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什拉：奈保尔先生一家（黄灿然译）

Pankaj Mishra 黄灿然小站 2019-04-14

潘卡季·米什拉（Pankaj Mishra，1969-），当代印度英语作家，先后就读于阿拉哈巴德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他曾出任哈泼柯林斯出版社印度分社总编辑，并“发现”阿伦德哈蒂·罗伊的《微物之神》，该小说后来获得布克奖。米什拉经常为《纽约书评》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杂志撰稿，并出版过一部畅销游记和一部小说。本文是《父子之间：家书》的书评。

在一篇叫做《一部自传的序言》的文章中，V.S.奈保尔讲述一个有关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的故事。这些移民想逃离十九世纪末期北印度总体上被遗弃的命运，他们来到另一个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在那里工作，当合约劳工。他们之中很多人被一个承诺吸引，也即在合约期满时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或携带家人免费回印度。但是，殖民地政府断断续续用钱赎回该承诺；于是特立尼达到处都是赤贫和无家可归的印度人，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没有希望回印度。

接着，在一九三一年，一艘叫作“恒河”号的蒸汽船载着一千名印度人回印度。它翌年又回来，很多人想离开，但只能载走一千。可是，当走第二趟的“恒河”号蒸汽船抵达加尔各答港时，数以百计的移民一拥而上，他们是被第一趟船载回印度的移民，现在他们要回去特立尼达，因为他们所见的印度虽说只是一点点，但已构成一场恶梦。

今天，如果你到特立尼达印度人（包括奈保尔）的很多祖先最初居住的北印度那一部分地区——北方邦的东翼——旅行，你仍能看到第一批去特立尼达的移民离开时的印度：这个印度自古以来就贫困而荒芜，乡村道路尘土滚滚，低矮的泥屋盖着茅草，水牛拴在布满牛粪的院子里。你仍能看到儿童衣衫褴褛，戴长面纱的妇女俯身在煮饭的炉火上，干瘪的人影在平坦的麦田和稻田里辛苦劳作。

从这个印度，奈保尔的祖父在一八八○年被带到特立尼达，那时他仍是一个婴儿；这个印度，被印度穷人在特立尼达的乡村地区重新创造出来；同样是这个印度，生于一九○六年的奈保尔父亲西佩萨德少年时代差点就回去。西佩萨德和母亲历尽了回国的繁文缛节，可是，在移民局检查站，他突然恐慌起来，躲在公厕里，直到他母亲改变回国的主意。

她，如果不是西佩萨德，对这件事可能会有点遗憾。这个婆罗门移民家庭在特立尼达的遭遇，直到那时都不好，并且对西佩萨德的母亲来说，将不会有多大改善。西佩萨德的父亲是村里的婆罗门学者，死得早，突然的赤贫迫使他那位仍是孩子的哥哥到甘蔗地干活，每天赚八分钱——半个世纪之后，当他回忆被毁掉的童年，不禁在侄儿奈保尔面前老泪纵横。西佩萨德不识字的妹妹被送到一位亲戚的家中当佣人；她遭受两次不幸的婚姻。西佩萨德的早年生活也很艰苦，他与姨妈生活在一起，白天上学，晚上在一个小店里工作到深夜。在他结婚后一段时间，他都得依赖妻子富裕的娘家。在他边挣钱边自学，终于成了《特立尼达卫报》记者，暂时有了安稳生活之后很久，他母亲仍健在，最终死于极端的贫困。

正是这个背景——一群离乡背井的穷苦人，在一个小小的农业殖民地没人保护，抓住他们自己围起来但很脆弱的印度教世界，身上发生一场场没人注意的小悲剧——使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九六一年）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最佳的英语小说之一。它还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历史纪录，展示这世界某个被知识界所忽略的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它被忽略是因为有时候某些地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似乎都不够重要，不值得纪录，它们通常不产生可以描写它们的兴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

特立尼达（现已更城市化和更混杂）这一小群印度移民，竟可在奈保尔身上找到其记录者；一个被剥夺应享权利的族群所遭遇的奇特的遗弃和伤害以及在遗弃中激起的个体意识，竟会永存于这部现在看来是后殖民文学巨著的作品中，本身就是极其不平凡的。而这部小说竟会有一个前驱者，就更加非凡了：奈保尔这部小说的一些事件，是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但他更多地直接取材于父亲所讲的故事，这些故事涉及他的印度教农民家庭的童年，涉及由最早的移民在特立尼达重建的印度农村生活，也即在西佩萨德开始去描写它的时候他本人也才刚刚摆脱的生活。

