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 《生态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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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选《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作者：韦清琦 李家銮

ISBN：978-7-5213-0580-7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定价：45.90元

图书简介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兴理论思潮，不仅关注性别与自然研究的关联，还进一步敞开视野，将所有类型的二元性压迫纳入其批判范畴。本书梳理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来龙去脉，特别强调运用交叠性视角，结合经典案例评析和原创案例研究来展现这一理论的阐释活力。最后提出了借鉴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范式，并为这一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运用提供了阐发策略。

本书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兼具学术性、应用性、原创性与文学性，既可供外国文学方向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研究参考，亦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内容框架

第一章    生态女性主义概说

第二章    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

第三章    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交叠性

第四章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案例一：特里·坦皮

               斯特·威廉斯

第五章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案例二：莫言

第六章    生态女性主义的未来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定义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的构词方式似乎已足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批判活动的主要内涵：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具有环境视角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当代环境问题重重的总体语境中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特色的环境研究，等等。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生态女性主义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亮丽面貌始终如一；但同时，其激进精神以及在批评界并非刻意显现的“时尚感”，在学术舞台中传统男性权力话语的注视下，屡遭怀疑、批评、误用甚至庸俗化。本书的一个基本目标便在于，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前世、今生及未来尽可能地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线图。

正如与其同气连枝的绿色研究——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没有限定严格的定义。1974年，法国作家奥波尼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法语原文ecological féminisme）一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视为该术语诞生的标志，但是术语的诞生并不等同于该运动与思想的起始。当代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涵盖了“对将自然作为女性的父权式再现的批判，对女性在博物学史、科学研究、自然写作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修正式再发现；对反对开采或利用自然的‘关怀哲学’的提倡；对所谓存在于女性与自然间（在生物学或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Buell，1999：712）。

从布伊尔的伞式描述中，已然可见这个术语名下的众多分支，其中的本质主义色彩尤其值得注意；但是从这个核心话题展开伊始，我们就坚持非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立场，并且更加关注这一运动在更大的批评语境下，与其他视角共同形成的贯穿性阐释能力。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在《女性主义理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的生态女性主义词条中指出：“女性和其他屈从群体及自然，与男性精英阶层及理性，两者形成的二元论联系，是理解西方文化殖民式根本属性问题的关键”（Plumwood，2000：150–153）。因此，我们更加认可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的生态女性主义概念：“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加德，《女人，水，能源：生态女性主义路径》：117）。虽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不同定义导致这场运动内部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和男性对女性的利用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理解前者必然有助于理解后者，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建立在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之上，正是这样的世界观确立了女性被统治的合法性。生态女性主义据此将目光拓展到对所有类型的压迫/统治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加德一个更加理论化的定义表述如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伦理，致力于研究相互关联的概念结构，这些结构认可了对一系列群体的压迫：女性、有色人种、动物、GLBT人群以及自然界”（加德，2018：109）。我们将在之后的案例研究中看到加德这一理论性阐释在批评实践中的强大说服力。

谱系学溯源

如前文所述，通常人们把奥波尼在1974年首次使用“生态女性主义”看作是这一术语的问世。不过，虽然“生态女性主义”的术语来自欧陆，但这一思潮在北美的传播是否是一种“影响研究”——套用比较文学的说法——却很值得探讨。就在奥波尼的著作问世的第二年，美国女学者安妮特·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便创作了《地势：美国生活与文学中作为经验与历史的隐喻》（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书中描述了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如何将北美的土地女性化，并由此开始对土地的合法征服和利用。同年问世的还有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一书。然而，学界在承认奥波尼的同时，似乎又有对她轻描淡写的普遍倾向，英语学界尤其如此，似乎如若不然，作为法国学者的奥波尼便会削弱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活跃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其他作家的存在感（Westling：2）。对此，英国学者妮娅姆·摩尔（Niamh Moore）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谱系学研究，不仅意在梳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的流变，更试图说明该术语虽可追溯到奥波尼，但在它诞生之前，其实早已有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充分准备。摩尔、诺尔·斯特金（Noël Sturgeon）和加德都认为，对奥波尼最早的引述见于沃伦1988年的著名论文《走向生态女性主义伦理》（“Towards an Ecofeminist Ethic”），之后诸多学者也就未予实证便认同了奥波尼的源头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还是倾向于将生态女性主义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归功于沃伦。另外，金在美国拥趸众多，且据认为足以和奥波尼抗衡。从摩尔掌握的资料来看，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布克钦于1974年创建的著名的社会生态学院，早在1978年便邀请金来讲授一门以女性主义方法研究生态学的课程，从而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

