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他写了那些书然后死去（黄灿然 译）

J.M.库切：他写了那些书然后死去（黄灿然译）

2017-03-03 J. M. Coetzee 黄灿然小站

威廉·福克纳与其传记作者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到，”站在五十五岁这个有利位置的威廉·福克纳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回顾说，“我拥有多么令人惊奇的才能：未受过任何正规意义上的教育，甚至没有很有文化的伙伴，更别说文学上的伙伴，却做了我已做的这些事。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或神明或不管是什么东西，会选择我成为这个选民。” [1]

福克纳在这里所宣称的难以置信的东西，有点儿言过其实。他拥有他成为他要成为的作家所需的一切教育，甚至一切书本知识。至于伙伴，他宁愿从有着节节疤疤的双手和回忆不尽的往事的唠叨老人那里多吸取东西，而不是从贫瘠的文人那里。然而，一定程度的吃惊却是合情合理的。谁会料到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小城、没有出类拔萃的才智的少年，长大后竟会不仅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而且成为他实际上成为的那种作家：美国小说史上最激进的创新者之一，一个将被欧洲和拉美前卫作家们争相师法的作家？

福克纳确实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初中就辍学（父母似乎没怎样大动肝火），虽然他短暂地进过密西西比大学，但那只是沾了施予退伍军人一项优惠的光（关于福克纳的战时服役，详见后面）。他的学院课程乏善可陈：一学期的英语（评分：D）、两学期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对这位南北战争后南方心灵的探索者，这里没有历史课；对这位把伯格森的时间织入记忆的句法的小说家，这里也没有哲学课或心理学课。

有点爱幻想的比利·福克纳用来取代学校教育的，是对世纪末英语诗歌的狭窄但兴趣浓厚的阅读，尤其是史文朋和豪斯曼，还有三位创造了其活泼和生动足以跟真实世界相比拟的虚构世界的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康拉德。此外就是熟悉《旧约》、莎士比亚、《白鲸记》抑扬顿挫的节奏，以及几年后快速掌握他的年纪较大的同代人T.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新实验。凭着这些，他已装备齐全。至于材料，他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从身边人们那里听到的，已远远不止足够：讲了又讲永无止境的南方史诗，一部关于残忍和不公正和希望和失望和受害和抵抗的故事。

比利·福克纳刚辍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他梦想成为飞行员，希望袭击德国佬，便于1918年申请加入皇家空军。急需新兵的皇家空军招募办公室派他去加拿大受训。可是，他仍未首次独自驾驶飞机，战争便结束了。

他重返牛津，穿着皇家空军的制服，讲话带英国腔，走路一拐一瘸，都引人瞩目，后者他说是一次飞行事故造成的。他还向朋友吐露说，他头颅里有块钢片。

他的飞行员传奇维持了几年；直到他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曝光的风险愈来愈大时，他才开始淡化此事。然而，他的飞行梦并未放弃。1933年，当他有余钱，便去上飞行课，买自己的飞机，还短暂经营飞行特技表演队，广告说：“威廉·福克纳（著名作家）的空中特技表演。” [2]

福克纳的传记作者们都花了颇大篇幅讲述他的战时故事，并非仅仅把它们当成一个不起眼、无突出之处却渴望被称赞的青年人的瞎编杜撰。弗里德里克·R.卡尔相信“战争把（福克纳）变成一个讲故事者，一个虚构作家，有可能是他生命中决定性的转向”。（第111页）卡尔说，福克纳如此轻易地哄骗牛津善良的人们，使他明白一个巧妙地构思、可信地讲述的谎言，可以击败真理，因而一个人不仅可以靠幻想创造一个人物，而且可以靠幻想谋生。

回到老家，福克纳漫无目标。他写关于“无女人味”（他似乎是指小屁股）的女人和他对她们的单恋的诗，这些诗即使以世界上最好的愿望来看也不能称为有前途；他开始以“福克纳”而不是原名“法克纳”署名；他还秉承法克纳家族男性传统，酒瘾很大。他在一个小邮局找到一份当邮政局长的闲职，用办公时间来阅读和写作，几年后因表现差而被解雇。

对一个如此决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人来说，奇怪的是他竟没有收拾行装奔赴大都会的灯火辉煌，而是选择留在自己的家乡小镇，在这里人们以嘲讽的兴味看待他的自命不凡。他最新的传记作者杰伊·帕里尼认为，他无法离开他的母亲，她是一个颇敏锐的人，她与大儿子的感情似乎比与她那个沉闷、没骨气的丈夫要深。[3]

