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与被呼叫的机———光华路旧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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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人与物形成的关系，那是一个标志，是历史具象的刻度。
在具体的历史中，人和物互相启发着、牵引着、交替着进步。但最终的遗存总是人越来越少，物却越来越多。时间永是流逝，没有人不会遗忘，没有人不会消失。很多物却会留下，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像化石一样存在着。在博物馆中，它们作为历史的物证向后人讲述历史。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必须要谈及一些物，它们是见证时代变迁、人心不古的凭证，甚至可以这么说，确实有一些物干预了历史进程。
1996年，广东广州，火爆的“大哥大”市场。安哥拍摄
BP机
1992年4月里的一个上午，我突然得到了一台BP机。那是一台老款的摩托罗拉机型，样子沉着朴实，深灰色麻面的机身正面有一个磨得发亮的黑色摩托罗拉标识。它的造型是长方形，显示屏在机体顶部，紧贴显示屏的位置有一个微微凸起的按钮，用拇指端部狠狠地按下去，那窄窄一条的显示屏上就会出现一连串黑色的字符或号码。
这台BP机是别人有偿赠送的，研一的下半学期在和北京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公司合作项目中，对方抵扣部分设计费给我的。递给我的时候，那个王姓的工头笑呵呵地对我说：“苏，这机子别看它旧，皮实着哪！”
后来得知这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退役的机型，因为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会经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呼叫，那些呼我的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简单支吾一下马上撂了。估计其中不少是这些护佑京城的神探们的线人。那个BP机的号码是：2031113呼5757，这是自己第一部私属的通讯工具，我将它所有的一切记了一个真真切切。
这只BP机大小介乎于火柴盒和烟盒之间，一点五公分厚，分量大约是一个馒头的体重。随着BP机一起到手的还有巴掌大的密码本，是对姓氏和常用语的英文字母或数字标注，像字典一样。比如说郭姓，屏幕上显示的就是031，王姓就是020，陈姓是012，也有一些简单留言模板，比如：我已到、晚上见等常用问候语。
BP机是一种通讯联络工具，供人们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一次通讯革命，大大降低了通讯的时间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被称作“寻呼机”，换成地方俚语的话常被唤作“Call 机”或“呼机”。如果动词的话叫作“打传呼”，BP机的出现大大带动了公用电话的使用频率，自从BP机规模性地成为中国人日常性装备之后，几乎每一个公用电话机旁都是排队等待回复电话的人。美术学院的公用电话在校门附近的洗澡堂和教工单身宿舍旁，每天这里都是呼叫和等待回复的人群。大家都紧盯着那个红色的电话，就像《黑客帝国》中出走虚拟世界的人在等待着现实召唤。由于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回电话的时候南腔北调，尽是一个接一个的口音急转弯。这顾客盈门的场景，令胖胖的老板娘心花怒放。BP机的突然出现像一个有力的支点，令市场经济的杠杆撬动了中国电信的僵局。
BP机的背面都有一个结实有力的夹子，用它夹在衣服上以便BP机能随时紧跟着主人。那时候的时尚是将BP机明晃晃地别在腰带上，因为它不仅技术先进而且代表着个体的社会价值，因而光芒万丈。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许多人的腰间都别着最贵重的东西，比如鼓鼓囊囊的钱包和稀里哗啦的钥匙串。如今，一个时代的新贵来了，它是传递信息的家伙。那时候许多美院男生的腰间有三样东西，一个ZIPPO打火机，一把军刀，一只颇具现代感的BP机，分别代表着格调、勇气和人脉。
杨爱民（右）和当时的副系主任郑曙旸老师（左）的合影，杨爱民的腰间别着BP机，杨爱民提供
