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世纪和千年的米沃什（黄灿然 译）

希尼：世纪和千年的米沃什（黄灿然译）

2018-01-14 Seamus Heaney 黄灿然小站

《希尼三十年文选》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已出版文论集《专心思考》《舌头的管辖》《诗歌的纠正》和《写作的地点》中的精华文章，以及此前从未正式出版过的经典作品，包括一些正式的文学演讲、对爱尔兰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极具启发性的文学评论，是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作为爱尔兰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以及著名的诗学专家，希尼在这里对众多欧美诗人作了非常深入透彻的分析。他们是但丁、马洛、约翰·克莱尔、彭斯、华兹华斯、叶芝、艾略特、奥登、狄伦·托马斯、埃德温·缪尔、帕特里克·卡瓦纳、罗伯特·洛厄尔、特德·休斯、菲利普·拉金、麦克迪尔米德、毕晓普、普拉斯、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布罗茨基等等。

无论是自传性的、主题性的，还是批评性的文章，希尼这样描述：“这些文章结集在这里，都是为了寻找答案，以解决这些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一个诗人应如何适当地生活和写作？他与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地方、他的文学传承和他的当代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世纪和千年的米沃什 ∗

∗ 以丹麦语译文发表于丹麦《周末报》，1999。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生于立陶宛，但他是我们的世纪诗人，不仅因为他几乎与本世纪同龄，而且因为“本世纪”这个词不断地出现，贯穿于他的作品。一个又一个年代，他的一生的故事和他的时代的故事并步而行。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维尔纽斯和巴黎的学生。在30年代，是波兰前卫文学的成员。在40年代，他参与波兰抵抗运动，成为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被摧毁和纳粹镇压起义运动的见证者，然后任职于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50年代，他是该政权的变节者，成为一名流亡法国的知识分子——这等于是他的沙漠中的四十天①。在60年代，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教授，这时正值他诗学力量的鼎盛期，而他亦成为“鲜花一代”②中的所罗门。在70年代，他依然处于创造力量的迸发期，其身份则从移民作家变成了世界的高瞻远瞩者。在80年代，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波兰团结工会的一股道德和政治力量。在90年代，他是持续的想象力的活力的奇观，是一个介于俄耳甫斯式与提瑞西阿斯③式之间的声音。

① 沙漠中的四十天指耶稣布道前在沙漠中独自度过的四十天。

② 指受到嬉皮士文化影响的年轻一代。

③ 提瑞西阿斯，古希腊的一位盲人先知。

因此，从年代学角度看，米沃什的年龄跟本世纪一样大，但在文化上他跟这个即将结束的千年一样古老。他生于天主教家庭，在立陶宛森林覆盖的土地上长大，他赖以成长的文化依然记得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民间信仰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及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各种熠熠生辉的体系。他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引发的意识形态危机和军事危机，这段经历可代表千年中期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危机，如同他20世纪50年代从意识形态极端性逃入较具伏尔泰色彩的心灵气质，可代表启蒙运动时期。接着是浪漫主义，完全拥抱诗歌，以及信任他那“先知式灵魂”，这使得他最后来到俯视旧金山湾的一座山上，变成山上的哲人，即使当他吸入愈来愈无重量的晚期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的加州空气，也依然能保持存在的重力。

但这一切可能都算不了什么，如果他没有被赋予Ｗ.Ｂ. 叶芝所称的“同时还发出甜美的声音”的才能的话。米沃什的诗歌，哪怕是在翻译中，也兑现了那个古老的期待，也即诗歌将使人愉悦和给人指导。它具有一种无比的平衡。那根针不断地在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颤抖：普洛斯彼罗与爱丽尔不断给争辩的要么这方要么那方增加重量。米沃什居于中间，有时候悲剧性地，有时候津津有味地，因为他既不否认他瞥见人间的乐园，也不否认他深知此世即是尘世。

他把软心肠的易受感染性与忧伤的理解糅合起来，这之中有某种维吉尔式的东西。确实，米沃什整个命运的曲线，很像维吉尔，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诗人。如同那位拉丁诗人，他是乡村的孩子，以齐眼高的成熟谷物和吃草的牲畜开始，以皇帝的宫廷在20世纪的对等物告终。两位诗人都留下具有自信的抒情性以及“仅仅因为事物本来的样子而颂扬它们”的早期作品，不过在他们的成熟期，两人都继续在更长和更复杂的作品中激荡而丰富地表达他们对“世事辛酸的一面”的意识。在这些作品中，题材是“战争与人”，而诗歌的音调则变得愈来愈悲痛。

