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菜价为何贵？要不要管管？

|菜价贵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能力稀缺，所谓商家不良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上海市民抱怨菜价贵已经成为网上的一道风景。电商平台的菜抢不到，团购的价格奇高，很多人大骂：都是无良商家，政府为何不管管？

如果政府管管，菜价能不能下来？

我先说答案：菜价也许可以下来，但你花高价也买不到了。

小店都关了，“保供单位”也供应不上

上海的菜价贵，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大平台的价，大部分价格目前在平时的2－3倍，虽然也挺贵的，但很多人表示还能接受，关键是抢不到。抢不到菜，约等于没有。另外一种就是私下渠道的菜，各种团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价格就不好说了，加上运费，3倍5倍都有可能。

对于物价奇高，上海市民大多认为奸商作祟，需要政府出手好好治一治，最好罚得他们倾家荡产。

那么，政府有没有出手？有的，但新闻是这样的：

 这个新闻里，阳光明媚的清晨，店主大概正要去送菜，（在小编配的阴间背景音乐的帮助下），被防控人员抓了个正着。

防控人员怒斥：三千万上海人，呆在家里足不出户，你们呢？赚钱！

这个店主被行政处罚了，后续可能还要被行政拘留。

好了，接下来请听题：店主的这种行为是会让蔬菜价格上涨还是下降？

你应该用不了半分钟就能想清楚：当然是会让价格下降了。因为市场上的商品价格高了，一般都是供不应求，而这个店主增加了供应，对平抑物价是好事。

政府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市民都抱怨成这样子了，为啥还要抓这些店主，而不是鼓励他们继续开店？

答案也很简单，店主的行为与“疫情清零”的目标是违背的。即使这个店主做了核酸，戴好口罩，政府也认为有风险不可控。

但是，居民的基本物资需求也是要保障的，而政府的做法是“管大放小”，就是主要依靠大商家、大平台、大供应商，这些小店面小卖主就被放弃了。大的商家按照官方说法都叫“保供单位”，可以视为“政府特许经营单位”。

大供应商入场当然也有风险，但风险相对更低，更可控，因为大公司本来就有一套管理程序和人马，消杀、做核酸、防护等工作都可以纳入监管，而小商家如果都入场，就没那么多人员去管理他们了。

但是，一个大城市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供应，本来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这些小店。这些店相当于“毛细血管”，解决了供应链上“最后500米”的问题。

现在这部分停了，大量购买力必然涌到电商平台上来。但是，电台平台是精细管理，平时的仓储、人员配置本来都是满打满算好的，要把供应能力调上来，需要一段时间。蔬菜、水果不是标准品，入库了要分拣、打包，然后是配送，这都不是算账的问题，而是系统能力的问题。

一菜难抢的根本原因是人手不够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人手，上海目前已经有10多万的感染者，包括密接，都要隔离，物流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减员严重。所以，几大电商平台都缺人手，包括叮咚买菜、永辉、饿了么、大润发、盒马、菜鸟、美团等平台，本地一线员工早就不够用了（需要熟练工），都要从外地调人。根据4月8日的新闻，光阿里一家就预计从外地调3000名骑手去上海。

现在各省大量支援物资，物资的绝对数量并不缺，但是缺分配和配送物资的人。人手上不来，供应能力必须大大受限，“抢不到菜”就不足为奇了。平台大可以把“库存数”设得很高，但如果没有能力配送，那有何意义？

其它“保供单位”跟电商平台的情形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过去发挥“毛细血管“功能的人和渠道都被“封控”起来了，有货也送不出去。

“团菜”实际上是一种被政府默认的在“保供”和“风险”之间勉强求得平衡的做法，因为只要有物流人流，就存在病毒传播的风险（核酸检测有滞后性），但也不能完全不管民生，所以一次团100份，只送到小区门口，减少人员出行、接触的频率，已经是政府能允许的上限了。

也有人问，说缺人，那不还是有些菜送过来了吗？不能不能请政府强制这些“保供单位”降低物价？别卖三四倍的价格，两倍也行啊！

政府不是不能这样命令，但它的结果恐怕会更糟糕。

实际上，以现在上海各大电商平台“一菜难抢”的程度，平台如果真的完全“随行就市”，还有提价空间，但平台应该不敢做得太难看。毕竟，这时候平台恐怕也不会把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因为在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太过分事后是会被拉清单的。

而“团菜”之所以价格上参差不齐，那是因为它的渠道相对电台平台不那么透明，有利用人脉、信息差进行“操作”的空间。比如，有些人有关系，可以更便利地获得物资，有些人可以更好地配送。甚至有些人怀疑，“团长”在其中挣了差价。你可以骂他没良心，但实际上他是在利用人脉挣钱。

整个上海的物价都贵了几倍，显然不只是几个商家想“发国难财“。确实是有很多商家或个人在这次疫情中大挣了一笔。但是，光有“赚钱”的想法，是不足以导致物价大涨的。

真实情况是，现在的上海相当于“战时”，居高的物价背后，是运营成本也大涨了。比如大家可以看到，从外地调到上海去的三五千名“骑手”，他们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减少传播风险，除了常规的防疫措施，平台还要专门要安排酒店和住宿点。

除了看得见的成本，不得不提的是另一项看不见的成本：被隔离的风险。你愿意被拉去隔离？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意。而从事物流、配送的人员，他们被感染、隔离的风险都比居家的更高。

如果没有很高的报酬，外地的骑手都不愿意去上海，因为进了一时半会就出不了，你知道何时能清零吗？

这个时候，价格就是最好的信号。这个信号叫做“重赏之下才有勇夫”。价格高了，保供单位才有动力去租场地、买设备、进更多的货、给骑手发很高的工资——同时符合防疫要求。

价格除了发挥“重赏之下才有勇夫”的功能，本身还有平抑需求，稳定市场的功能，它让资源仍然以相对有效的方式进行配置，从而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可以想一下，假设上海市政府命令所有的物价都不能超过同比价格的两倍，那会怎样？是大家都能买到平价蔬菜了吗？恐怕不是，出现的情况会是平台没有动力扩大产能，外地骑手不愿被调去上海。而各种“保供单位”会明面上遵守规则，实际上通过中间环节暗中挣钱，演变出一个更加彻底的“黑市”出来。

极致的防疫必然无法兼顾民生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物价高昂的根本原因是供应难了、供应少了，而供应减少的原因在于渠道和配送系统被大量封控住了。商家“坐地起价”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当然谁能配送涉及公平性问题）。

要解决物价的问题，不能靠政府来“管管”，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供应。但是，如何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解放一些渠道和配送能力，这个需要有人去专门研究和测试，也需要有人敢于担责，不是拍脑袋就能解决的。

总的来说，这就是疫情防控的代价。在“清零”的大政方针不变的情况下，菜价上涨这点代价，大家只能忍忍了。

毕竟，抢不到菜和菜价高“仅仅”只是代价当中最小的。那些代价更大的人，肯定不会有心情来控诉菜价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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