年轻人都是追风的人，当他们意识到BP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时候，这东西很快就风靡校园了。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推出样式更新、功能更多的新产品。寻呼台的服务水平也蒸蒸日上，和为我的BP机服务的那个声音冷冰冰的工号相比，126、127才是贴心服务，一段时间那些服务员娇滴滴的声音令人陶醉，想入非非。美院一些调皮的学生有时候闲得无聊，就会故意拨打传呼台和接线员臭贫。
服务员：“您好，这里126寻呼，请问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男生们：“小姐你好啊，我的确需要帮助！”
服务员：“先生请讲。”
男生们：“我刚失恋，孤独得很！你能和我多聊两句吗？”
服务员：“对不起先生，我们很忙，和您多聊会影响为其他人传呼服务的。”
男生们：“嘿、这回答够山的，打乱我思路了！……”
……
校园里BP机的使用者数量骤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课堂上此起彼伏的BP机铃声会严重干扰教师讲课的思路。一次，某公共课上，一个学生的BP机总是在老师讲到精彩处响起，老师恼羞成怒责令该生把BP机上交，放在讲台上。不一会儿另一个学生的BP机又响了，于是老师继续警告，继续追缴。这样，一只只款式各异的BP机被收缴上来，在教师面前摆了一长串。老师颇为得意，但她没想到一个上交后怀恨在心的学生偷偷溜了出去，这厮跑到楼下公用电话亭对那些被追缴的传呼号码每个狂呼十遍。少顷，课堂上的BP机铃声如爆豆般响起。
我被BP机骚扰的经历比较有趣，有一次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外企招聘兼职设计师，我就跑过去提交了一份简历，联系方式自然是留了BP机号码。一周后正当我和女友在东四工人俱乐部看电影《遭遇激情》，BP机响起，于是忙不迭地出去找公用电话回过去，奇怪的是电话那头的人一直不说话，我满心疑惑撂下电话回到影院继续看。不一会儿BP机又响，一看还是那个号，再打过去还是没有人答话，但是能隐约听到几个男生“chichihci”的笑声。就这样我被折腾了四五趟，一个电影看得跟拼图似的。回到宿舍，BP机依旧响个不停，气得我最后把电池卸了下来。第二天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几个男生一定是被我上交的招聘信息误导了，以为我是个女生，一看这年龄、这学历！想入非非了……
大汉显
摩托罗拉大汉显，图片源自网络
汉显是BP机的绝唱，华丽中透着一种走到尽头的无奈感。
大汉显尺寸大而扁平，它的比例关系是横向的，显示屏大了好几倍。重要的是能显示汉字，这就省去了查阅小密码本的程序。留言信息也能表达得比较充分。汉显BP机的显示屏是草绿色的，看上去比数字机灵动不少。汉字出现的时候是从右向左滑动的，由于屏幕大了许多，鬼精的商人们又开发出很多新的功能，比如一度流行电子宠物，这种感情绑架的游戏着实害人不浅，半夜都得起来给它处理粪便清洗方面的事情。
由于汉显BP机价格昂贵，刚上市要五千多块，相对于那时候的工资平均水平，算是相当贵。由于值钱，对它就加了双保险，除了一个夹子以外，还有一条金属链子拴在上边。不过因为比例和尺寸的关系，汉显挂在腰上显得有点累赘。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腰间的大汉显有点过于醒目，用当时环艺系89级贺老六同学的话：“什么玩意儿，跟挂个棺材板儿似的！”。关键是每逢来了信息就必须取下来端在手里阅读，这其实挺不方便的。后来大家也就多将其揣裤兜里了。
绝大多数BP机都依附于寻呼台126、127麾下，这些呼叫平台提供的服务多，态度热情友好。留言服务是信息传递之间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由于中国东南西北口音差别很大，转译成文字的时候对接线员是一个巨大考验。一次一位湖南籍学生和热恋中的女友通过BP机留言约会，电话接通后他说：“上午十一点在国际艺苑画廊见面”，结果口音的误导让接线员译成了“上午十一点在国际医院发廊见面”，弄得女方一头雾水……
BP机是通讯技术根据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出现的一次伟大创新，它带动了社会整体性的萌动。它用轻松愉悦的滴滴声调动着每一个使用者的情绪，强化了人类的社会性意识。对于一个实用性的美术学院而言，BP机的普及对于推进师生们社会实践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滴滴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就如水面上鱼鳔微微颤动所带来的激动，不论是友情、爱情还是行情。九十年代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是著名影星布鲁思南拍摄的。