西佩萨德这些短篇小说是根据他当了十四年印度社群版记者的所见所闻写成的，它们表明一个作家发挥其所长，离开新闻写作，发掘自己的文学才能。在它们的广泛背景中——受种姓制度束缚的印度教村民、小小的抱负和错觉、为琐事争吵和敌对——它们令你想起北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后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描写封建社会的残暴。西佩萨德的小说讲述村子里一个痞子和骗子的生涯，他从一个好勇狠斗者变成一个失势的虔诚信徒。小说集的书名是《古鲁德瓦历险记》，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历险。那个痞子的性格和行为——殴打妻子、讲解正统印度教——因其农民背景的驯服本质而变得夸张；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而作家则像所有早期文学一样，较着眼于描述那个由写作和省思的过程所展示的世界。

古鲁德瓦的历险主要源自年老的贾伊文加尔每天晚上所讲的故事，这些故事说的是那些死去的坏蛋的大胆行径。他会出来蹲在宽敞的长廊里，而他房子附近的邻居——他的房子是村里第二大的房子，因为它有屋顶和镀锌铁皮，地面铺有木板，门和窗装有帘子，整座房子涂上红色、蓝色和黄色油漆——会过来他这里，蹲在他面前的地板上，腰间缠着腰布，膝盖拱着下巴，着迷地听他讲故事。作为昔日一次大胆尝试——完全没有先例，更不要说出版社，甚至不像印度的写作那样伴随着大群知识上和政治上成熟的读者——作为纯粹的个人努力，西佩萨德的小说在今天看来有点像奇迹。他早年被训练成婆罗门学者，学习颂诗和经文，这些经历首先使他意识到文字的力量，在不大可能的环境下唤起他想写作的念头。但是，接下去他便完全靠自己，一个自学者，孤立地阅读和写作。

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向上，努力定义自己，获得自我和文化，同时有一份工作，拥有那么一丁点儿安定和舒适，使得世界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那么痛苦的地方。这是一个八口大家庭，但彼此关系密切；常见于印度教大家庭网络的分散和较富裕的亲戚的拒绝帮助，使得他们偶尔才相聚在一起。

西佩萨德的成就在今天是很容易被认识的，但是那时，在一个仍被农民恶劣处境所笼罩的社会，却是一种奢侈。不过，写作——它吸引西佩萨德，主要是因为他的婆罗门成长背景——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哪怕是在那个毫无希望的环境下：它应允着个人尊严和崇高思想，意味着“拒绝被消灭”，以及为摆脱那种陷于长期经济焦虑和匮乏中的生活提供机会。成为作家的愿望，几乎是本能地被西佩萨德的儿子维迪亚继承下来；对父子两人来说，它是一种“想在未来某个时候寻求公正的愿望”。

贫困、害怕被消灭、希望寻求公正，还有以写作来救赎：这些，是奈保尔于一九五○年首次到英国生活之后，奈保尔一家书信往来的主题。当时奈保尔是拿了殖民地政府的全额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英语的。父亲当时差不多就要结束其工作生涯了；奈保尔的姐姐卡姆拉正在印度的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读书，孤独而不快乐，却无法离开。奈保尔还不足十八岁，不仅肩负着把一家人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责任，而且肩负着不确切和未实现的文学抱负的重担。

几年后，在给妹妹萨蒂的一封信中，奈保尔用“奥德赛”（长期流浪）这个词来形容这些重返那个更大的世界的旅程——西佩萨德自己的父亲在还不是很久以前从那里来到特立尼达。奈保尔并非夸大其词。这个字所隐含的肉体和精神磨难，是所有来自穷困背景的移民都经历过的，尤其是在那时，出国要比今天昂贵得多，消耗的时间也长得多，哪怕是特立尼达和印度这种地方。人们为了别处有更好的前景而离家，长久羁留在外，有时是永远羁留下去，与不同的气候和食物、性寂寞和经济隐忧作斗争；还得应付祖国其他斗争的消息，通常是坏消息。