例如，米沃什有一个相对早期的作品，一组写于战时的抒情诗，叫作《世界：一首天真之诗》，即属于某种维吉尔的《牧歌》在20世纪的对等物。维吉尔的牧羊人吹奏他们的芦笛，并参与歌唱比赛，尽管背景是遥远的过去，却依然被当代现实所萦绕。继尤利乌斯·恺撒遭暗杀之后，驱逐佃户、没收土地和战争的蹂躏是他的田园诗这面镜子后的黑暗背衬。他那首后来被基督教辩护者解读成基督诞生预言的著名的“千年”诗也即第四牧歌，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庆祝《布伦迪休姆协约》，该协约是公元前40年在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达成的，因此诗中预见的黄金时代重临，事实上乃是暗中表达一个希望，希望和平降临罗马世界——尽管暂时来说，即将发生的未来是亚克兴战役。

《世界》一诗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置于田园诗与政治之间。它最初是在秘密环境下，在华沙以手摇式印刷机印刷的。在纳粹占领华沙，集中营如同地狱之口在欧洲各地张开的时候，米沃什抬起视线，望向他童年家乡的前哥白尼阳光，那家乡是有守护天使在空中盘旋的乡村，家族大宅的安全感就像一种保障，确保别处永远有和谐与和善。该诗的措辞用语是要呼应儿时第一本识字课本那种简化、大字的课文。这组诗共有二十首诗，以下是第三首，叫作《门廊》：

那门廊在阳光下暖洋洋，
入口处面向西边，有大窗。
从这里，你可以四面朝外望向
树林、水、开阔的田野和小路。

但是当橡树覆盖绿色，
椴树的阴影覆盖一半花坛，
远方的世界便渐渐退入叶子掩映、若隐
若现的蓝色树皮，消失在斑驳的树荫里。

这里，在一张小桌前，姐弟俩
跪着画追逐的场面，或战斗的场面。
双唇间一个粉红色舌头协助推进战舰
那逼真而庞大的形状，有一艘已下沉。

（罗伯特·哈斯、罗伯特·平斯基译）

诗人设想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场面，同时他充分地和带反讽地意识到，在它与噩梦国度之间，唯一防线是写作的边界，这条界线必须在想象的事物与忍受的事物之间划出来。如同在维吉尔那里，艺术的精妙本身即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提醒，提醒时代的满目疮痍。费力比较米沃什与维吉尔，意义不大。两位诗人呱呱坠地，其想象力都如同婴儿般被放置在保护罩内用摇篮摇着和抚养着，并且对他们来说，保护罩世界里的经验都逐渐使他们的理解变暗，并遮蔽了来自摇篮世界的大部分光——尽管那光还是继续在发出。不妨指出，赫尔曼·布洛赫描写维吉尔之死的那首伟大散文诗中的维吉尔画像，一个在权力政治世界的中心产生幻觉的人，一个在即使被当作预言家来对待时也依然沉湎于回忆的人，一个在语言矿道里工作、被别人当作权力走廊的向导的人的画像——不妨指出，这幅画像也适合作为米沃什为我们的世纪创造的诗人的形象。

Ｗ.Ｂ.叶芝对获得足够殊荣去“同时还发出甜美的声音”的艺术家提出的挑战之一，乃是要确保“文明不会沉没”和做“精神才智的伟大工作”。叶芝在其《人与回声》一诗中宣称：“也没有任何工作比得上清洁人类的劣迹伟大。”米沃什没有回避这件警戒和惩罚的工作，而他那些关于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困境的散文作品，则是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的不可或缺的支援。在诸如《被禁锢的头脑》这样一本书中，米沃什以一部对包括他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行在内的波兰一代人中的成员提出“我控诉”的作品来处理历史事件，这些人都因为意识形态热情或才能枯竭而掉进马克思主义怀中。但是这部作品优于冷战时期各种论争著作之处在于一个事实，也即它还说：“要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有我自己的孤独——我也会遭殃。”它在其推理过程中有某种奥威尔式的清晰和活力，但在政治和知识分析背后我们能够感到作者正在见证一出更为古老的戏剧，也即凡人灵魂中上帝与魔鬼的斗争。

换个方式说，米沃什将因其在一个相对主义时代保持个人责任这个理念之活力而为人们所记忆。他的诗歌承认主体的不稳定，并一再揭示人类的意识，指出它是互相争夺的话语的场所，然而他不会允许用这些承认来否定绝不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退缩这一古老训令。不管怎样，他在一首叫作《诗艺？》的诗中很清楚地阐明这点。标题中的问号绝非无关痛痒的姿态，而是一种承认对诗歌工作的价值有怀疑的方式——这种怀疑之严肃，就如同任何19世纪基督教徒对《创世记》字面意义的真实性的怀疑：

