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迪创始人熊磊: 去自己所创造的未来世界 | 遇见·视频

第293期

遇见·讲者 | 熊磊

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后；思路迪创始人&董事长，2010年创办思路迪，推动肿瘤精准新药开发和治疗，为肿瘤患者提供精准的药物和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兼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委员会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精准医学专业副主任委员等社会职务。

我想要的人生是：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个东西，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出现，甚至出现要很多很多年......

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以下演讲稿整理后略有删改）     

谢谢宁静老师的邀请，我的题目是《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但创业肯定不是一个优雅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非常狼狈。我在美国出差时忙得团团转，宁静老师问我题目怎么定，就仓促把题目定下来。

传说清华和北大门口的保安会问来访者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我就以这三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开启今天的分享。

我出生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时间段。台下很多北医学生都是90后，70后的人一定非常熟悉这张图片——“爱科学”。那时读书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要做科学家，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科学家。

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我中规中矩，毫不意外地走上了科学这条路。大学毕业后去中国科学院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去瑞士做博士后，一心一意想做研究，过去十几年都在研究肿瘤。

如果说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做科学、从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三个职业非常像，举个例子，我当年做实验的时候，为了补发一篇文章，连续三个月中午、晚上都没有走出实验室，都是让我的同事带固定的一份饭，桂林米粉，大概7块钱一份，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吃这个，连吃三个月。早上6点来实验室，晚上12点多才离开，非常沉浸的状态。我就是按照原先设计的理想走的，后来去了瑞士继续做研究。

这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但第三个问题你不要轻易问，因为会问出问题来。如果仔细思考你到底要去哪里，会想出人生困惑。

在中国，大家节奏都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去想我要去哪里。当时我想的就是做研究、做科学，博士毕业之后做博士后，再之后选一个全球最好的实验室，做既定方向的研究，争取发好的文章，做大学教授。

但是到了瑞士以后，工作节奏非常舒缓。我是我们实验室第一个中国人，他们会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周末也要来实验室？我第一次去瑞士正好过圣诞节，我以为圣诞像中国的春节一样非常热闹，肯定晚上有购物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天，我偶尔在实验室碰到同事，他说赶快去买东西，因为圣诞节开始后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所以我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采购了整个圣诞将近两周的东西，否则可能整个圣诞假期我都没有东西吃。

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我周末一直在做实验，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boring的人。而在国内，如果你周末不在实验室，导师会认为你不是一个真正热爱科学的博士生。

人生到底要什么？我做科学实验的同时，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我的导师是苏黎世大学的校长，他有无数多的经费，实验室很大，40多人，20个博士，20个博士后。其实科学不像我们小时候想的那样神圣，为什么呢？因为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像傅新元教授前面讲的，晚两个月发文章就被别人发表了，诺贝尔奖都要去竞争。这个世界上生命科学的规律就在那里，你不发现，别人也会发现，你就要抢在别人前面去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寻找自然规律，但我不想和别人竞争寻找自然规律。

我就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生究竟要做什么？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期间，我生了一场病，这个病非常奇怪，我原来最喜欢做的事情统统都不能做。不能动脑，不能看文献，只要看文献或和别人交流头就会疼，所以我在瑞士歇了三个月。

康复以后，我走进实验室去想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大家都在预测的未来，那么你做的时候别人也在做，你想成为第一就必须把别人压在脚下；想发现一个科学规律，想发表一篇文章，就要抢在别人的前面。这不是我要的人生。

我想要的人生是：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个东西，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出现，甚至出现要很多很多年。

到底什么东西是这样的？

我们看七十年代，为什么这三个企业都是七十年代产生的？因为它们都是在PC机的基础上诞生的商业模式，电脑、软件、个人软件、个人电脑。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企业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如此知名的企业没有了主导地位？

另外一类在2000年附近，九十年代末，又有一批跟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再次诞生。不管前面的企业多强大，他们都顺便淘汰了这些企业，比如说苹果淘汰了诺基亚，Google淘汰了雅虎，这个淘汰不是因为零和竞争的游戏，而是因为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比如改变了用手机的方式，改变了上网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游戏来淘汰。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想做一个因为你而让这个世界不同的东西。

肿瘤的发病率非常高，是全世界第一大死亡疾病，现在中国的发病率几乎和西方一样。世界上几个死亡率特别高的都是中国高发的，肝癌、胃癌、食管癌。不是因为这三种肿瘤药特别难研发，而是因为在中国高发，所以西方不投入力量去做。

我一直做肿瘤研究，在大学里做biomarker研究，也就是后来的肿瘤精准医疗，那时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我就在思考，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对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后来我就投身肿瘤的精准医疗。

我在瑞士做了两年博士后，然后带着十几万美元回国，把所有的钱投进来创业，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我在中国从没有工作过，只实习过几个月，根本不知道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什么样、做企业应该怎么管理，只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做了。

中国有大量的疾病人群，特别是肿瘤病人，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但如果你有非常好的技术和数据处理，再和非常好的药物结合在一起，所有的疾病负担都能变成巨大的疾病资源和研发资源，就能够让负担变成研发优势。