奈保尔写给家人的信，只轻微地暗示私底下的煎熬，他作为一个未定型的青年人在英国所理解的畏惧、惊恐和无助——这些经历是如此痛苦，非得很久之后回顾起来才有勇气较充分地披露。他确是这样做的：迟至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抵达之谜》，他才回到他早年在英国的生活这个题材。

这部自传体小说弥漫着奈保尔对他那个被移植到英国的肉体自我的惊奇感，对一个来自印度教农民背景的“深刻地无知”的印度人不大可能达到的成就的惊奇感——他不仅怀有、而且得以实现一个极高的文学抱负。小说带领读者穿过奈保尔发现他的题材和主题的所有复杂阶段——无知、假设、失败和缓慢的自我认识。

在“旅程”这很长的一章中，他描写他如何在一九五○年离开特立尼达的家人之后，很快就措不及防地进入一个大世界，以及虽然他出来是为了当作家，但那种措不及防的状态、首次离家途中在纽约和伦敦所感到的畏惧和孤独、他所意识到的内心那个粗糙未驯的自我，如何不能成为他适当的题材。那时写作对他来说似乎是展示感受力，尚未达到使人觉得他是一位平静而善于处世的作家的境界。那是奈保尔作为青年读者的时候，从他遇上的英帝国文学，从伊夫林·沃、萨默塞特·毛姆、奥尔德斯·赫胥黎著作中获得的一个想法。他不止于要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他要让世界看他就像他看他们那样：“到哪里都高高在上，不感到意外，知识渊博。”

挪用一种与作家本人过去和现在的环境毫无关系的写作个性、角度和语调，常见于英国前殖民地的写作中。这是殖民地居民的一种倾向，如此随意借鉴更纯熟的文学和文明，是人们经历几个世纪的知识黑暗之后刚刚开始进入光明的第一个反射。在奈保尔的例子上，它一直使他不能发现这点：也即他引以为耻和希望掩盖在他那借来的大都会个性下的复杂的过去——印度教农民的祖先、成长于加勒比海殖民地种族混杂的中下层环境——实际上才是他真正的题材。一如他在《抵达之谜》中所写的：“人与作家是同一个人。这可是作家最大的发现。抵达那个综合体需要时间——以及需要写多少作品！”

人与作家，当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时候，是统一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置身于新世界的时候，那种震撼将人与作家割裂了。在等待赴英国的时候，他写信给贝拿勒斯的姐姐卡姆拉，信中透露的无拘无束和信心——随便臧否尼鲁（“第一流的表演者”）和简·奥斯汀（“适合女人读的作家”）——表明这位早熟的读者作家迫不及待要投入这个世界，获取某些真实经验：“我觉得，我希望在我的书中扩展的哲学，迄今只是表面上的，”他写道，“我渴望见到某种生活。”

很快他将见到某种生活，但他将不知道如何对待它，他将只会有那种“迷失、未完全面对真实”的感觉，一如他在纽约第一天遭遇的。在纽约，他被一个出租车司机骗了；在他的酒店房间里，他像农民那样吃他母亲为他准备的烤鸡，没有碟子、没有餐刀、没有叉；洗热水澡时差点被烫伤。他开始感到“神经和感受力的幼嫩”，这种感觉将伴随他多年。但是，他在信中只报告他“深感快乐”。在伦敦，他非常孤独，他在这城市到处闲逛，只感到无知和没有欢乐。在信中，这位机灵的奖学金学生却试图表现出热情，他向父母和姐姐报告说：“英国确实十分令人愉快。”他将在家书中保持这种小小的欺骗——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想家人替他担心。这种欺骗几乎是被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强加在他身上的：也即一方面是那个孤独而心怀畏惧的青年人，一方面那个必须证明自己到哪里都高高在上、不感到意外、无比聪明的充满抱负的作家。“理解自己，”他在历时数个月的精神崩溃之后写道，“是最大的问题。”