福克纳有时会去新奥尔良，在那里发展了一个波希米亚朋友圈，并会晤擅写俄亥俄州小镇瓦恩斯堡生活的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他后来需要痛苦地尽量减少安德森对他的影响。他开始在新奥尔良报刊发表短文；他甚至涉猎文学理论。沃特·佩特①的信徒威拉德·亨廷登·赖特②尤其使他留下深刻印象。在赖特的《创作意志》（1915）中，他读到真正的艺术家本质上是孤独的，“一个全能的神，塑造和打造一个新世界的命运，并把它引向一个不可避免的圆满，兀自独立、独自运转、不依靠别的，”使其创造者处于精神兴奋状态。[4] 赖特说，巴尔扎克便是这种艺术家—造物主型的作家，左拉则远远不是，因为左拉只是预先存在的现实的抄袭者。

① 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

② 赖特（1888—1939），美国评论家和侦探小说家。

1925年，福克纳首次出国旅行。他在巴黎度过两个月，并且喜欢它：他买了一顶贝雷帽，留胡须，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画家到巴黎深造的故事，但小说不久就放弃。他出入詹姆斯·乔伊斯最喜爱的咖啡馆，并看了这位伟人一眼，但没有走过去跟他打招呼。

总之，这些记录都只表明福克纳是一个不寻常地固执但没有多大才能的未来作家。然而，回到美国不久，他便坐下来写了一万四千字的大纲，充满着各种意念和人物，为1929年至1942年一系列伟大长篇小说奠定基础。该手稿包括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萌芽。

小时候，福克纳就与一个年纪略大的朋友埃丝特尔·奥尔德姆形影不离。在某种意义上，两人是订了婚的。然而，当时机成熟，奥尔德姆父母对得过且过的福克纳无好感，遂把埃丝特尔嫁给一个前景较好的律师。因此，当埃丝特尔重返父母家时，她已是一个有两个小孩的三十二岁的离婚妇人。

虽然福克纳对自己与埃丝特尔再续前缘是否明智似乎有过怀疑，但怀疑还是没有对他产生作用。不久两人就结婚了。埃丝特尔本人一定也有过怀疑。在蜜月期间她可能曾试图投水自尽，但也可能没有。婚姻本身证明是不快乐的，实际上比不快乐还严重。“他们根本就是太不相配了，”很多年后，他们的女儿吉尔对帕里尼说，“这场婚姻没有一样是对的。”（帕里尼，第130页）埃丝特尔是一个聪颖的女人，但她习惯于无节制地花钱，以及让仆人们来完成她的每一个愿望。住在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丈夫上午乱涂乱写，下午更换旧房子的朽木和安装卫生设备，这样的生活一度使她感到震惊。一个孩子出生了，但两周大就夭折。吉尔于1933年降世。这之后，福克纳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似乎就停止了。

威廉与埃丝特尔一起酗酒和各自酗酒。在中年后期，埃丝特尔振作起来，戒了酒；威廉没有。他与一些年轻女人有婚外情，对此他无能力或不够小心去遮掩。婚姻从一个个极度吃醋的场面，逐步恶化成福克纳的第一个传记作者约瑟夫·布洛特纳所称的“任意爆发的家庭游击战”。（第537页）

然而，婚姻维持了三十三年，直到福克纳1962年逝世。为什么？最世俗的解释是，在50年代中后期之前，福克纳根本无能力离婚，即是说，无法在维持靠他的收入吃用的福克纳或法克纳家族大军──更不要说奥尔德姆家族大军──之余，再像埃丝特尔必然会要求他负担的那样，维持她和三个孩子的宽裕生活，同时使自己在社会上重新过上像样的生活。较不那么容易证明的是卡尔的宣称，他认为在某个深层意义上，福克纳需要埃丝特尔。“绝不可能使埃丝特尔脱离（福克纳的）想象力的最深层领域，”卡尔写道，“没有埃丝特尔……他无法继续（写作）。”她是他的“残酷的美妇人”──“男人从远处崇拜的理想对象但同时也是……毁灭性的。”（第86页）

