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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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选《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邀您共读！

前篇回顾：学术书摘 |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一）

作者：王文斌

ISBN：978-7-5135-7518-8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92.90元

图书简介

对比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具有不可轻忽的作用。本书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审视英汉语的表现行为，触及这两种语言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力图揭示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通过对英汉语言表象的观察剖析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第二章从英汉语言基因的角度探讨两者的本质性差异；第三章聚焦英语中的be和汉语中的“是/有/在”，考察英汉语存在时空性差异的深层缘由；第四至九章分别从英汉语的词汇、句子和语篇等方面展开论述，阐释英汉语在不同层面所体现出的时空性差异及其深层缘由；第十章以英汉时空性差异为视角，论析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习得现象，借以探讨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以期为外语教学提供启示。

本书力图兼具学术性、前沿性和引领性，适合外语学科语言学和汉语语言研究领域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阅读和参考，也可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语言文化感兴趣的学者浏览和借鉴。

内容框架

绪  论

第一章 英语重时间性与汉语重空间性

第二章 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第三章 英语的be与汉语的“是/有/在”

第四章 英语的词构与汉语的词构

第五章 汉语词汇的空间性特质

第六章 英汉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差异及其时空特质

第七章 英语句构具有西方音乐特征与汉语句构具有中国绘画特征

第八章 汉语流水句的空间性

第九章 英汉篇章结构的时空性差异

第十章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习行为考察

后  记 

第一章

英语重时间性与汉语重空间性

时间与空间

世界诸事物均具时间性和空间性，即事物始终在特定的时间处于特定的空间。那么何谓时间？何谓空间？两者有何关联？

时间，是诸事物生灭的运动变化过程，是事物在某一空间出现的先后次序。空间，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场所及其存在的形态。事物存在于时间，展现其运动变化，如起始、持续、结束等过程；事物也存在于空间，展现其数量、范围、厚薄、大小、深浅、高低、粗细、形状、离合和聚散等特征。诚然，时间离不开空间，空间显现时间。时间是事物运动的基本属性，虽然无形，但可以在事物的运动和消长过程中得以具体化，即人类往往可以从事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中去把握其特征。若没有事物运动的相对性，就无法感知时间。空间是事物运动的表现形式，是表明事物运动延展程度的物理量，是具体事物所具有的一般规定。这是两者最为基本的关系。大而言之，任何事物均具两面性，既具有其相应的时间性，又具有其相应的空间性。时间有长有短，有快有慢，但均表现事物行为、动作或变化的过程。空间是具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是运动的各种表现样态。总之，空间就是事物，时间就是事物运动的过程。

英语的时间性与汉语的空间性

如上所述，在客观世界中，举凡事物都具有时空性，两者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时间与空间是人类对具体事物及其运动的认知，是人类从中分解并抽象出来的认识对象，对其的识解和表述必然受到人这一认知主体的主观影响。换言之，人类的时空观必然负载着其主观印痕，无可规避地受到人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的灌濡，其主体性无处不在，由此难免会导致其与客观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偏异。英民族与汉民族演化于不同的时空，繁衍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息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对时空的认知必然受到各自长期累积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濡染，对事物及其运动往往会形成独特的认知特征和表述方式，体现于语言就是两者往往具有不尽相同的表征形式，彰显出Humboldt（1999：81-87）所言的每一种语言都是民族思维的历史积淀，折射出一个民族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所独具的思维范式。

在此先来看看洪堡特对语言与民族思维关系的一些论述。Humboldt（1836：52-53）指出，民族的精神特性与语言形式两者之间关系紧密，不论从何者切入，均可从中推导出另一者，这是因为民族精神与语言形式必然相互应和。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征，而民族精神则是语言的内在实质；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出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洪堡特的这一论断旨在强调一种语言的内在语码蕴藏着一种内在的世界观，特定的语言表征形式映现特定的民族精神。“语言源自精神，而又反作用于精神，这是我要考察的全过程”（洪堡特，转引自潘文国 1997：358-359）。这里需要追问的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思维两者之间的关联，因为笔者在此所谈的是语言与民族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而言，民族精神指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一个民族所形成的民族世界观、民族价值观、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情感、民族行为方式的总和。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石，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是民族精神的根脉，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它们几乎能构成民族精神的全部。但是，就与语言的关系而言，民族思维方式与之最为密切。因为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即语言作为思维的一种介质将思维外表于形，思维则借助语言这一介质得以外化，同时思维必然带有民族性，将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得以传达。因此，洪堡特所言的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恐怕其道理就在于此。其实，Humboldt（1999：81-87）对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洞见，强调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源自不同民族之间世界观的差异。他所提出的“内蕴语言形式”（inner linguistic form）观，就是指语言的内在语码（internal code）是民族思维在语言结构中的内化，其论旨就是指语言与民族思维两者之间具有通约关系。Humboldt（1988：45-46）指出：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在其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里走出来。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