在抵达英国的最初四个星期，奈保尔（或维迪亚，为避免混淆应如此称呼他）完全没有写信回家。接着，当他振作起来要写的时候，卡姆拉来信责备他“冷淡的态度”：“你完全清楚爸现在独自留在家里。你是他一生的朋友……替他们想想吧，维多，给他们写信，这是他们应得的。至少要给他们应得的那份。”维迪亚差不多从郁郁不欢中恢复过来后，便写了一封精神饱满的信，描写牛津大学错综复杂的群体生活（“一九四八届学生基本上只顾自己诸如此类”）和他自己的成功（“这里的人接受我”）；他从他一直在写的一首诗中摘录几句普鲁弗洛克式的诗行（“在一个变黄的世界/到处是变黄的树叶/和变黄的男人”）；他称赞他父亲（“有这么一个令人愉快的父亲”）。

西佩萨德确实挺像一个令人愉快的父亲：容忍、和善、热情。诚如吉伦·艾特肯在那篇优美而极有见解的导言中所说的，他“对维迪亚的关心，是对这位青年人杰出才智和敏感聪颖的精神所作的慷慨而孜孜不倦的奉献”。他温柔地劝维迪亚“保持你的中心”：“我很高兴知道你感到有信心；但是，别低估人家和各种问题。”他不断要求儿子描述牛津的情况，要求儿子给他寄R.K.纳拉扬的小说、《作家手册》、各种英国报纸，并鼓励他接触写作界和电影界的“头面人物”。在写作上，父亲给予儿子非常好的忠告：“必须确切无误地说出你要说的话——不可卖弄；要有绝对无畏的诚实——这样你就会形成风格，因为你已是你自己了。”他辛苦而徒劳地做他的记者工作，抱怨不能写自己的作品：“这应该是我写长期以来渴望要写的东西的时候，他写道，我何时才有机会？……《卫报》把我榨得精光——写废话。”与此同时，他还是不放心：“你很快乐吗？你必须坦白告诉我。除了生病，你没有什么理由不快乐。”

维迪亚对卡姆拉——而他对她总是较坦白——才敢直说：“我差不多总是被空虚感笼罩着。我看见自己在两端都堵死的隧道里挣扎。我的过去——特立尼达和父母的窘境——压着我，而我无能为力，帮不了任何人。我的未来——尽管不过尔尔——距现在还有整整四年。”

奈保尔在牛津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一边等待成为作家，一边等待帮助父母。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钱。他几乎无法省些钱寄回给父母，也几乎不够自己用，不时要向姐姐和父亲借。另一方面，西佩萨德则为不能多帮儿子而发愁；他频频道歉，同时以真正匮乏者才会有的过分注重细节的焦虑方式，屡数他不断的支出、负债和小收入。（“我从那家船运公司拿回我那九十块。我将寄给你二十五块，其余归还我的债主。”）

后来，奈保尔曾对一名从特立尼达来牛津读书的印度人讥诮道：“你能想象吗，一个人第一次来牛津，不望望建筑、不望望书店，而是整天谈钱——谈他需要很多，却只有这么一丁点？”身在牛津却天天谈钱：维迪亚并不是这样看自己的。事实上，他向西佩萨德报告说，他已在自己身上发现“各种贵族特征……这就是牛津为我做的唯一好事。”

这是他在西方逐渐自我发现的一部分：意识到他像别的任何人一样，有权接受世界的丰富性。奈保尔著作中有几个殖民地人物都抵达同样的领悟——他们承认殖民主义的不公正，但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受害者”，他们希望成为殖民主义使他们有机会置身其中的新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大河湾》里的恩达尔不屑于非洲印度社群的消极生活，希望在西方成名——他认为他的同胞已无能力理解外面那个世界：“我们只接受它。我们已习惯于赞扬它，而这就是我们多数人所做的。我们从未想过我们自己也许可以对它作出一份贡献。”

在牛津，维迪亚开始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种理解的方式，与他有限的殖民地背景或受害者辞令赋予他的理解方式，是非常不同的。现在他可以看穿其若干子弟也在牛津求学的西印度群岛上流社会“虚伪的老于世故”，并希望他父亲写有关这方面的东西。他可以看出牛津有“成群的蠢驴”；他有胆量猜度英国人是一个“怪异民族”。

但是，在那令他在牛津大出风头的“犬儒式炫耀”背后，隐藏着不安和畏惧，维迪亚自己也感到了。“我发现自己哪怕是真诚的时候也装模作样，”他对姐姐说。他还开始面对自己的无知，并感到不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可以对这个他置身其中的世界作出什么贡献。“会怎样呢，”他对已把他视为“知识巨人”的姐姐说，“当一个人发现他一直都在向自己撒谎，会怎样呢？”

