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期刊竟公开征集“不显著的实证结果”的专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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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模型中系数显著与不显著，参考：1.结果不显著但成功发在Top期刊上的论文有哪些？你心虚过没？2.关于模型中变量选择的五个误区, 譬如不显著的变量需要剔除还是保留？3.为什么回归系数不显著? 4.核心解释变量A不显著, 但加入变量B后, 为什么A和B都显著了？5.若系数回归结果不显著, 我们能够采取的方法和思路有哪些？6.交互项中主效应不显著, 交互项显著可怕吗? 7.添加一个新变量能使以前不显著的变量变得显著了？8.显著不显著的后背是什么, 非(半)参估计里解决内生性，9.试了几百次, 回归结果依然不显著, 到底咋办，10.常用的12种调变量显著性或调星星的方法，11.回归中常数项显著说明模型中有遗漏变量问题？12.控制变量就能影响结果显著性, 所以存在很大操作空间, 调参数是常用手段吗？13.7个观测值显著, 然后发到了JFE, 探讨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 实证识别技巧值得借鉴！14.交互效应显著的几种情况, 列出了6种类型，15.统计显著与经济显著, 发AER和经济研究的标配，16.科学家倡议P值需要0.005，显著性判断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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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各位学者分享一则公开征集“不显著实证结果”专刊的通知，以及这份期刊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专刊，最后接收的四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情况。

①

学者们相当担心的是，如果试图证实既定理论的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那么实证论文的发表机会就会大大降低。这种发表偏见可能会错误地描述经济现象和机制。

在此背景下，FinanzArchiv/Public Finance Analysis（SSCI）期刊最近发布了关于“公共财政中不显著结果”特刊的征文。编辑们正在邀请同行们提交精心识别的实证论文——尽管使用了最先进的实证方法——但未能发现被广泛接受的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显著实证结果。

据估计，如果经济行为研究和心理学研究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则其发表的可能性要高出十倍。因为一个重要的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所以在科学文献中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过高。相关的发表偏差会导致对经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心理影响甚至处理效应的高估。

虽然存在几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但与该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更正方法涉及编辑的态度。当根据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质量而不是获得的结果评估研究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发表偏见和对研究人员的负面激励。它要求期刊有一定的自我承诺，以增加所谓的“非显著”结果的发表。FinanzArchiv/Public Finance Analysis的编辑最近提交了这样的自我承诺，并反映在其论文征集上。

特刊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已经过去了，但这个期刊还是在征集不显著实证结果的文章）。论文可在系统中上传，注，提交论文的作者应表明他们的论文正在提交给特刊“公共财政中不显著的结果”。编辑们想指出，如果任何不显著的结果在评审过程中转变为具有统计上显著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论文可能会被转移到期刊的另一期。

FinanzArchiv于 1884 年首次出版，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经济学专业期刊和最古老的公共财政期刊之一。目前的编辑是 Katherine Cuff、Ronnie Schöb 和 Alfons Weichenrieder。在公共经济学中，重点关注税收、公共债务、公共产品、公共选择、联邦制、市场失灵、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等主题。

Alfons Weichenrieder 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也是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国际税收研究所的客座研究教授。

②

在上面这个特刊召集论文发布之后，这一特刊汇集了四篇实证论文，其中，Masayoshi Hayashi 的第四篇文章“中央政府补助会影响福利工作量吗？来自日本公共援助的证据”已收录在 6 月号的 FinanzArchiv / Public Finance Analysis 中。

编辑们对作者表示感谢，尽管这些论文的结果不一致，但希望仍能为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提供有价值的贡献。第一篇投稿文章，“世界各地的财政反应函数：追求统计（不）显著性”，由 António Afonso 和 João Tovar Jalles 撰写。该文显示，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基本赤字近年来对公共债务水平的反应显著，但在1995 年之前的几年中基本上不存在显著性。

Giampaolo Arachi 和 Valeria Bucci 的文章“税收在收益管理中的作用：来自长期股权投资减记的证据”。本文讨论了税收与财务报表战略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管理层可以使用一次性资产减记来战略性地微调财务报告。由于较高的税收会降低减记成本，因此该工具的使用范围可能会因较低的税收而减少。作者发现对酌情减记的时间有显著的税收影响，但对减记幅度的影响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

Massimo Bordignon、Marie-Luise Schmitz 和 Gilberto Turati 的论文“在困难时期削减劳工税， 来自意大利改革的证据”。它分析了通过财政贬值减少劳动税和促进就业的努力。总体而言，作者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政策措施的规模可能太小而无法产生可衡量的就业影响。

最后一篇论文是 Lina Aldén 和 Mats Hammarstedt 的“财政政策行动”，该贡献根据最近的瑞典例子衡量了难民移民的财政负担。

我们希望这个特刊是一个信号，鼓励未来更多的投稿：尽管使用严谨的和先进的实证方法，但得到的结果却不显著，不支持先前的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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