从这一番话中至少可以发现三点：一是语言因民族思维的不同而不同；二是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内在的独特性，可以跳出自身的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视角反观自身的语言；三是语言与民族思维具有通约性。

加达默尔（2004：569）有一个著名论断：“语言就是世界经验。”此话可从另一侧面昭示语言与人的关系。显然，加达默尔所谈的语言是指语言本体的实质组成部分，如基本词汇和语言表征等，其所谈的人是指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及其对世界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经验是人的经验以及人对其的思维方式。钱冠连（2002：318）提出，语言与思维的统一性，其实质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契合和通约。他在此所强调的是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综上所述，不论是洪堡特、加达默尔抑或钱冠连，他们所认定的核心观点，就是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他们的这一核心观点，在英汉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很值得我们关切。因此，本书就是以此为要点，从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角度考察英汉语之间的差异，而且是从英汉民族的不同思维角度审视英汉语的本质性区别。

本书的基本假设是：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假设无疑意味着英民族的世界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偏重于时间，而汉民族则偏重于空间。对于这一假设，本书将在下文展开考索和求证。

如上所述，人类的时空意识必然含有人类的主观印记。在观察事物及其运动时，一旦有人的主观成分渗透其中，那么其片面性就在所难免。徐通锵（2005：9-13）对此曾有深刻的见地，他指出语言世界观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它取决于操这一语言的群体对现实进行编码时的观察角度；印欧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体现于观察事物时的重时间性，而汉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则表现为对事物的观照往往选取空间这一视角。徐通锵的这一观点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是语言世界观具有民族性；二是印欧语在语言编码时侧重于时间，而汉语的语言编码则偏重于空间。况且，徐通锵在此所说的印欧语无疑包括英语。显然，他的话中所含的这两点均支持本书的假设：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对于这一假设，本书将在下文做较为详细的阐析。在此需要再次说明两点：其一，本书仅从英汉的语言基因来考量这一问题，提出概而言之的看法，认为这两种语言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各有其主导性偏爱，但二者并非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因为任何语言都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其二，时间外在于事物的运动，而空间则表现于事物的形式。在语言表述中，动词一般用于表达事物的运动及其变化，而名词则一般用于表达事物及其形式，这就是缘何中外古今许多学者（Langacker 2008：104；Taylor 2013：168；陈平 1988；范晓 2003<序>：2；龚千炎 1995：1；万德 2003：165-167；王文斌 2013a，2013b；亚里士多德 1986：55-56；张伯江 1994） 所言的动词具有时间属性、名词具有空间属性的道理所在。基于此，本书将重点审视英语中表示事物运动的“动词”来窥探其时间性特质，同时也将重点考察汉语中表达事物的“名词”来观照其空间性特质。在观察英语的“动词”和汉语的“名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英汉语中的“时”和“体”。

英语中的“时”和“体”

学英语，我们常说“时态”很重要。其实，传统概念里的“时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其英语术语是tense；二是“体”，其英语术语是aspect。二者属于不同的概念。“时”指动词在句中作谓语时表示动作或状态在各种时间条件下的动词形式。“体”指用来表达动作所处状态的动词形式，如动作的开始、持续、完成或重复等。“时”与“体”的最大区别在于动词的“时”仅用来表达动作所发生的时间，如过去、现在和将来，而动词的“体”则一般不涉及动作发生的时间，仅涉及动作的持续与否或完成与否，即强调动作本身。“时”与“体”在英语结构中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两者结合形成我们常说的16种英语时态，如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过去将来时，以及与这四者结合而成既表达“时”又表达“体”的进行时态、完成时态和完成进行时态。如：

（1）Tom takes a walk after supper every day. （一般现在时）

（2）Tom took a walk this morning. （一般过去时）

（3）Tom will take a walk in a moment. （一般将来时）

（4）Tom said that he would take a walk after supper. （一般过去将来时）

（5）Tom is taking a walk along the road. （现在进行时态）

（6）Tom was taking a walk along the road. （过去进行时态）

（7）Tom has taken a walk along the road. （现在完成时态）

（8）Tom had taken a walk by 9 o’clock yesterday evening. （过去完成时态）

（9）Tom has been taking a walk for two hours now. （现在完成进行时态）

（10）Tom will be taking a walk at this time tomorrow evening. （将来进行时态）

（11）Tom will have taken a walk for two hours by this time tomorrow evening.

（将来完成时态）

（12）Tom will have been taking a walk for two hours by this time tomorrow evening. （将来完成进行时态）

（13）Tom had been taking a walk for two hours by this time yesterday evening.