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一九五一年四月，距他陷入精神崩溃尚有几个月。关于这次精神崩溃，他最初仅向姐姐和父亲作出最粗略的暗示。在紧跟着崩溃之后写给卡姆拉的这些句子中，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孤独而畏惧的青年人，而不是那个犬儒式炫耀的作家：“啊，成长是多么艰难！”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我没什么好告诉你们”；接着他以抑郁症患者特有的冷漠描述他将怎样度过那一天剩余的时间；他说他想念特立尼达，想在夏天回家。他到很晚才全面披露他神经疾病的情况：“我不能忍受看见任何人，我不能忍受阅读，因为阅读令我想到人；我不能去看电影；我不能听收音机。”

他父亲觉察到这些信号：“我一直都很想念你……你最近两封信有一种令人怜悯的音调。你似乎很孤独，甚至悲伤。”他对维迪亚一直以来所吃“分量不足”的食物感到担忧。想到自己的拮据，他补充说：“我知道我一直帮不上你，这件事想起来就痛苦，我宁愿不去想。”不过，他还是要提供帮助，而这是万一维迪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时他打算做的：“你就回家，做我一直在盼望的那件事：写作；读书，做你愿意做的事……我要让你获得我一直没有的机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有人支持我和我的家人。”特立尼达可以找到工作，但是西佩萨德比任何人都清楚儿子的心事：“除了文学上的成功，没有什么能令你快乐。”

西佩萨德着手筹钱，准备为儿子回特立尼达支付部分旅费。但是维迪亚回不了，他再次没钱。西佩萨德很失望。他再次告诉儿子别担忧。在他自己罹患精神病期间，维迪亚还不到四岁的时候，他送给儿子一本诗选，激励他做个真正的男子汉。现在他说他将寄去另一本书：《你和你的神经》。他还打算寄些短篇小说，希望维迪亚帮他找一家出版社。他再次提到他的计划：“要么你从牛津毕业后支持我，让我全心全意写我想写的东西；要么我支持你，好让你全心全意写你想写的东西。”

奈保尔的未婚妻帕特里西亚·黑尔的一封来信，被误寄到特立尼达，奈保尔全家将它拆开来读。维迪亚抗议这种侵犯隐私的做法，把家人说他们被“瞒”称为“无稽”。他以前有过一些女友——北欧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他说是她们“拒绝”他（事实是，他那拘谨的印度教背景使他不懂求爱和引诱的礼节）。但是，帕特是他在精神崩溃期间结识的，他在她身上找到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气质。“简朴、善良和迷人”；他不想家人妨碍他们俩的事。

他的印度教父母想到儿子要与一位非印度教白种女人缔结“混杂婚姻”，很是不安。西佩萨德担心，儿子及其年轻的英国新娘在特立尼达肯定会面临排斥。对此，维迪亚作出意料不到的坦率回答，这回答突然暴露出他与家人之间对将来的打算存在着鸿沟。“我不想伤你的心，但我希望永不回特立尼达，我是说，不回那里生活……（特立尼达）不能给予我什么。”

与此同时，卡姆拉在贝拿勒斯呆够了，想立即离开印度。但是西佩萨德无力承担她的旅费；他得向人借钱。维迪亚表示愿意寄五英镑来，帮助缓解这困境，但他父亲要他把钱用于买冬衣或用于过圣诞节。维迪亚回信，答应他将“穷尽一切办法每年给家里寄一小笔钱”。

卡姆拉突然从贝拿勒斯来信，通知维迪亚，父亲心脏病严重发作。他丧失能力，无法工作。他“最大的忧虑是他的短篇小说不能出版”。卡姆拉——她正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纾缓家中的拮据状况——认为，能否出版这些短篇小说“对他来说意味着生死，因此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生死”。姐姐恳求维迪亚“为爸爸的生命着想，立即处理他的短篇小说，给他写一封愉快、开心的信”。

很难想象一封关于文学的信，充满如此赤裸的感情，充满如此毫无保留的关怀、希望和失望；更难想象的是通信者要求彼此付出如此巨大的人情。较容易想象的倒是某种跟这部书信集完全不同的情况：里尔克写给他各位贵族赞助人的讨好的信，在这些信中，一种自我满足的“抒情”抑制了所有精神痛苦和渴望的暗示——这些痛苦和渴望我们可以在他著作的某些地方读到。