诗歌的功用在于提醒我们
保持单独一人是多么困难，
因为我们的屋子敞开，门里没钥匙，
看不见的客人随意进进出出。

米沃什的诗歌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岌岌可危的。毕竟，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他出生就有并形成他的感受力的全部基础的那个传统——从他开始有意识的时刻就遭到攻击。他的想象力获得一个在根本上是宗教的视域的供应并因此而丰富，该视域是以“道成肉身”这一理念为基础的。这其中蕴含的是同意这样一个赤裸裸而骇人的说法，认为通过圣子化身为基督这个人物，永生与时间交织，而通过这种交织，人类，虽然是时间的产物，却可以获取一种时间以外的现实。毕竟，这个视域赋予了我们西方建筑和艺术中大量辉煌的东西——沙特尔大教堂、《神曲》、《凯尔斯经》、《失乐园》、格列高利圣咏和西斯廷教堂——并且它依然在鼓舞这位诗人发出偶尔是交响乐曲的声音。

米沃什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也许我们太轻易地忘记了理性、科学和受科学影响的哲学与诗歌之间历时数百年的互相敌视。”诗人作为某个接受秘密差事、保藏着古老而重要的真理的人这一形象吸引了他。米沃什的作品暗示出，文化记忆对人类的尊严和生存是必要的。他诗歌中很多伟大的精彩片段是为了在文学努力的整个音域范围里被听到；它们承认艺术家和高瞻远瞩者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的脆弱性，然而它们继续用他们所做的工作去对抗由军队和其他形式的专横势力所做的工作。以下诗行——在本质上是对诗歌创作的一首赞歌——构成了这样一段，并且被置于他20世纪70年代初在伯克利写的组诗《来自日出之处》的开篇：

无论我手中握着什么，铁笔、芦笛、羽毛笔还是圆珠笔。
无论我可能在什么地方，在中厅的花砖上，在修道院小房间里，
　在大堂里的一幅国王画像面前，
我都照料我在职责范围内照料的事情。
而我着手，尽管谁也不能解释原因和理由。
如同我现在做的，在一片闪现那匹红马之光的暗蓝色云团下。
我知道，仆人们正在地下寝室里忙着，
把羊皮纸弄得沙沙响，准备着有色墨水和封蜡……

∗

辽阔的土地。朦胧的火车的忽隐忽现。
孩子们从一片开阔的田野边走过，在一座爱沙尼亚村子外一切都是灰色的。
罗伊扎，骑兵队队长。莫茨赞。愤怒的大风。
我将不会再跪在我的小乡村的河边，
使我身上石头一般的东西可以溶解，
使什么也不会留存，除了我的泪水、泪水。

米沃什诗歌中我所欣赏和信任并一而再地阅读的一切，都在这些诗行里了。不仅是深度的意象，而且是深度的知识。诗意时刻的此地和到处、此刻和永远。那具有生存意义上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却又深思熟虑，然后被一把抓住，变成诗歌本身清晰的秩序的东西。这些诗行唤起的每一种联想，都是对它们那绝不令人费解的神秘性的一种澄清。此中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避免性，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来到了意义的一个源头。

“什么是诗歌，”米沃什曾经问自己，“如果它不能拯救／国家或民族？”这个问题虽然太过分，但对一个来自黑暗时代的幸存者来说却是自然的，他曾紧邻大屠杀的种种事实，他的很多同代人死在华沙起义的面对面枪战中。但是，尽管米沃什常常自我谴责，可他却是一位不愧于他的世纪的诗人，因为他从未忘记那些事件的可怕现实。1998年，我出席了洛杉矶一个向他致敬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他以其典型的方式说，虽然讨论了很多话题，但是人类的苦难仍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然而，在这个提醒我们注意苦难的人，这个曾目睹坦克擦掉欧洲国家和民族，以及曾在黑什伯里吸毒文化高峰时目睹一袋袋尸体每天从越南运来的人——在这个人身上，那个在纯真年代第一次领受圣餐的男孩依然幸存着；并且，尽管到处都是使成年人备受攻击的“人类的不成功”①，但是那个男孩的狂喜和迷醉依然是不可否认的。

① 语出奥登诗《悼叶芝》。

米沃什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并在20世纪万神殿占据他的位置，因为他的作品满足严肃与欢乐的胃口，而“诗歌”这个词在每一种语言中唤醒的正是严肃与欢乐。他恢复了儿童在水边久待的纯真，但同样表达了成年人对自己的名字“写在水上”的沮丧。他帮助我们大家保持对那样一些时刻的信念，在那些时刻我们突然意识到身体里生活的甜蜜，然而他不会免除我们作为我们时代的生活的一部分的那些责任和惩罚。

因此，为了庆祝他的成就，以及为了再次说明看似虚弱和无用的事物如何能够被诗歌转化成精神的生命线，我将完整援引一首短诗来结束本文。这首诗是米沃什在四十多年前写的，标题《那曾经伟大的》来自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