广告词曰：“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如果用这句话改编成针对BP机的词语也很恰当。BP机给那一批年轻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其中有焦灼、期待，更有兴奋。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校园里BP机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学生们和社会的互动也就更加频繁更加热烈。记得学院学生会还搞过一次相关调研，涉及机型、美学、用途等各类问题。总之BP机的普及改变了一代人的社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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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89级韩居峰：“记得那是1989年9月，我刚刚考入大学，我和同班同学陈玫（陈增弼先生的女儿）乘九路公共汽车外出，当我们站在行驶中的汽车车厢里的时候，突然陈玫拉了我一下，小声地告诉我：‘你看到对面站着的人他腰上带的东西了吗？’，我看过去，只见那个人腰上别了一个小方盒子，还有意地向外人显示出来。陈玫告诉我：‘这是BP机，带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大款！’，她告诉我这个BP机很神奇，别人随时可以联系上他。这是我第一次知道BP机这个东西，两年以后，BP机在我们同学中开始流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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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系91级吴波：“BP机盛行的年代，怎么记住呼机号是个问题，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和生日相关的6位数字，陪好友去选呼机号的时候，一眼就挑中了‘我三八三八我’。本来是以玩笑的口吻推荐给他，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后来才反应过来，呼机号码是给别人用的，每个传呼他的人都得承认自己很‘三八’，但这个号码确实一直记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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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系92级张晖：“92年刚入学时，爸爸送我一台BP机，那个年代还没有一百面值的人民币，这一台BP机要两百多张大团结！于是见人就留BP机呼号，号码好像是2218！连同班同学、同宿舍的同学也要留号。那时见面最流行的告别方式：‘有事呼我哈！’当时北京的学生在大一的时候还没给解决宿舍，每天骑车上学。每当遇到红路灯时，一定要掀开衣服，扭身看一眼BP机有没有人呼我。同时用眼角余光扫下周围的人，看见大家羡慕的目光盯着我的BP机，心里别提多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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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系92级崔笑声：“我用BP机在班里不算早的，觉得数字机挺麻烦的，得查代码。我那个BP机的型号忘了，是个韩国产的，银色，样子不难看，好像是能显示汉字的（不是摩托罗拉那种数字的）。我一直用着它直到买手机。对我来说BP机主要是用于效果图“业务”，还有同学间的吃喝玩的联系。那时候不少人皮带上挂着BP机、ZIPPO打火机、钥匙扣、瑞士军刀啥的，挂好多东西。我没怎么挂在皮带上，一直搁裤兜儿或包里。我和其他院校联系不多，BP机用的不是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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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系92级周海广：“第一次看到BP机是在考前班某老师的腰间，我当时就觉得很时髦。等到大一的暑假，我去西直门消防局门口那条街买了一个，是127自动台的，在当时算是便宜的一款摩托罗拉数字机。