这种痛苦和渴望，连同绝望，在这里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来，并且无人像西佩萨德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这个来自贫困社群的自学者，梦想在他生命的屈辱与匮乏中赢取公正与高贵，并希望在他生命最后一年在英国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以实现他的梦想。最后这几封信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西佩萨德日益依赖维迪亚——他已把公正与高贵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儿子此刻正在跟自己的恶魔作斗争，他“害怕失败”，向父母掩饰他的痛楚和歇斯底里，拿女友、牛津和兴之所致的旅行当笑料，来抑制这种情绪，只有在他对其他特立尼达人和英国那些麻木不仁的亲戚表示极端鄙视的时候，他才宣泄他这种情绪。家人对他的健康、他的英国女友、他的前途忧心忡忡，但这个儿子无法减轻家人的焦虑，他彻底地感到无助。像他父亲，他自己也写作，但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半信半疑。

维迪亚现在恳求：“请对我有点信心。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穿盔甲的骑士，赶快替你雪耻和给你带来帮助。但我们必须以更平淡的方式来做。”在另一封信中，他试图安慰父亲：“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对你的作品不感兴趣。”接着他对西印度群岛的当代作家们表示不屑，并提到乔伊斯·卡里如何在过了五十岁之后功成名就。

他在信末补充道：“请尽快把你的小说寄来。我们应可以出版它们。”焦急不安的西佩萨德把小说寄来了，连带各式各样的文学代理的地址，他要维迪亚去跟他们联系：“我想你明白，如果获接纳，对我来说将是多么喜出望外……我知道某些部分可能有点不成熟和粗糙，但这似乎是出版界最近想要的东西。”他还思忖与维迪亚一同出版一本书，父子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维迪亚对这些小说的看法则比较含糊：“挺好的东西，我觉得它最终一定会出版的。”他提到，把这些小说用打字机打出来，是一项“挺大”的工作。西佩萨德一再敦促他：“请一定处理这东西。”但维迪亚又再经历几个“黑暗的抑郁时期”。他还认为——虽然他当时没说出来——这些小说无法在特立尼达以外出版。他所能做的就是鼓励父亲写“真正大部头的东西”，写一部自传。

在写于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信中，西佩萨德报告说，他经历“一个可怕地悲伤的时期”：维迪亚最近没有写信来报告他的健康情况，而卡姆拉则从印度抵达英国，“差不多身无分文。”还有更大的打击。《特立尼达卫报》要解雇他。但是在这个绝望时期，他对儿子的关怀丝毫不减：“我们没有一天一一几乎没有一个小时——不想你和卡姆拉。”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别为寄钱给我们而发愁。我们不能寄给你任何东西已经够难受的了。我们真是不幸的穷人……”他劝儿子看开点：“你知道，你太刻苦了，从童年到现在。”他报告“正在刷墙，以便把家弄得光亮些，迎接卡姆拉”；卡姆拉抵达特立尼达时，事情也确实开始有点转机，她几乎立即就找到一份好工作，并负责照管全家。妹妹萨蒂订婚，准备嫁给特立尼达一个家境好的印度人。卡姆拉在给维迪亚的信中讲了当地一些街谈巷议。西佩萨德用较轻松的语调，给维迪亚写了一封深思熟虑的长信，谈到他对未来的想法，希望维迪亚三四年内暂时不要结婚，过了这段时间，卡姆拉、萨蒂和其他妹妹将会轮流接济一家人；他还希望维迪亚考虑在特立尼达找个教职。

这竟是他最后一封信。三星期后，他再次心脏病发作，终于不治，年仅四十七岁。卡姆拉怀着深刻的悲痛，从特立尼达来信：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但不知道从何说起。爸逝世了——我想，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能。有几件事萦绕在我心头：他见不到你，而他多想见到你；他想看到英国，尤其是想看到他的书出版。最令我伤心的是，他一生如此辛苦，全是为了我们。

维迪亚最初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给母亲写信。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写信来，赞颂他慈祥、慷慨的父亲：

