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鲁到香港, 从金融到历史后, 陈志武教授第一篇TOP刊文章是OLS+IV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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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99-2017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2017-现在为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早年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后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
正文
作者之前的文章：1.Guido Imbens: 潜在结果和有向无环图在因果推断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实例讲解(二)，2.Mita, 2020小诺奖RDD女王最具影响力的成名作, 附数据和计量程序，3选择模型真用对了吗? 扒一扒75篇顶级外刊的真相, 并献上最权威的使用策略，4.前沿: 双重稳健DID, 给你的DID加一把锁！，5.用中国截面数据和OLS在JPE发文, 这个外国教授凭啥这么牛！6.神文! 没有计量回归和图表, 仅凭纯文字就把文章发到Top5经济学期刊了！7.中国学者好! 我是MIT的Acemoglu教授, 我又在Top 5的JPE上发文了！8.必读, 宗教是如何阻碍经济发展的? 基于DID, IV和各种机制分析的AER量化史分析！9.ECM主编: 潜在结果和有向无环图在因果推断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权威讲解，10.靠抛掷硬币做大决定对人生的终极影响, 小诺奖在TOP5上用RCT做了最接地气的研究！
Zhiwu Chen, Chicheng Ma, Andrew J Sinclair, 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 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2, Issue 644, May 2022, Pages 1378–1413, https://doi.org/10.1093/ej/ueab082
Over the past millennium, China has relied on the Confucian clan to achieve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kinship and neg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sonal institutions needed for external finance. In this paper, we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onfucian clan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competing substitutes. Using the large cross-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adoption of modern banks, we find that regions with historically stronger Confucian clans established significantly fewer modern banks in the four decades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China's first modern bank in 1897. Our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the clan continues to limit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day.
依赖儒家宗族:中国为什么这么晚才发展金融市场?
摘要：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一直依赖儒家宗族来实现人际合作，注重亲属关系，却忽视了外部金融所需的非个人机构的发展。文章检验了儒家宗族与金融市场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通过分析现代银行跨地区的差异，作者发现，自1897年后的四十年间，即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的四十年里，儒家宗族更昌盛的地区建立的现代银行明显较少。同时，文章有证据表明，宗族继续限制着当今中国的金融发展。
研究问题的重要性（Main contributions）
在过往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La Porta et al., 1997; 1998; Rajan and Zingales, 1998)探讨了推动金融发展的机构类型。然而，对于为什么这样的机构类型只在某些国家诞生这一问题的解释尚不明朗。Greif and Tabellini (2017) 认为西方强调依靠公司来实现人际合作而不是依赖血缘关系，但中国则依赖儒家宗族。相应的，当陌生人之间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担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时，16世纪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开始进行长途海上贸易发展大型公共资本市场和独立融资的制度。而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中国专注于完善宗族制度和完备道德标准实现亲属间合作。因此，中西方不同的制度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他们在一千多年前的人际合作模式。作者在文章中探讨了制度分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历史和当代的数据，文章发现，根深蒂固的儒家宗族在历史上一直抑制中国对外融资的需求和供应。