以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指出，奥波尼的《女性主义或死亡》迟至1989年才有英译本——虽然1980年该著作曾有部分文字被译为英文，但其中并不包含“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因而这位法国学者对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实则影响甚微。但是摩尔分析道，上述结论可能仅凭翻译事件得出，其预设为非法籍学者无法阅读法语著作，也没有产生过跨文化交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摩尔从加德、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的记述中找出了线索：“亚当斯称从玛丽·戴利（Mary Daly）处知晓了‘生态女性主义’，后者1978年写的《妇科·生态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学》（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便已使用了这一术语，她讲授的课程内容还包括阅读奥波尼的原版著作”（Moore：26）。亚当斯在其《肉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素食主义批评理论》（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中也指出，有数十位师承戴利的女性主义者在她的课上学习过奥波尼的思想。这些都表明，奥波尼的写作无论翻译与否，都对英语世界中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相关文献的出现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但是，在重新评价译介的同时，摩尔认为萨勒所谓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同步兴起的观点仍然站得住脚。萨勒相当坦白地说，英语世界“总倾向于抢先传扬观点—— 甚至女性主义也受其帝国主义语境的熏陶”（转引自Moore：27）。换句话说，英语世界凭借强大的语言和经济影响力，在奥波尼开风气之先河的情况下，仍然抢了法国的风头。

至此，摩尔给出了生态女性主义出处之争的第一个源头，即西方学术内部欧美两大板块之间的张力。同时，摩尔的调查揭示出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使她更倾向于赞同加德的观点：虽然承认奥波尼是术语的创造者，但绝不忽视女性主义及社会生活的总体语境的催生作用。假如没有女性主义反战、反核等新左翼进步运动的全球氛围，单靠一个西方世界的白人女性来独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是独木难支的。摩尔援引加德的话来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的谱系学分析必须要有坚定的草根立场。

将这个术语溯源到一个在第一世界单打独斗的白人学者，还是归于全球许多女性的“自发燃烧”，这其中有着很不一样的政治意蕴，而那些为奥波尼说话的人对此乏善可陈…… 看来，关于“生态女性主义”之流变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一概念究竟是脱胎于这么一个独自在图书馆用功的女子，还是源于奋战于林场、军事基地以及核电站的众多妇女？假如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乐见活动家们也能响应这一主张，从而打开局面，那么从一个平民的层面去看待这个词的起源，会更具策略上的感染力。（转引自Moore：28）

不可否认，如若没有诸多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自发燃烧”，单靠一个理论家的推动，生态女性主义难以形成如今的燎原之势。如果我们给予摩尔的谱系学调查一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生态女性主义”作为词语及概念在全球多处的同步出现表明，它生发于真实的、全球性的现象，而非某作家的一己之力。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术语出处之争的第二个源头便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关于学术研究与实践运动之间的关系的张力”（Moore：32）。

即便如此，作为中立的非西方学者，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虽然在美国兴盛了十几年，但和大多数思潮一样，它也源起于西方文化的根基所在—— 欧洲；它不仅是一种学术力量，更是一种政治实践。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强大的左翼政治氛围，如环境主义、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的兴起以及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等，使欧洲有着更适合孕育激进思想的土壤；绿党政治与女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乃至两者的自然结合，便是明证。如联邦德国绿党领袖佩特拉·凯利（Petra Kelly）宣称：“女权主义就是生态学，生态学就是女权主义。这是观察事物的一种整体方法”（转引自沈国明、朱明彦：173）。从女性问题直接跨到生态议题，这样的口号不仅出于犀利的嗅觉，更有欧洲文化批评的先锋精神在其背后作支撑和理论推演。不过摩尔也指出，奥波尼虽然享有首创者的声誉，但是并不能独享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成权。除了摩尔提及的欧洲与北美、学术研究与实践运动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关系外，即使是在欧洲学术传承的体系内部，一种理论的提出也绝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而必然与丰富的先发思想资源构成绵绵无尽的互文。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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