我做的每件事，若是我认为做得出色，我总是想，“爸听到了会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我的生命看作是他生命的延续，这种延续，我曾希望也会是一种完成。现在仍然是；但我必须放弃将来跟爸做伴的想法；我必须奋力独自站起来。

书信集的节奏现在加快了；这里只选了西佩萨德逝世后三年间的少量书信，这些书信让人觉得，维迪亚仍在英国漂泊，甚至进一步远离家人。他的贫困使得他在牛津吃廉价食物；他写信给卡姆拉，恳求她再给他一些钱。他得不到一家印度火柴厂的一份工作；似乎样样事情不顺遂。在一封致母亲的长信中，他解释他为什么还不能回特立尼达。虽然他迄今仍未取得成功，但是他有信心，他的写作能够成功。对公正的梦想完整无缺：“世界是一个挺可怕的地方，但我们的星星仍将明亮地照耀，”他写道。他跟那位令每个家人都担心的英国姑娘帕特里西亚·黑尔结婚。

这些信没有提到他成为已出书的作家最初的情况。在离开牛津十个月后，他在伦敦当英国广播公司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很不稳定。这时，他写下第一本可出版的书的第一个句子：“哈特每天早晨起床后，会坐在后门走廊的栏干上，向对面喊道：'那里发生什么事，博加特？'”博加特是一个怪人，来自西班牙港一条街道。维迪亚小时候曾在那条街道上住过，他还未想过把这部分经验变成适当的素材。该句子勾起一连串联想。他写下第二个句子——博加特的反应，有虚构成分的，记忆开始变形——接着，突然间，未经细究、想不起来的过去开始漏出珍品；人与作家开始走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初，他发了一封电报：“长篇小说获接纳。爱你们。”接着，经过短暂的沉默，他写信给卡姆拉：“这是我离开特立尼达以来就一直盼望写的信。这是关于我的书。”

这本书是《通灵的按摩师》，它是继后来取名《米格尔街》的短篇小说集之后立即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写的是西班牙港一条街道，一位出版人表示她愿意接纳它们，条件是他必须先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社付他二十五英镑的购买权，长篇小说完成后再付七十五英镑。这是不太好的开端；维迪亚知道这些书也许卖不动——确实卖不动。但是，经过前几年的失败和挫折，这好歹是个开端。

那一年稍后，他回特立尼达，这是他自六年前离开以来首次回家。收集在这里的书信在他回家之前就中止了，奈保尔也没有写及他这次与家人团圆的任何细节。但我们有记录此事的另一个来源：维迪亚的弟弟希瓦。他是一个害羞的小孩，他为西佩萨德和维迪亚的书信作了充满深情的补充。他八岁的时候曾点燃父亲的火葬柴堆，在做了一阵子作家后就像父亲和妹妹萨蒂一样英年早逝。希瓦更贴近地体会一家人的苦困，长大后他对那个时期有非常不同的记忆；当他十一岁再见到哥哥的时候，后者已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

有时候，邮差送来蓝色的航空信，我们一家都会激动万分。偶尔，我会怀着不可思议的惊愕，聆听这个想象中的人——我哥哥——在电台上读短篇小说。我大约十一岁时，这个神秘人物突然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他会这样现身，我猜不透。不过，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美妙的插曲，令我无比激动。我会去站在他卧室门口，好奇地凝视他；他躺在床上，吸着从一个绿罐子里取出的香烟。这个情景令我想起父亲渐逐消褪的形象。在温暖、安静的下午，父亲也会躺在同一张床上，阅读和抽烟。

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维迪亚曾写到随着年纪渐大，他如何“发现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总让我想起爸”，以及他如何“愈是了解自己，就愈是了解他”。这里，在回忆与感触的美妙时刻，希瓦那温柔的好奇心偶然触到哥哥与父亲之间的特殊纽带：两人之间的亲密性，已变成抱负和性格的混合物；儿子承接父亲的生命，这生命终于为儿子完成大业，无论多么不圆满或孤独。

原作者注：西佩萨德·奈保尔的小说集曾于一九四三年私自印刷，一九七六年增订出版，接着又于一九九五年由V.S.奈保尔作序出版，小说集名为《古鲁德瓦历险记》（海涅曼出版社，一九九五）

译自《纽约书评》2000年1月20日

原载香港《文学世纪》2002年1月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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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也许我真的值得这样一次震撼性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