选择与埃丝特尔结婚，选择与法克纳家族一起居住在牛津，福克纳不啻是接受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何成为他私底下所称的“像一群秃鹫绕着（我）所赚的每一分钱盘旋的……整个部族”的保护人、挣钱养家者和家长，同时服侍内心那个技艺超群的作家。虽然他具有阿波罗式的能力，使他自己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帕里尼称他是“一头效率怪兽”──但是整个工程使他不胜负荷。为了喂那群秃鹫，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学这位璀璨夺目的天才，不得不搁置真正对他重要的长篇小说写作，先是被迫去费力地为通俗杂志制造短篇小说，继而被迫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帕里尼，第319页、第139页）

问题与其说是福克纳在文学界无人赏识，不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没有任何可供先锋小说家这个专业发挥的余地（若是今天，福克纳会成为某笔重要资助金的当然获得者）。福克纳的出版商、编辑和代理─ 41 37158 41 15535 0 0 3964 0 0:00:09 0:00:03 0:00:06 3964─除了一个可悲的例外──都关心福克纳的利益，并尽力替他争取，但这还不够。只有当马尔科姆·考利精心编选的《福克纳精选集》于1945年出版之后，美国读者才如梦初醒，发现他们当中这个巨人。

花在写短篇小说上的时间并非完全浪费。福克纳是自己作品的非凡修订者，可谓一丝不苟（在好莱坞，他以其善于修改其他作家的平庸电影剧本而令人瞩目）。最初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或《妇女家庭良伴》的材料，经重新考虑、重新构思和重写之后，全都改观，以新面貌出现在《不败者》（1938），《村子》（1940）和《去吧，摩西》（1942）等书中，这些书都介于短篇小说集与独立长篇小说之间。

他的电影剧本却谈不上也具有同样被掩埋的潜质。1932年福克纳抵达好莱坞时，虽然乘着通俗小说《圣殿》（1931）作者尚未过气的名声，但他对电影工业一无所知（私底下他鄙视电影如同他鄙视吵闹的音乐）。他不具备把活泼的对话写得浑然一体的才能。此外，他很快便获得靠不住的酒鬼的坏名声。到1942年，他的薪酬已从每周一千美元的高位跌至三百美元。在十三年编剧生涯中，他曾与一些富同情心的导演合作，例如霍华德·霍克斯；与著名演员例如克拉克·盖博和亨弗莱·鲍嘉关系友好；并得到一个有魅力而体贴的好莱坞女演员做情妇。但是，他为电影写的东西都没有值得打捞的。

更糟糕的是：他的电影剧本对他的散文产生坏影响。在战争岁月，福克纳写了一大批警世、励志、爱国的电影剧本。如果我们把充斥于他晚期散文的浮夸辞藻都归咎于他这些剧本，那将是错误的，但他本人也看出好莱坞时期对他造成的损害。他在1947年承认：“我最近明白到，为电影写的垃圾和废物是怎样严重腐蚀我的写作。” [5]

福克纳努力要维持收支平衡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怀才不遇者的命运是被忽视和报酬过低。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负担──挥霍的妻子、一贫如洗的亲戚、不利的电影公司合同──他竟会如此固执地承受（尽管明显要硬撑），甚至不惜牺牲他的艺术。忠诚这个主题在福克纳生命中之强烈，一点不亚于在他的作品中，但也有一种东西叫作疯狂的忠诚、疯狂的尽职（南部联邦的南方便充满这种东西）。

实际上，中年福克纳就像一个民工，把工资寄回密西西比的家；生平记录基本上是美元和美分的记录。帕里尼在福克纳对金钱的忧虑中准确地辨识出更深的迷恋。“钱很少仅仅是钱，”帕里尼写道，“对钱的着迷似乎终其一生都在困扰着福克纳，而我认为，应把它视作他的一个尺度，用来衡量他的稳定感、价值感、与世界的紧贴感的起起落落……一个计算方法，计算他的名声、他的力量、他的现实。”（第295—296页）

如果在某个安静的南方学院找到一个驻校作家的职位，有一笔稳定收入，且不需要他太多付出，使他有时间做自己的事，那也许可解救福克纳。精明的罗伯特·弗洛斯特自1917年起，便证明他可以利用其诗人的光环为自己在学院谋得一份闲职。但是福克纳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又不信任那种听上去太“文学”或“知识分子”的讲话，因此他从未再回学院的林荫路，直到1946年被说服去密西西比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那次经验并不像他所担心的那么糟；六十岁时，他加入弗吉尼亚大学，成为驻校作家，领取差不多是象征性的工资，这个职位他一直保留至逝世。