买回来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呼机别在腰间，因为是夏天，明晃晃的，好跟哥们儿显摆显摆。那时候非常想让别人有事儿没事儿多呼几遍，当年在上大学时经济也都不算富裕，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能够简单炫耀一下的小东西。我估计好多朋友都有这种同感，强烈希望让朋友呼一次。因为刚买来那会儿啊，号儿也没发出去，好几天也都没人联系，很失落！能联系你的这个新机器的肯定都是哥们儿、朋友。再后来出现了汉显机，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应该五千多块，按当时收入差不多要一年工资呢！同时期的其他产品还有随身听、瑞士军刀、ZIPPO打火机等，以及万宝路、都宝之类的。”
在BP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在《北京晚报》上出现了一篇落井下石的软文。该文揭示了一下这个时代宠儿的前世今生，说是这项技术最早在美国应用的场所是牧场，这些小东西是挂在牛身上的，农场主利用群呼功能和动物条件反射来管理牛群。其实，虽然挂在成年人的腰间，其性质在根本上也还是如此，它的响声对每个人的影响属于一种社会条件反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的神经也被它挑动了起来，变得躁动，变得敏感和贪婪。它适时地出现创造了奇迹。
二哥大
二哥大是笼罩在大哥大阴影下的一次命名，从产品类型上来看，二者实际上相去甚远。
二哥大是一种对讲机，80年代就经常出现在香港警匪片中，它属于警察的一种通讯装备。其功能是单向性的，显著的特征是，通话双方每说完一段话后要加一句“over ”，以此告知对方自己已经说完，然后让对方再说。但是从外形上看，它的机身、天线以及按键和大哥大颇为相似，所以一般人都把二者看作是同胞兄弟。
几代通讯工具大集合，图片源自网络
二哥大是专业通讯工具，属于高频对讲机，使用起来程序比较复杂，得经过专业人员培训。使用BP机后不久，由于饱尝通讯便捷的甜头，我就想到了继续升级通讯手段的事情。很快就通过人找到了购买渠道。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处民房里，找到一个在北京电信部门工作的胡某。这哥们儿很热情，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喝茶，一边从脚下一个专用的背包里拿出来一个黑乎乎的家伙，我接过来一掂感觉沉甸甸的有好几公斤重。机身是黑色的，有七公分宽、近二十公分长、四公分厚的模样，正面设置了一大堆按键、一个显示屏、隐藏在条缝后的话筒和扩音器等。它有一个用灰色胶皮套起来的逐渐变细的天线，约十七八公分长，自带可灵活拆卸和安装的旋钮。姓胡的哥们儿一边眼花缭乱地给我做着使用示范，他嘴里叼着烟卷，用闲着的那部分费力地给我介绍着各种功能，最后叮嘱我说：“哥们儿、这天线辐射性强啊，别对着自己！”听到这话我吃了一惊，感觉自己在买一件自戕的武器。
二哥大并未在市场上销售，它只能通过这样内部的渠道获得，这里有很多人情的成分。价格是八千八百块，比当时卖3.6万的大哥大还是便宜了许多。但胡姓的哥们儿当时也有个事情有求于我，此时他正在筹办婚礼，问我哪里能拍摄等大的婚纱照？我胸有成竹地告诉他：“王府井，卡尔·吴波！”
作为友好的回报，对方并未马上收我的钱，而是让我先试用一周再决定。于是我就背着这台沉重的二哥大返回了学校。当时二哥大这种通讯系统在呼家楼设有一处发射台，能覆盖包括光华路校区在内的半径300米左右的范围。我带回学校鬼鬼祟祟使用的过程还是引起楼层的骚动，很多人跑到房间好奇地打探这种通讯工具的妙处。
与此同时我也获悉自己并非在校园使用二哥大的第一人，听说环艺系大一学生张晖也在使用这个笨重的家伙。多年之后张晖和我聊起他的二哥大经历。他说他那部设备在年级里引起不小的震动，连系领导都知道了，很多年轻教师也会找各种借口过来摆弄一番，顺便打个长途电话啥的。有一次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听说你挺能折腾的，还弄了一部二哥大？拿来我看看。”当时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好在张绮曼教授是个十分豁达的先生，手里摆弄着那部巨大的移动设备，语重心长的对他说：“要把专业搞好，不要太急于在社会上接活，项目以后你们会干不完的！”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部二哥大，因为它太复杂，有空间局限性。另外自己隐约预感到，使用更便捷的大哥大即将大规模现身了。二哥大虽然属于过渡性通讯工具，但几乎没有普及推广，因为还未等人民大众广泛动念，大哥大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占领了市场。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大哥大