儒家宗族作为其成员的内部金融市场，资源和风险分担既不基于明确的金融工具或协议，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基础。相反，他们建立在隐形契约的条例下且宗族成员要共同遵守。这些特征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人对外融资的需求很低，因为儒家宗族和金融市场在当时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其次，以血脉链接为基础的氏族导致中国精英阶层忽视了非个人机构的发展。缺乏这样的金融机构，这也就解释了当时的中国无法满足在19世纪后期工业化出现后的外部融资需求。中国早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社会的正统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和资源集中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中国金融的发展步调变得缓慢。
儒家宗族经济 （Economics of the Confucian Clan）
与其他传统的社会一样，中国依靠大家庭来分担风险和积累多年的资源。然而，使儒家宗族独特的并不是它氏族内部跨时期交换的功能结构而是自孔子时代（公元前551-479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多样化制度内容。这些发展包括：家谱编纂；家谱书规则的编纂；宗族传承的设施（如祭祀用的祠堂、牌位）；祭拜祖先的仪式；宗族资产的发展和沿袭；对宗族成员的救济等。结合孔子及追随者的思想内容，这些发展将宗族变成了一个组织日常生活的机构。每个人在宗族的社会等级及义务都被儒家规则所规范并且延续终生。正是这种延续性保证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人际间资源集中和共享比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宋朝以前，儒家宗族主要集中于加强核心家族，而不是更广泛的宗族。到1897-1936开始时，儒家宗族的发展已经到达了顶峰。这是一个明确规定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其中包括丈夫拥有妻子的财产所有权；同样的，父亲拥有孩子的财产所有权。(Lang,1946)曾言，“族长是最年长的男性成员，他拥有所有家族财产的所有权，一个人就可以处理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储蓄。他可以安排自己的婚姻和子女的婚姻。此外，法律还免除父亲或祖父在惩罚儿子或孙子时误杀子孙的行状。”这种产权制度以孝道为支撑，孝道是儒家思想的至高道德准则。这确保了孩子在父母眼中是安全的投资工具和养老疾病保险。在实证工作的背景下，作者强调了使得儒家宗族成为强大内部资源集中共享市场的四个方面。这个内部金融市场有足够的弹性抵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规范金融带来的竞争。
第一，引导任何两个家族成员权力和责任的规则是由他们的代际差别、相对年龄和性别决定的。一般来说，辈分高的人对辈分低的人承担的财产收入义务更高，而辈分低的人承担更多照顾前者的责任。
其次，自宋朝开始，宗族成为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主要拥有者，其收入主要用于宗族节庆、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功成名就的奖励、救灾和对贫困宗族的援助，以及为宗族成员的商业和紧急需要提供的贷款。著名的儒家士大夫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在1050年创建了范氏义庄，捐出1000英亩自己的土地专为宗族所用。他还写了一份章程，详细说明了义庄的运作规则，并强调需要帮助宗族中的穷人和不幸的人(Twitchett, 1959)。直到20世纪，这种慈善地产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还被广泛复制(Feng and Yan, 2012)。由此产生的慈善资产不仅使儒家宗族提高了其风险分担功能，而且增强了其对成员的吸引力宗族的团结。
第三，在儒家思想下，正式的法典承认产权在核心家族或堂而不是归于个人。堂（“祠堂”的缩写）是一个类似于公司的实体。从商业的角度看，氏族被视为公司的所有者，代表宗族成员经营土地和其他资产。例如，宗族成员可以集中资产，以共同祖先的名义设立祠堂建立宗族。宗族成员需要支持其他族人的需要。在儒家思想和宗族规则的制约下，宗族为筹集宗族内部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早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内部金融中介。然而，作为无限责任承担组织，宗族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从宗族外收集资源和风险分散，限制了他们在工业时代与现代企业竞争的能力(Kirby,1995)。