这位学院懒汉生命中的一个反讽是，他极有可能比大多数学院教授更博览群书，尽管可能不那么有系统。演员安东尼·奎恩说，在好莱坞，虽然人们对他作为电影编剧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他有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巨大声誉”。另一个反讽是，福克纳被新批评派推举为某种非常适合在学院课室里解剖的散文的大师。新批评派元老克林特·布鲁克斯热情地说：“有多少被作者小心而灵巧地折叠起来的东西可以展开啊。”于是乎，福克纳在成了法国存在主义者们的宠儿之余，又成了纽黑文形式主义者们的宝贝，而他本人则不大敢肯定到底形式主义和存在主义是什么。[6]

1949年获颁发、1950年领取的诺贝尔文学奖，使得福克纳甚至在美国也出大名了。游客们从各地远道而来，愣头愣脑参观他在牛津的家，使他不胜其烦。他不大情愿地从暗处走出来，开始表现得像一个公共人物。国务院发来邀请函，请他以文化大使身份出国，他不是很有把握地接受了。在麦克风前他会紧张，更紧张的是回答“文学”问题，因此在准备出席这类场合时，他都会酗酒。但是，在他发展了应付新闻记者的行话之后，他便能较舒坦地担当这个角色。他对外交事务所知甚少──他不看报纸──但这却很合国务院的胃口。他的日本之行是一次瞩目的公关上的成功；在法国和意大利，他获得报章连篇累牍的报道。诚如他不无嘲讽地指出的：“要是美国人像外国人那样相信我的世界，我大概可以让我的一个人物去竞选总统……也许是弗莱姆·斯诺普斯。” [7]

福克纳在国内的干预则不那么顺利。南方及其种族隔离制度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他在给报纸的读者来信中，开始坦率批评各种弊端，并促请南方白人同胞们把黑人当成社会上平等的人来接受。

他的言论引起反弹。“哀泣的福克纳”被斥为北方自由派的走卒，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他并没有人身危险，但他宣称（在给一位瑞士友人的信中）可以预见有一天他得逃出美国，“有点像犹太人在希特勒时期得逃出德国。” [8]

他当然是在过度戏剧化。他的种族观从来不是激进的，而且随着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和各州的权利色彩愈来愈浓，他的观点亦陷于混乱。隔离是一种恶，他说；然而，如果南方被迫融合，他会抵抗（在一个轻率的时刻他甚至说他会拿起武器）。到50年代末，他的立场已变得如此过时，可以说是怪异。他说，民权运动应把正派、安静、礼貌和尊严当作口号；黑人应学会使自己值得受平等对待。

要贬低福克纳突然涉足种族关系是很容易的。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对美国黑人的态度似乎是慷慨、和善的，但不可避免地居高临下：毕竟，他属于主人阶级。在政治哲学上，他是一个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者；正是这，而不是他血液中任何种族主义残余，使他对黑人群众运动持怀疑立场。如果说他的顾忌和支吾很快就使他与民权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但在当时，当他采取任何立场时，他仍是勇敢的。他的公开言论使他在自己的家乡变得有点像一个贱民，而这与他在1960年母亲逝世后决定离开密西西比迁居弗吉尼亚是有颇大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说，与阿尔伯马县狩猎队一起骑马纵狗打猎这个前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福克纳晚年把自己视为已差不多江郎才尽，猎狐成为他生活中的新激情。）

福克纳干预公共事务之所以不起作用，不是因为他对政治无知，而是因为他表达政治洞见的恰当工具不是随笔，更不是读者来信，而是长篇小说尤其是他发明的那种长篇小说──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修辞资源，用来编织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欲望。

小说家福克纳部署他最佳资源的领土，是一个其外貌与他所处时代的真实南方──或至少是他青年时代的南方──极其相似的南方，但不是整个南方。福克纳的南方是一个被黑人的存在所困扰的白人的南方。即使是最明白地描写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小说《八月之光》，其中心人物也不是一个黑人而是这样一个男人，他的命运是面对或被迫面对黑人血统，作为一种来自他外部的质询和指责的黑人血统。①

① 该男人的情人曾用枪指着他，试图强迫他公开承自已有黑人血统然后加入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但她却被他杀了（或怀疑是被他杀的）。