1993年，北京。“大哥大”涨身价 ，王福春拍摄
八十年代大哥大就进入中国大陆地区人们的视野，港台电影、电视中黑帮现身的行头中总有这款设施。这黑色哑铃形状的东西拿在身着一身黑色服装的老大手中，真是威风八面。它是一个自然人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神器，是远程发号施令的工具，网络有多大它就能通多远，可谓指哪儿打哪儿。
有一段时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那个白色的教学楼楼下，时不时会来一辆加长的黑色奔驰，每当它大摇大摆停在三环和光华路的交叉路口，车上会下来两位黑衣人，一个板寸，另一位留着披肩长发和小胡子，非常具有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组织的风范。这二人每人手持一个大哥大款款而来，后来知道他们来自当时在海南很有实力的一个四川企业在北京的办事处。以土建和房地产开发为主业，和这身行头很般配。
但是大哥大的作用是那一阶段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因为一来大家都闲得很，而是因为每个个体活动的空间范围有限。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此外一大批先知先觉者在经历第一个阶段的准备之后，业务升级了，动作幅度迅速加大了。这一阶段中涉外宾馆写字楼中的一些商务人士开始使用大哥大，这是成功和实力的象征，看上去分量不轻的它更是商务洽谈中重要的砝码。
1994年，在“沈阳一大连”的火车上使用大哥大的乘客，王福春拍摄
1994年，腰挂BP机、手持“大哥大”的藏族女商人拉珍正和四川的客户洽谈生意。新华社记者土登拍摄。
工艺美院的环艺专业是最早和市场接轨的，一些身怀绝技的老师也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1991年刚入学的时候，在校园里看到满面春风的齐爱国老师，不仅开着一辆白色的拉达轿车，下车后时不时从拎包里抽出大哥大又接又打着，极为引人注目。这种形象也成了许多学生励志的背影，在今后的时日里，我眼见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走上“半工半读”的道路。
早期的大哥大是被垄断的，门槛很高，不仅价格令人瞠目结舌，而且申办和等待的时间极长，令人望而生畏。没有一些内部的关照是很难拿到手的。因此大哥大某种意义上成了特供品，令人可望而不可及。这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误判了形势，居然认为这东西会增值。听说过曾有某知名大学某专业著名教授一口气买了三部大哥大囤了起来，耐心地等待着它价格飞涨……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除了通讯和炫耀，大哥大也是武器，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拳王争霸赛上，美国重量级黑人选手里迪克·鲍和波兰拳击手戈洛塔的比赛中，那位从街头格斗中走上拳坛的波兰人用茅招击中了里迪克·鲍的下体，立马令鲍丧失了战斗力。之后赛场大乱，众多观众参与了殴斗，其中一名里迪克·鲍的朋友用大哥大猛砸戈洛塔的头部，令其血流不止。这动作向全世界展示了大哥大另一种功能和另一种威力。
手 机
在我看来，大哥大是大哥大，手机是手机。虽然都能通讯，但是大哥大有浓郁的江湖气息，而手机则是强调它的通讯功能。因此，二者虽然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一个在追求静止，一个在追求不断进化。手机的出现必然是伴随着一个机体优化的漫长过程，靠的是技术创新、材料创新和美学的迭代。
大哥大中的“大”是个美学概念，它造成了威武、霸气这样的自我想象。这种形象至上也需付出代价，比如承担过于沉重、体积过大带来的不便等，令它背离了工业设计的初衷。而手机的轻和小是个人性化问题，是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的方向。选用小、巧、灵通的机型，对大多数人来说更有价值。最终在人性化面前，装腔作势的仪式感屁滚尿流。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得心应手成为了无线电话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手机观念终于水落石出。
