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制作原创歌剧的历史，而中国以较为成体系的方式创作西方标准的原创歌剧才只有寥寥数年时间，人们远不该妄自菲薄。《白鹿原》作为代表着中国原创歌剧最高水平的剧作理应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而它也将是献给在天国的陈忠实先生的最好祭奠。我想起小仲马的那句名言：也许五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茶花女》，但威尔第却令它不朽。虽然《白鹿原》一定会是不朽的文学巨著，但歌剧《白鹿原》的存在也许将令它更加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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