作为现代南方的历史学家，福克纳不朽的成就是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1940；《小镇》，1957；《大宅》，1959），追踪一个上升的白人穷人阶层在一场革命中接管政治权力的过程，这场革命之无声、无情和无是非标准如同蚁群入侵。福克纳对这个乡巴佬企业家的崛起的描绘，既是尖锐的，又是哀婉和绝望的：尖锐是因为他既厌恶他所看到的，又对被他所看到的着迷；哀婉是因为他爱那个旧世界，但那个旧世界正在他眼前逐渐被腐蚀；绝望则有众多理由，其中特别包括：一、他所爱的南方是建立在剥夺和奴役这孪生罪恶上的，而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点；二、斯诺普斯家族只是法克纳家族的另一个化身，在他们兴旺发达时曾是那土地上的盗贼和强奸犯；因此，三、作为批评者和评判者，他，威廉·“福克纳”，没有立足点。

没有立足点，除非他跌回到那些永恒的信念。“勇敢和荣誉和自豪，怜悯和对正义与自由的爱”是艾克·麦克斯林在《去吧，摩西》中背诵的一系列美德，麦克斯林可以说是福克纳所希望的、理想中的自我的发言人，这个男人在对他的历史和他周围缩减且继续快速缩减的世界作了一番评估之后，放弃其祖传家产，发誓不做父亲（从而终结了传宗接代），宁愿变成一个简单的木匠。[9]

勇敢和荣誉和自豪：艾克也许还可以给他的美德加上忍耐，如同他在同一故事中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忍耐……和怜悯和宽容和克制和忠诚和爱孩子……”（第225页）福克纳后期作品中有强烈的道德主义特质，一种在一个上帝已退休的世界中顽强地坚持下来的赤裸裸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当这种道德主义证明难以令人信服──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也往往是因为福克纳未能为它找到适当的小说载体。他在整理《寓言》（写于1944—1953年，出版于1954年）这部他希望成为巨著的小说时，之所以屡遭挫折，恰恰是因为他要找到一个途径来体现他的反战主题。《寓言》中的示范性人物是耶稣转世为无名士兵并再次牺牲；在这部后期作品中别的地方，他是纯朴、受苦的黑人男人，或更经常地，是黑人女人，他们通过忍受难以忍受的现在，来确保未来的萌芽活下来。

虽然福克纳是一个终生没什么大波折且基本上不活动的人，但他却激起丰富浩繁的传记能量。第一部庞大的传记纪念碑于1974年由约瑟夫·布洛特纳竖立，他是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年轻同事，福克纳显然喜欢他并信任他。他的两卷本《福克纳传》对传主的外部生活作了详尽而公正的描述。然而，就连布洛特纳那部四十万字的一卷本浓缩版传记（1984），对大多数读者来说细节可能仍然太丰富。

弗里德里克·R.卡尔的重磅传记《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1989），其目标是“从心理学角度、情感角度和文学角度理解和阐释（福克纳的）一生”。（第XV页）卡尔有很多可赞之处，包括无畏地闯入福克纳写作习惯的迷宫，这些习惯包括同时着手多个创作计划，把这个计划的材料转用于另一个计划。

诚如卡尔公正地指出的，福克纳是“（美国）重要作家中最具历史意识的”；依此，他把福克纳当成一个以创作来对他卷入其中的历史力量和社会力量作出反应的美国人。（第666页）作为文学传记作家，他试图了解的是，一个如此深刻地怀疑现代化和现代化对南方的影响的人，如何能够同时在其小说实践中成为一个如此激进的现代主义者。

卡尔笔下的福克纳是一个崇高和具有感染力的人物，一个也许是因为沉溺于注定倒霉的艺术家这一浪漫形象而准备牺牲自己，献身于一个计划的人物，这个计划就是承受一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却步的命运。但卡尔这本书一再被一种简化的心理分析糟蹋了。例如，福克纳工整的书写──这是编辑的梦想──被当作一个证据，证明这是一种肛门人格，他那些关于他在皇家空军的伟绩的愚蠢谎言被当成分裂性人格，他对细节的重视被当成强迫症的证据，他与一个年轻女人的恋情被当成揭示他对女儿有乱伦欲望。