（过去完成进行时态）

（14）Tom would be taking a walk at this time yesterday evening. （过去将来进行时态）

（15）Tom would have taken a walk for two hours by this time yesterday evening. （过去将来完成时态）

（16）Tom would have been taking a walk for two hours by this time yesterday evening. （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态）

需要指明的是，我们在此采用的是传统表述，将以上所罗列的16种结构统称为英语时态。其实，在此的“时态”实际上包括“时”和“体”。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各种“时”结合使用并表达“完成”或“进行”的各种结构，应该称为“时体”，如“现在完成时体”“过去完成进行时体”“过去将来完成时体”等。以上所罗列的16种结构仅仅是英语“时”和“体”的简单形式，在实际的英语运用中，情况远比以上各种简单的形式复杂。我们在此罗列英语动词的“时”和“体”的诸种动词形式，只是想说明，英语中的句子结构一般都需要有动词，而句子里的动词必须表现出特定的“时”或“体”，这是英语句法的一种强制性要求，而且不论是“时”还是“体”，其本质就是时间性。恰如金昌吉、张小萌（1998）所言，“时”和“体”是同语言的时间性密切相关的两个语法范畴。虽然“时”显然就是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如同Comrie（1985：1）所说，“时”与时间相关，“是对时间位置的语法化”（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ocation in time），但是，“体”也无疑是对时间性的关怀，是表达动词所描述的动作与“时间持续状态”（duration of time）之间的关系。Comrie（1976：5）在谈及“时”与“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不论是“时”还是“体”，均与时间相关，“时”是锁定情景的具体时间，而“体”是表达情景内在的时间性。由此可见，英语中的“时”和“体”是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的典型表现。

语言对比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对比“你有我无”与“我有你无”的语言现象。英语中的“时”和“体”是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的最好注脚，是汉语语言表征基本所不具备的语言特征。关于汉语中的“时”和“体”问题，我们在下文讨论。

汉语中的“时”和“体”

关于汉语中到底有无类似于英语中的“时”和“体”这两个语法范畴的问题，学界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议。黎锦熙（1924/2007：123-127、143-148）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对汉语的时体问题进行过讨论，认为汉语中“了”和“着”等后附的助动词可以被看作是表动作完成或进行的动词词尾，而动词的“时”的变化，则需要借助时间副词和助动词的“参伍活用”。金昌吉、张小萌（1998）认为，黎锦熙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把时间副词和助动词看作是与英语的词形变化相应的时体标记手段。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汉语的时体问题，出现了较为热烈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三位先生。王力认为，汉语有体无时，因为汉语“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究其在何时发生”（转引自龚千炎 1995：43）。吕叔湘认为，汉语的时间观念通过时间词来表达，而“动相”（即一个动作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主要依凭一些意义虚化的限制词（如“将”“方”“已”等）和专门起语法作用、近于词尾的词（如“着”“了”等）来表示（转引自金昌吉、张小萌 1998）。除此之外，吕叔湘还注意分析了汉语的“三时”和“十二相”，并把“三时”观（即“现在”“过去”和“将来”）修正为“基点时”“基点前时”和“基点后时”，同时明确区分了“绝对基点”和“相对基点”。由此可见，吕叔湘认为汉语有“时”的存在。高名凯（1948/2011：208-223）强调了“时”与“体”的区别，其观点与王力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汉语没有表达时间的语法形式，即汉语有体无时。高名凯（1948/2011：208）提到：“有的语言就没有任何表示历程或动作所发生的时间的语法形式。汉语就是一个例子。”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汉语有体无时这一观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其实，这一观点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龙果夫（1952）、雅洪托夫（1958）和张秀（1957）等国内外学者也参与了汉语时体问题的探讨，均提出汉语中不仅存在体范畴，而且也存在时范畴这一观点，但从根本上看，这并未扭转汉语有体无时这一主流观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汉语时体问题的研究曾一度中断，但时至20世纪80和9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再度兴起，其研究成果多半以论文的形式面世，而且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研究（金昌吉、张小萌 1998）：一是对个别时体形式进行深入的描写；二是采用理论探索与事实描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前者主要聚焦于对汉语单个时体标记的研究和时体标记之间的比较研究，如陈刚（1980）、刘宁生（1985）、孔令达（1986）、刘勋宁（1988）、刘月华（1988）、王还（1990）、黎天睦（1991）、费春元（1992）、卢英顺（1995）等；后者主要侧重于对汉语的时体范畴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和理论上的探索，如陈平（1988）、李临定（1990）、龚千炎（1995）、马庆株（1996）、张济卿（1996）、戴耀晶（1997）、李铁根（1997）、左思民（1997）等。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宽了汉语时体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掘深了研究内容，虽仍存许多争议，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汉语有体无时。恰如戴耀晶（1997：6）所说，汉语中的“时”只能借助语汇形式来表示，如“明天”“昨天下午”等，缺乏相应的语法形式上的体现，可见汉语中不存在“时”的范畴，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汉语里没有“时”范畴。

