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执法2020年度回顾

原创张国勋沈捷西中伦视界 2022-08-01

一、前言

2020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国际局势极为动荡摇摆的一年。从年初的新冠疫情开始，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对抗逐渐升级，中美关系也随着冲突激化渐行渐远。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发起“中国行动计划”，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领域开展了针对性执法。

美国在2020年的一系列动作，使得诸多中国企业遭受技术封锁和经济损失。合规经营也迅速成为中国企业关注的重点，只有深刻了解外部合规风险，才能避免授人以柄才能行稳致远。下文盘点了2020年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BIS）和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执法的典型案例，供大家参考，未雨绸缪。

二、回顾

（一）

出口管制执法回顾

BIS 2020年度典型出口管制案例

时间	被处罚个人/实体	采取措施	被处罚/采取行动的原因
2020.3.18初步裁定 2020.8.25 最终裁定区域	Nordic Maritime Pte. Ltd.（公司） Morten Innhaug （自然人）	罚款31,425,760美元被列入被拒绝人名单（Denied Persons List）	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
2020.3.20	Zimo Sheng （自然人）	被判处40个月监禁被列入被拒绝人名单（Denied Persons List）	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案》（AECA）。
2020.5.22	24个中国实体和个人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
2020.5.22	9家中国实体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与《马格尼茨基法案》的问题有关。
2020.7.20	Broad Tech System. Inc. 的总裁和员工	受到美国地方法院指控	违反了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
2020.7.20	11家中国实体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与《马格尼茨基法案》的问题有关。
2020.8.6	Chong Sik Yu、Yunseo Lee （自然人）	最高30年有期徒刑	违反《出口管理条例》（EAR）。
2020.8.17	华为的38家分支机构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2020.8.26	24家中国实体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违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外交政策。
2020.10.9	38家中国实体	移出未经证实名单（Unverified List）	能够对被列入的实体开展最终用途核查并验证其“善意”，或者实体在中国不再参与从美国进口物项的经营活动。
2020.11.4	Ge Songtao（自然人）	最高15年有期徒刑	违反《出口管理条例》（EAR）。
2020.12.18	60个中国实体和个人	被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	多种理由：与《马格尼茨基法案》问题有关、违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外交政策等，均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
2020.12.21	58家中国实体	被列入第一批“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EU List）	通过列入清单的方式确定最终军事用户，避免中国运用美国技术和物项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注：截止到2021年1月14日，被BIS 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大陆实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机构）共381个，被列入未经证实名单的中国大陆实体共28个，被列入被拒绝人名单的中国大陆实体共计14个。[1]

除了上述的执法活动之外，美国在出口管制领域还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法规。2020年4月28日，BIS对《出口管理条例》（EAR）做出修订以加强对中国出口两用物项的管制。此修订取消了民事最终用途许可例外，并规定因国家安全原因受到管制的物项在被出口或再出口到中国所在的国家分组时（即D:1列），需要向BIS申请出口许可证，而审查规则为逐案审查。另外，BIS还通过本次修订对额外的再出口许可例外进行调整。

美国在2020年针对华为的专门立法不断升级。2020年5月15日，BIS修改EAR下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和实体清单，遏制华为获取受制于EAR的产品、技术和相关软件。2020年8月17日，BIS针对华为再次发布规则，在增列38家华为的非美国关联公司进入实体清单的同时，进一步修改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再次收紧华为获取半导体产品、技术和相关软件的可能。此次修改规定，在没有许可证或者许可证例外的情况下，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华为实体将无法以当事方（购买者、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最终用户）的身份获取属于EAR项下涉及16个特定ECCN编码的外国直接产品。

美国还利用EAR下的“军事最终用户和军事最终用途”来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其产品和技术。2020年4月28日，BIS对EAR的条款进行修改，扩展了对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军事最终用途和军事最终用户在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移上的管制。此次修订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显著拓展了“军事最终用户”的定义，同时，增加了17个受到“军事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出口管制的ECCN编码。同年的12月21日，58个中国实体被列入了第一批“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EU List），其中多为航空航天产业方面的中国企业与公司。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在实务中将难以获得“军事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项下的特定物项，研究和生产过程中会面临一定困难。

2020年1月6日，BIS通过瓦森纳安排将“用于自动分析地理空间图像的软件”列入管控范围，首次针对新兴技术的具体领域发起管制。11月18日，BIS又新增了海外调查权的规定：BIS官员有权根据《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规定，在美国境外开展调查活动。综上，美国政府会通过政策法规的不断修订，以确保自身出口管制体系与国家政策相挂钩，维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巩固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二）