最后，宋朝以前，谱系和祠堂是贵族的专属特权。然而，从宋朝后期开始，谱系和祠堂渐渐推广到了平民阶级。每个氏族都被允许建造自己的宗祠，氏族中的成员每季度或节日都有至少一次的聚会和共同祭拜祖先。祠堂也是婚丧嫁娶的地方。定期机会的一个关键作用在于让成员分享彼此动态和监督彼此行为。如果被发现搭便车行为，氏族的长老们会进行警示，解决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族谱和祠堂是加强宗族成员团结凝聚的关键。基于此，文章依靠谱系书的数据衡量儒家宗族在每个地区的影响力。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儒家体系运行良好。但是，这也造成了中国的精英阶层没有动力去发展金融所需要的体系制度。儒家宗族作为内部金融市场对金融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不利的影响：一是抑制了金融的发展；二是对外融资的需求和供给有限。
数据 (Data Description)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儒家思想仍在鼎盛期，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见证了现代金融市场的诞生。1842年后，在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攻势下，被迫引进银行。1897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银行。作者选择1897-1936年数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考察儒家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二是金融在此阶段正是初步发展期，对金融发展的衡量可以更加清晰。
一、 银行
为了衡量金融发展，作者使用了各县现代银行（和分支机构）的数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自1897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以来，至1936年成立了约2000家银行（包括分支机构），覆盖了全中国73%的地区。作者选用1936年作为截止年份的主要原因在于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影响变量增多。银行的数据来源于Lin等人(2021年)，他们利用档案和县志计算了各县自1933年到2018年的银行数量。
具体的，与(Stauffer,1922)保持一致，作者将各县银行密度定义为每一万名本县人口中的银行数量。为了减弱异常值的影响，作者取银行密度（+1）的自然对数，即ln(banks+1)。为了估算1897至1936银行的增长，作者用1897至1936年间各县年平均现代中国银行的数量作为另一个因变量。将其进行标准化（除以1910至1920年间的平均人口）并取（该数值+1）的自然对数。
二、 儒家宗族
如Greif和Tabellini（2010；2017）所述，儒家宗族是自宋开始合作的主要媒介。作者用县内编纂的族谱书数量来衡量地区宗族的力量。族谱书不仅记录成员关系，也可以巩固意识归属感和促进凝聚力，从而可以推断出，更关心宗族团结的地区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保存更多的族谱。
族谱资料来源于上海图书馆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目录包含了迄今为止的族谱，中国共有52306个宗族，分布在283个县，包括700多个姓氏。扣除了不完整的记录（丢失地点和汇编年份）及中国本土外的记录后，文章最终保留41379个氏族记录。这些族谱书大部分是明清时期（1368-1911）编纂的。作者使用在1897年前编纂的族谱记录，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金融发展与儒家宗族力量的反向因果关系。与构建银行密度的处理方法类似，作者对谱系密度的计算为：每一万人中的谱系书数量。为减少极端值的偏差，作者删除了13个县的谱系密度，并对谱系密度（+1）取自然对数。
上海图书馆的族谱样本可能会存在幸存者偏差，一些族谱可能在2009年前已经被摧毁。然而，这种幸存者偏差应该会加强儒家宗族的影响，原因在于宗谱记录更有可能在有强烈儒家信仰和有强大宗族的郡县流传。此外，族谱书的地理分布与宗族的分布是一致的：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尤其是浙江、福建、安徽和广东）比北方和西部地区更关心宗族。这表明了族谱记录至少没有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幸存者偏差。
三、 地理因素控制
作者控制了可能与宗族力量和金融发展都相关的地理因素。
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通商口岸。在西方的影响下，现代银行首先在通商口岸建立。与此同时，儒家宗族的力量在被西方文化渗透的通商口岸逐渐削弱。因此，作者用县与最近的通商口岸（1897年Chen前建立）之间的最短距离作为通商口岸的外溢效应。此外，鉴于通商口岸和传统口岸之间的制度差异，作者去掉了26个县的数据，也有助于减弱银行数据中的异常值问题。例如，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至1936年已经有了187家银行，是排名第二的两倍，也是样本均值的33倍。
历史显示，中国一直有较大的东西差距，东部发展的更加繁荣。因此，氏族和银行在东部更加集中。儒家宗族对银行也的影响受制于这种固有的东西方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增加了一个中国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即西部五省的县为0（甘肃、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而其他地区的县为1。
此外，作者还控制了其他变量：到海岸的距离，到最近航道的距离以及是否是中心县。
儒家宗族和现代银行(Confucianism and Modern Banking)
文章的实证分析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儒家宗族与现代银行有竞争并阻碍其发展的假设上，即氏族势力相对较弱的地区，有更多的现代银行。用样本均值作为标准简单地将县分为两组——强氏族县和弱氏族县，比较两组在1896年至1936年间地银行数量。显然，更多地银行都建立在氏族薄弱地地区。将样本聚焦在同质性更强的中国东部发现，这种禅意更为明显。