“通常，一部较次要的小说可提供比一部伟大小说更深刻的传记见解。”卡尔说。（第75页）果真如此──而没有多少当代传记作者会不同意──那么我们就要遭遇一个牵涉到文学传记和牵涉到所谓传记见解之价值的普遍问题。如果说次要作品揭示的似乎比重要作品更多，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揭示的东西只有次要的了解价值？也许福克纳──在他心目中，约翰·济慈的颂歌是诗歌试金石──真的就是他觉得自己是的：一个消极能力的人①，消失、迷失在自己最深刻的作品中。“我的野心是成为一个私隐的个人，从历史中被废除、被取消，不留痕迹，”他在写给考利的信中说，“我的目标是……我生命的总和及历史……应该是……他写了那些书然后死去。” [10]

① 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是济慈最重要的诗学概念，他认为伟大的诗人能接受一种状态，也即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他自己对消极能力的解释是一个人处于不确定性、神秘、怀疑而不必急躁地寻求事实或理由。”

杰伊·帕里尼是约翰·斯坦贝克传记（1994）和罗伯特·弗洛斯特传记（1999）的作者，还出版了两部具有强烈传记内容的小说：描写列夫·托尔斯泰最后日子的《最后一站》（1990）和描写瓦尔特·本雅明最后日子的《本雅明的越境》（1997）。[11]

帕里尼的斯坦贝克传结实但不瞩目。弗洛斯特传较内省：帕里尼思忖道，传记的史学写作色彩可能不如我们喜欢想象的那样浓，反而更像小说写作。在他自己的传记小说中，关于托尔斯泰的那本较成功，也许是因为关于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的记载是如此繁多，取之不尽。在本雅明传记中，帕里尼不得不花太多时间解释他那位自顾自的主人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对他感兴趣。

而在福克纳传记中，帕里尼尝试提供布洛特纳和卡尔都未曾提供的：批评性传记，即是说，既合理地充分描述福克纳的生平，又评估他的写作。关于他这部著作，有很多东西可说。虽然他倚重布洛特纳提供的事实，但他走得比布洛特纳更远，采访了最后一代本人认识福克纳的人，其中一些人讲了不少有趣的故事。他从一个写作同行的角度来欣赏福克纳的语言，并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欣赏。是以，他能够看出《熊》的散文“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凶猛，仿佛福克纳是在亢奋的幻想中写的”。虽然他这本书绝非圣徒传记，但是他向传主致以意味深长的敬意：“作为作家的福克纳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那种绝对的坚持不懈，那种年复一年每天使他回到书桌前的意志力……（他）身体的毅力……一点不逊于精神的毅力；（他）如同一头牛踏着泥沼不断向前爬，背后拖着整个世界。”（第261页、第429页）

在这样一部非专家的著作中，作者必须作出的最初决定之一，是应该反映批评共识，抑或提出强烈的个人见解。大体上，帕里尼选择共识版。他的做法是按时间顺序描写福克纳的生平，在叙述中插入介绍性的批评短文讨论个别作品。落在适当人选手中，这种做法可产生批评家的艺术的示范性样本。但是，帕里尼的短文未能达到示范性的水准。那些谈论福克纳最著名作品的短文，往往是最好的；其余的，则有太多包含一些不是特别熟练的提要加上批评界争论的概况，而被当作是争论的东西，又往往是些乏味的学术探究。

如同在卡尔的书中，帕里尼也有一定程度太过倚重心理学概念的问题。是以，帕里尼对《我弥留之际》──一部围绕着一次怪异旅程的中篇小说，描写本德伦的孩子们在旅途中搬运母亲的尸体，把它运去埋葬──作了一次颇天马行空的解读，解读成象征福克纳对母亲进行攻击，以及象征福克纳送给妻子的一件“悖谬”的结婚礼物。“在福克纳心中，埃丝特尔可有取代毛德小姐（他的母亲）？”帕里尼问道，“这样的问题是难以回答的，但传记的职责是提出这些问题，允许这些问题作弄和扰乱文本。”（第151页）也许传记作者的职责确实是用凭空的幻想扰乱文本；也许不。更重要的是，到底福克纳的母亲或妻子是否把该小说理解成对她们的人身攻击。并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她们作如此理解。

帕里尼对福克纳的思想的探讨，花费很多篇幅谈论自我，或自我中的多个自我。福克纳是否同意《野棕榈》中通奸的情人？答案：虽然“他小说家心中的一部分”谴责他们，但是另一部分并不。为什么福克纳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选择把焦点集中于弗莱姆·斯诺普斯，三部曲中那个有着机警小眼睛和冷心肠的向上爬的人物？“我怀疑，这与他探索自己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有点关系，”帕里尼写道。在“取得梦想不到的成功之后……（福克纳）要思考这种成功和了解那些可能是导致他成功的推动力”。（第238页、第232—233页）