1994年底，我终于拥有了一部看起来小巧的手机。当时刚签了一个总量不算小的设计合同，我们用业主支付的第一笔钱置办了三部手机，申请号码的时候在西直门北京电信公司托了熟人，在每部手机交了1500元的加急费后，号码的申请时间由三个月大大缩减至半个月。我的号码是模拟的，八位数。当我拿到这个看上去比大哥大小了许多的手机时，除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之外，确认这东西已经不能叫大哥大了。因为它除了小巧，还有女性般的细腻，握在手里俨然没有了雄风英姿的感觉。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日本制造的OKI，价格17600元，今天听起来真是贵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个牌子当时刚开始进军中国，它的广告就悬挂在赛特购物中心对面的公寓楼屋顶上，也算是跻身长安街国际品牌名人堂的阵列中了。但不知为什么，这款手机后续乏力，几年之后在市场上就难觅其踪影了。而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NEC、三星等品牌群雄并起，手机市场诸侯割据的时代来临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消费者受益，价格也随之纷纷跳水。
刚持有手机的那一段时间里，自己似乎每天浑身上下都饱浸着幸福感，每一次在比较公共的场合掏出精致的小手机拨号，都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我把手机号第一时间就印在了名片上，社交场合递上它时也有几分骄傲感。黑心的运营商在一开始对手机用户巧立各种名目收费，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属于公开劫掠。拨出去一次每分钟5毛钱，接听居然也收费，长途要一块钱一分钟。虽然电话费很贵，但是我依然天南海北地拨打着各地朋友的号码。我想让天下朋友都了解我已经执掌了手机，执掌了通讯天下的能力。
当时电话费的确高得吓人，自己每个月此方面的花费都在1500元以上。生意做得大一点的老板多在2000、3000，这还算是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如果出了意外，那手机费用可能就会大几千甚至上万。这个意外就是手机被盗号，当时把这种情况叫做“孖机”。经济繁荣的广东最早将复制的模拟移动电话称为孖机，后来这个说法逐渐传开，最后成了全国通用的称呼。孖机的原理比较复杂一点，在此不加赘述了，但是这种现象却是普遍的。当时甚至有人复制别人手机之后，用孖机当公用电话赚钱的……有一段时间，许多手机机主都遭遇了被孖机的黑色事件，天价的花费屡创新高。听说这种非法的窃取行为很诡异，有电信部门内鬼参与，更多的情况是机主大意，把手机借给不熟悉的人用了一下被复制的结果。
除了强化手机通讯的核心功能之外，其便携性是其优化的另一个目标。小而轻是很关键的，只有这样才会让使用者得心应手。因此在1994年看起来还被认为是袖珍款的那部OKI，三年之后已然成为当时的巨无霸了。摩托罗拉的翻盖设计很令人中意，折叠起来就是一小方疙瘩，但是机体和天线在使用时都可以伸展开来。有一次一个宽盘大脸的哥们儿去电信门市买手机，他在试用诺基亚时受到了不太会说话的服务员的挤兑。那个刚来城里的农村妹子斜楞了他一眼说：“先生你脸太大了，建议还是选摩托罗拉折叠的吧！”
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是电话，但普及率极低。一个城市里拥有电话的家庭比例很小，一旦有了电话都会被明晃晃地编印在一本城市通讯录上。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信息的传递变得越来越关键，每一个企业、团体、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提升自己的通讯水平。手机的天线总让我想起蟑螂头上伸出的那对触须，它们灵动、机敏，探寻着环境中极其微妙的信息，再让身体做出快速的反应，积极进取或望风而逃。但是这个器官的进化估计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十万年、甚至百万年。而我们人类执掌如千里眼、顺风耳一样的通讯工具，比如从BP机的现身到手机的普及，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2008年北京王府井大街，接听手机的游客与海报上“大哥大”女子相映成趣，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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