为了探究儒家宗族对银行发展地影响，作者采用了如下地横截面回归：
其中Banks_i为1936年县银行密度（+1）地自然对数，Clan_i是1897年以前编著族谱地区的族谱密度（+1）的自然对数，X_i是地理因素变量。作者使用了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此外，作者还对残差中潜在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处理，聚类了半径为136公里的标准误。选用136km是基于该数据为两县之间的平均距离。以此半径进行聚类大致可以覆盖相邻县的银行。
结果如表1所示。作者考察了单变量家族对银行发展的影响（第一列），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前，OLS估计结果表明，儒家宗族对银行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列2）。
氏族和现代银行的分布可能与一系列其他因素有关。显而易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氏族的形成是一种对需求的内生反应，人们在一个地区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可以通过组建更多的氏族或发展更多金融市场来实现。对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地区，对氏族和外部金融市场的需求不会增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繁荣的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比北方和西部地区有更高的宗族密度。因此，作者将地区差异的影响也作为了控制变量。
在文章选用的样本期内，金融需求主要来源于工业化进程和贸易商业的发展。作者用现代工业企业数量（每万人）来刻画工业发展，用各县商会成员数量（每万人）来代表商业化。
此外，作者还用各县城市化率刻画经济繁荣程度。（列3控制了以上所有的变量）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地区被电报链接在一起，电报也是当时的一种对银行业务扩张起到重要作用的通信媒介。作者在列4包含了各县电报站和邮局数量的控制变量。而传教的兴起可能会对儒家宗族的影响力会有削弱作用。因此，基督教对儒家宗族的负面影响和对银行发展的正面影响会影响到儒家宗族对金融发展关系的探讨。因此，作者也将传教士数量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众所周知，地区宗族力量也和成员成就有关。强大氏族拥有的进士数量也更多。这些地区更可能优先考虑学术成就，而不是发展金融。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力量和银行发展的负相关关系可能会被宗族力量与学术成就之间的影响驱动。因此，作者将各县进士数量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如表1所示，作者将上述控制变量逐步纳入回归。结果证实了氏族对银行发展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样本中36%的县在1936年还没有银行，Tobit估计显示，结果依旧稳健。
工具变量
作者认为宗族对银行发展的影响仍可能由于未观察到的因素而存在偏差。例如，考虑到儒家思想是正统，具有强儒家氏族的县可能还拥有强大的地方政府，从而抑制了银行的发展。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幸存者偏差而造成的族谱书的测量误差。为了解决这些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的确立儒家宗族作为抑制银行发展的主要渠道来源，作者使用了各县离最近的Zhuxi academy最短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这个工具变量只通过其对宗族力量的影响从而对银行发展产生影响。
图3(a)表明了后朱时期（公元1200-1896年）宗族密度随着与Zhuxi academy的距离增加而明显降低。作为一个安慰剂，图3(b)表明在前朱熹时代（公元282-1130年）并没有这种关系。与Zhuxi academy之间的距离远近代表着宗族文化的传播难易。图3(c)和(d)都显示了银行密度随着与Zhuxi academy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作者一一检查了工具变量需要具备的性质。
首先，与Zhuxi academy的距离在20世纪早期应与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无关。Zhuxi academy 既不位于经济中心，也不位于落后地区。因此，一个县到这些书院的最短距离并不能解释其976至1102年间通过商业税和人口密度衡量的经济繁荣（见表2，列1-3）。该距离也不能预测20世纪早期各地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列6-8）。此外，书院附近的县既不偏远也不难以到达，这一点从县与书院距离和十九世纪通信（电报和邮局）发展
低相关性可以看出（列9和10）。然而，与距离呈显著负相关的是进士数量（列4），这表明书院可能对附近地区的人才产生了溢出效应。但是，该效应在明清时期消失了（列5）。
其次，为了进一步确认该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作者运用随机推断建构了朱熹书院的反事实空间构型。作者随机抽取了三个反事实的朱熹书院并重复这个过程2000次，对于每一组，用县到最近的反事实书院的最短距离来分别预测宗族密度和银行密度。图四显示了宗族和银行密度的距离系数回归。为了比较，作者用红色垂线表示真实情况。结果表明，与反事实书院的距离对宗族分布的预测比真实值弱。大多数反事实的系数接近于0（图4(a)和(b)）,表明宗族的地理分布确实是朱熹书院文化外溢的产物。同样的，作者发现反事实距离对跨区域银行发展的预测能力较弱（图4(c)-(f)）。因此，这个工具变量不太可能通过儒家宗族以外的渠道影响金融发展。