正因为有了20世纪末关于汉语时体问题的共识，到了21世纪，汉语的时体研究大多也均集中于对汉语“体”的审视。如张亚军（2002）、陈前瑞（2003，2008a，2008b）、吴福祥（2004，2005）、蒋绍愚（2006）等均致力于对汉语“体”的考察，使“体”在汉语中的使用、规律和本质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揭示。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学界否定汉语“时”的存在而仅承认“体”的存在，但在上古汉语中，既不存在“时”，也不存在“体”。“体”仅出现于中古汉语，即自唐宋以来，才逐渐产生并得以使用。这兴许是近年来为何也有学者产生了对中古汉语“体”的研究热情，如左思民（2007）、张庆冰（2010）、帅志嵩（2014）等，他们均对中古汉语体标记的产生、演变、类型、性质及语义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究。

在此需要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何不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均没有“时”标记？虽然这不等于说汉语没有时间观念，但至少能说明汉语的时标记尚未达到高度语法化的程度。值得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体”标记仅出现并成熟于中古汉语时期？尽管“体”也与时间紧密相关，但其时间性显然弱于“时”，而且根据李纳、石毓智（1997），张庆冰（2010）和石毓智（2016）的看法，中古汉语“体”的形成并非完全与时间直接相关，而是与中古汉语的动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直接关联，即中古汉语体标记属于动词补语的一种，由动补结构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尽管按通常的理解，“体”与时间相关，但在汉语中，“体”的时间性很弱，多半是汉语动补结构演化的结果。由此我们似乎可进一步推定，汉语时体标记的时间性远远不如英语时体标记的时间性强。况且，汉语中的体标记“了”“着”“过”，即便对现代汉语而言，在实际的语言表征中也并非属于强制性要求，如：

（17）a.他出去想看电影，但突然停电，结果什么也没看成。

          b.他出去了想看电影，但突然停了电，结果什么也没看成了。

（18）a.——“你干吗坐在这里？”

             ——“我等人呢。”

          b.——“你干吗坐着在这里？”

             ——“我等着人呢。”

（19）a.他花钱买来一个衣柜，但搁着不用。

          b.他花了钱买来过一个衣柜，但搁着没用过。

从（17）、（18）和（19）中不难看出，其中的a句均未出现“了”“着”“过”这三种体标记，听起来非常合乎汉语的表述方式，可在b句中，使用了“了”“着”“过”反而显得有些别扭。尽管（18b）也可以表述为“你干吗在这里坐着？”，但需要调换语序。关于语序问题，我们在此暂不做讨论。再者，汉语中体标记“了”的使用还有一定的限制，如在否定句中，动词前应该用“没”，而“了”则不能再出现，如：

（20）a.我们去了长城。

          b.我们没去长城。

          c.*我们没去了长城。

简而言之，汉语的体标记“了”“着”“过”在具体的语言表征中并不是强制性要求，这足以证明汉语结构并不偏重于时间性的表述。诚然，汉语若要强调时间，那就需要借助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传达，这一点与英语不同。如前所述，在英语中，只要是句子就必须有动词，而动词必须借助其形态变化来表示行为或动作所发生的时间，包括正在进行的动作或已完成的动作等。如公元前47年，凯撒大帝（Caesar）在小亚细亚吉拉城打仗获胜后，十分欣喜，给罗马元老院写了一个闻名至今的捷报，仅用了三个拉丁语单词：“Veni, vidi, vici”，读来掷地有声，铿锵有力。这三个词在拉丁语里均表示第一人称完成时（the first-person perfect tense），译成英语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其隐含的锐气同样显而易见。很明显，这三个动词在英语中均变成了一般过去时形式。若直译为汉语，即“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过”或“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无疑丢失了原句的气势。为保全出自凯撒大帝之口的原话气势，国内诸多译者做了种种努力，有的将之译为“至之，见之，征之”，有的译为“来之，见之，胜之”，有的译为“吾至之，见之，征之”，有的译为“我至，我见，我胜”，也有的译为“我来之，见之，胜之”。我们在此无意对这些翻译的得失进行评价，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以上五种不同的翻译，均未出现体标记“过”或“了”。在这些翻译中，若是添加了“过”或“了”， 则会使译文读起来很别扭。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体标记在汉语里并非非用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中，尤其是在现代汉语中，作为独立词类的量词是一个独特的语法范畴，这是英语所不具备的。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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