为什么药价这么贵？大家都是学医的，都很清楚药的成本非常低，即使是大分子的生产成本，也只占了10%不到，小分子5%都不到。那为什么生产成本和药价有将近20倍的差别？药厂的利润也没有特别高，因为我们做十个药要失败九个，即使这样，药做出来，一般的药也只有20%有效，少量可以达到70%到80%的有效率。

如果可能实现按疗效付费，这样的药开发成功率非常高，不需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并不是说按疗效付费效果特别好价格就贵，因为它的失败成本特别低。所以肿瘤的精准医疗，从整个治疗的结构角度来讲，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按疗效付费，充分改变整个医疗环境结构，改变药物的价格。

我要去哪里，我越想越清楚。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药的成功率发生变化，开发周期也缩短了。美国2011年已经批准一种药，不用做三期的头对头和对照药物做对比。因为药效可以达到70%到80%的有效率，而常规的肿瘤药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有效率。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做三期实验，先有条件批准，节省三到四年的开发周期，提前三到四年上市，于民、于企业、于社会、于国家都有利，这样的事情非常值得做。

当时我回国后，完全不知道中国什么状况。我准备了15万瑞郎，5万用来发工资，10万用来做企业经营。我连工资应该从企业里面提出来发给大家都不知道，这在当时非常荒唐。从我们公司的发展曲线看，从2015年以后有几个特别密集的事件，但在2015年之前很稀疏，两三年都没有什么事件，为什么？因为找不到投资人。我见过做房地产的老板、做纺织的老板、做石油的老板，什么样的人都见过。2011、2012年期间，我们见过几百个投资人，最后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2012年非常幸运，我去中欧商学院读书，得到了很多同学的帮助，得到了投资。商学院的老师告诉我，在招我这件事上，所有商学院的老师都投反对票，因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只有教导主任把我招进去了，为什么？他说一群海归博士每个月拿4000块钱工作，这些人肯定不是在忽悠，虽然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2015年，奥巴马开始讲精准医疗后，我们开始进入了快速通道。大量的资本辅助我们，我们快速成长，包括做诊断、做药，我们相当于平行做了两个公司。到今天还有人在问我们，为什么又要做诊断，又要做药？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识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诊断，我怎么给病人用药？我怎么做临床试验？但是对于外界来说，真的无法理解。我们今年正在开CSCO会议，药监的杨部长在台上就讲，伴随诊断非常重要，是未来药物临床试验的核心和重点。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药物在全球的多中心做临床实验，我们在诊断领域的发展也很快。2015年，我们说服医生去开一个同伴诊断的处方来指导患者用药，医生都感觉这个同伴诊断处方是神丹妙药。只要做了同伴诊断检测，病人就能找到好的药物。结果有时候会发现，开了几个诊断检测处方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治疗药物。医生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骗子，什么精准诊断？他错误地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尚方宝剑，可以指导他来治疗肿瘤这个“不治之症”。过去几十年治疗晚期肿瘤找不到好的方式，突然来了一个如此好的方式，大家有点无所适从。这是在2015年，从极左（认为同伴诊断可以解决一切肿瘤治疗用药问题）到极右（认为同伴诊断毫无价值）。

经过反复宣传影响之后，临床医生学习非常快，越来越认识到确实用药诊断哪怕能帮助2%的人找到合适的药物都是非常值得的。病人有权利了解好的技术，医生有义务把最好的技术告诉患者，由患者决定是否去做。医生现在还不能100%做精准的判断和处方，也不能完全代替患者做决定，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精准医疗进化的过程。

今年中国大概有处方20万个，这意味着将有数十万个肿瘤患者去接受这样的检测。只要拿着这样的患者报告，医生的处方就极大地增加了参考维度。医生手上多了一个工具，20%-30%的患者会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中国，目前只有极少数企业在同时做诊断和药物，两个业务合在一起推进有协同效应。无论药物临床试验还是未来的药物推广，希望什么样的药物给到患者，在美国这个生态非常成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又要做诊断又要做药？找一些伴随诊断公司来做就可以了。在2012—2013年时还没有这个行业，我们是中国第一批用NGS做药物伴随诊断的企业之一，所以那时只能自己做。

我们就像进化一样，进化的压力非常大，一旦逃脱了这个压力，就会成长得更加强大，未来能做的事情也会更多。

我们做这个行业要跟中国上百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接触，其实从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坚定了要去哪里，这个过程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而你必须享受这个辛酸，不能把这种辛酸当成一种牺牲。

如果用“遇见”做总结，第一就是梦想遇见初心，只有当最初的梦想遇见初心，才会有启程。第二，商业遇见情怀，做医疗纯商业不能做成一个伟大的医疗公司，纯情怀也不能让企业成长起来，只有商业遇见情怀才能把商业做好。第三，在梦想和初心相知的情况下，启动商业和情怀，一定会挑战遇见科学，我们希望用医学和科学做新一代医药商业文明的构建。

最后，三个遇见都希望达到一个目标：生命遇见希望。我们希望每一个患者因为这样的技术和产品，能够让生命遇见希望。谢谢大家！

遇见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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