经济制裁执法回顾

OFAC 2020年年度典型案例

时间	个人/实体	采取措施	原因
2020.1.23	6个中国个人和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支持伊朗的石油和石化行业，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第13846号行政令）
2020.3.18	6个中国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第13846号行政令）
2020.5.19	Shanghai Saint Logistics Limited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此实体为伊朗马汉航空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并支持马汉航空的活动，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
2020.7.8	美国某著名互联网公司	罚款134,523美元	向被OFAC制裁的对象提供商品和服务；并未向OFAC报告需要通用许可证的几百笔交易。
2020.7.9	4名中国官员和1个中国政府机构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违反了《马格尼茨基法案》。
2020.7.31	2名中国官员和1个中国政府机构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违反了《马格尼茨基法案》。
2020.8.7	11名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被认为违反第13936号的行政令。
2020.8.25	2个中国个人和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违反了《外国毒枭认定法》（Kingpin Act）
2020.9.3	8个中国个人和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参与从伊朗购买、出售、运输或者营销石油产品的重大交易，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第13846号行政令）。
2020.10.1	Generali Global Assistance, Inc.	罚款5,864,860美元	通过其子公司为古巴交易方和旅行者提供2593起服务，违反了《古巴资产管制条例》。
2020.10.14	10名中国大陆及香港官员	更新制裁范围：扩大至二级制裁	被认为违反第13936号的行政令。
2020.10.20	Berkshire Hathaway, Inc.	罚款4,144,651美元	开展144起违规交易，违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
2020.10.29	4个中国个人和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支持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销售，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第13846号行政令）。
2020.11.19	1个中国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涉嫌派遣朝鲜人员务工，违反了美国针对朝鲜的制裁政策。
2020.11.30	中国某电子进出口公司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在数字网络监控上帮助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违反了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政策（第13692号行政令）。
2020.12.7	14个中国人大官员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被认为违反第13936号“香港正常化”的行政令。
2020.12.9	4个中国个人和实体	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 List）	被认为从事腐败活动，违反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2020.12.28	35个中国企业	被列入中国军方控制企业清单（CCMC List）	根据第13969号行政令，限制美国人对清单内中国军方控制企业的投资。
2020.12.30	BitGo, Inc. （数字资产信托和安全公司）	罚款98,830美元	在未对克里米亚地区、伊朗、叙利亚和古巴的用户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提供数字资产方面的服务，违反了美国对上述地区的制裁政策。

注：截止到2021年1月14日，被OFAC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中国大陆实体共267个（包括企业、个人和机构）。[2]

除上述执法活动外，美方还针对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首先是特朗普在2020年7月14日签署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同日，特朗普签署第13936号行政令《香港正常化》，此行政令取消了美国此前给予中国香港的特殊待遇，并规定了对外国个人制裁的情形。在行政令颁布后，有25位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高级官员被列入制裁名单。

中国地方的少数民族管理问题同样是美国制裁中国的借口。2020年6月17日，特朗普签署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了总统可以对涉及中国特殊地方少数民族管理的实体实施制裁。同年7月1日，美国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供应链业务指引》，旨在提醒在供应链中可能会触及中国特殊地区有关问题的企业可能会面临的声誉、经济和法律风险。在2020年，有6位中国官员和2个政府部门受到美国制裁，其原因也与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有关。

2020年8月6日，特朗普签署第13942号和第13943号行政令号称“净网行动”，以限制微信和TikTok的涉美交易，并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剥离在美国资产。2020年9月24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规定TikTok的行政令中禁止交易的范围，提出了应用商店下架此应用程序，或者终止此应用程序的网络数据传输等要求。此禁止交易的命令在11月17日被宣布暂不生效。特朗普于2021年1月5日再次签发行政令“应对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和软件构成的威胁”，限制包括支付宝在内的8家中国应用程序的涉美交易。从2019年颁布的第13873号“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开始，特朗普政府即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和高科技公司推出限制性政策，以阻止其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开拓。

“中国军方控制企业”（简称“军控企业”）名单则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另一项打压举动。根据美国《199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美国总统可以在无需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名单上的企业行使《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下的权力，包括施加民事或刑事的处罚，经济或金融制裁等。虽然此名单本身没有制裁效力，但是被列入清单意味着美方已将枪口瞄准了这些中国公司。2020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发布了第13959号行政令以限制了美国投资者对军控企业的多种形式证券投资。从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7日，OFAC发布了一系列常见问题，并确定了行政令中军控企业实体名称和发行人名称。以上行动对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活跃的中国企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2020年，中国多家企业和个人都因为参与到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石化贸易而被列入SDN清单，中国某电子进出口公司则因为向委内瑞拉提供网络服务而受到制裁，美国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继续向全面制裁国家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和白俄罗斯施压，以实现政治目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美国制裁，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总量已经跌至1940年水平，经济制裁措施已成为现阶段美国政府干预打压其他国家的强力武器。

[注]

[1] https://www.trade.gov/data-visualization/csl-search

[2] https://www.trade.gov/data-visualization/csl-search

The End

作者简介

张国勋

北京办公室顾问

业务领域：WTO/国际贸易, 反垄断与竞争法, 合规/政府监管

沈捷西

北京办公室公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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