果真是福克纳“攻击性的自我”创造了30年代那些伟大小说吗？这些小说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弗莱姆嗤之以鼻，因为作者从中所赚的钱是那么少得可怜。弗莱姆那扭曲的天才，果真酷似福克纳与金钱的令人困惑的关系吗，包括他与电影公司中最古板地不愿冒险的华纳兄弟公司签署那份使他做了七年奴隶的合约时所表现的天真？

总的来说，帕里尼的书是一种令人不解的混合物：一方面它表明他对作家福克纳真有感觉，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把他粗俗化。最糟糕的例子是他对福克纳四英亩的“罗恩橡”物业的看法，该物业是福克纳在1929年购置的，残旧不堪，他此后就住在那里，直到逝世。帕里尼说，福克纳准备花费他并没有的钱，来翻修“罗恩橡”，是因为他“异想天开，尤其是想在日常生活中再创造内战前的奢华和优越……电影《飘》……出现（于1939年），风靡全国。福克纳不必看它。那是他这一生的故事”。（第250页）任何读过布洛特纳关于福克纳在“罗恩橡”的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这番描写距离塔拉①的幻想有多远。

① 塔拉是《飘》女主人公的种植园。

“一本书是作家的秘密生活，一个男人的黑暗孪生兄弟：你无法调和他们。”《蚊群》（1927）中的一个人物如此说。[12]

调和作家和他的著作，是一个布洛特纳明智地不敢去碰的挑战。至于卡尔或帕里尼是否各自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调和了那个署名“威廉·福克纳”的人与其黑暗的孪生兄弟，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决定性的考验是福克纳的传记作者们对他酗酒有什么话说。这是传记作者们不会犹豫不决的问题。布洛特纳报告说，福克纳经常不省人事被送去的那家孟菲斯精神病院病历中的批注是：“严重及慢性酒精中毒者。”（第574页）虽然福克纳五十多岁时看上去英俊而敏捷，但那只是一个外壳。一生喝酒已开始损害他的精神功能。“这不只是一个严重酒精中毒的病例，”他的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在1952年写道，“目睹这个人的解体令人心酸。”帕里尼补充了福克纳女儿令人心寒的证词：父亲喝醉时会变得如此暴力，以致得有“一两个男人”在场，保护她和母亲。[13]

布洛特纳没有试图去了解福克纳的酒瘾，只是记录其损害、描述其模式和援引医院的记录。按卡尔的解读，喝酒是福克纳进行反叛的一种形式，是他用来捍卫其艺术、抵制家庭压力和传统压力的方式。“把酒拿走，非常有可能作家也就没了；也许人也变得没特点了。”（第130—132页）帕里尼不仅不反对，而且把福克纳喝酒视为具有治疗作用。他的喝酒是“创造性头脑的休闲”，他说。喝酒“有某种特殊用途。喝酒清除混乱状态、重拨内心的时钟，使无意识可以像水井一样慢慢满”。饮罢，他便“好像睡了一个又长又惬意的觉”。（第281页）

各种瘾的本质，是叫那些没有这类瘾的人难以理解。在这里，福克纳帮不上忙：他不写他的酒瘾，就我们所知，也不从酒瘾内部写作（他坐下来写作时大多数是清醒的）。迄今尚未有传记作者能说清楚；但是，也许把某种瘾说清楚，寻找字眼来描写这种瘾，使它在自我的系统中有一个位置，将永远是一件误解性的工作。

（2005）

原注

[1] 约瑟夫·布洛特纳《福克纳传》，一卷版（纽约：兰登书屋，1984），第570页。

[2] 弗里德里克·R.卡尔《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伦敦：费伯出版社，1989），第523页。

[3] 杰伊·帕里尼《一个无可匹比的时代：威廉·福克纳的一生》（纽约：哈泼科林斯出版社，2004），第20页、第79页、第141页、第145页。另见卡尔，第213页。

[4] 引自布洛特纳，第106页。

[5] 引自卡尔，第757页。

[6] 奎恩语，引自帕里尼，第271页；布鲁克斯语，引自帕里尼，第292页。

[7] 引自布洛特纳，第611页。

[8] 引自布洛特纳，第599页。

[9]《去吧，摩酉》（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0），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