表3显示，加入与朱熹书院的距离这一工具变量，仍然可以发现宗族势力对银行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列1）。当我们控制金融需求、通信基础设施、人才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列2）。IV的结果比OLS的结果显示宗族力量对银行发展有更高的抑制作用：影响的幅度增加约125%，提高一倍的家族密度会使银行密度降低12.6%。这意味着OLS回归低估了氏族对银行的影响。
氏族影响的持续
作者证实了从1897年到1936年，儒家宗族抑制了现代银行的发展。然而，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变革。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已经削弱了传统的儒家宗族力量。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儒家宗族对现代银行的阻碍作用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作者用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作者利用1891至1935的五年窗口来估计，以此检验宗族的负面影响是否被现代化进程所缓和。图5表明，氏族密度对银行发展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时间增长。
安慰剂：外资银行和官方银行
为了进一步支持宗族对银行发展的影响没有被未观测变量的干扰（如，商业传统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实力），作者通过回归外资银行密度和官方银行密度进行安慰剂检验。外资银行主要是用来支持西方企业，因此外资银行的分布与儒家宗族应无相关关系。同样，官方银行主要服务于政府的汇款和管理需求，因此与儒家宗族不存在竞争关系。如果我们在族谱测量上捕捉到对金融发展的未观测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应该对外资银行和政府银行的分布产生影响。
作者从Lin等人（2021）获取了外资银行和官方银行的信息，并构建相应的银行密度。表4列1-3表明，宗族密度对外资银行和官方银行密度无显著影响。为了排除宗族对外资和官方银行不显著影响是由于地区差异小的可能性，作者将分析限制在大城市（75个在1910年城市化率高于样本平均值6.76%），见列4和5，发现宗族仍没有影响外资和官方银行密度。
儒家宗族or保守主义？
儒家思想强调稳定——反对变革，对商业怀有敌意。有强大宗族的地方，人们很少有动力发展现代银行。正因此，儒家宗族和现代银行之间替代竞争关系可能会被儒家保守主义对金融的态度影响。为了排除这一渠道，作者做了两个分别的尝试。首先，作者检验了宗族对各县传统银行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传统银行。第一种是钱庄，提供货币兑换和小额贷款服务给商贩和家庭。第二种是票号，提供汇款和贷款交易。许多传统银行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并且面临内部金融市场的儒家宗族竞争。因此，如果宗族也对传统银行数量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是由于宗族内部资源汇集和共享功能，而不是儒家的保守主义，减少外部金融发展的需求。
作者使用在1820到1912年间各县传统银行的数量计算银行密度。结果表明，宗族势力对传统银行密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4列6-8）。
为了进一步确保结果是由儒家宗族而不是保守主义驱动的，作者用孔庙数量来代表儒家文化的影响，并将其与宗族密度对现代银行密度进行对比。表5结果表明，在控制孔庙密度后，宗族对银行发展负面影响依然强劲。孔庙对现代银行密度有负面影响，但与氏族影响相比要小得多。因此，儒家的保守主义确实抑制了创建银行的动机，但儒家宗族作为一种内部的金融市场，在抑制现代金融的发展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宗族与外部融资的需求(Clans and Weak Demand for External Finance)
作者认为宗族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来源于外部融资需求的抑制。作者利用县平均民间借贷的利率来反应外部融资需求。保持总需求不变，如果宗族内部供给充足，那么外部融资需求和利率都应该较低。图6(a)描述了县平均利率自1912年到1936年的变化（平均为32%）。值得注意的是，宗族较多的县利率明显较低。
见表6，作者检验了儒家宗族对利率的影响。回归中贷款人类型作为指示变量：（1）个人；（2）社会组织；（3）商人；（4）传统金融机构（钱庄）；（5）银行（私人，官方，外资）。除了上述的控制变量，作者还加入贷款的期限及贷款是否发生在农村地区作为控制变量。为了调整通胀影响，作者加入年-省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利率在宗族密度高的县明显较低。列7显示，提高一倍的宗族密度，利率会降低54.3%。
儒家思想对金融的长期影响(Long-Term Effects of Confucianism on Finance)
随着儒家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它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作者检验了宗族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否延续至今。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收集了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即两个问题的答案：1）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你的家人和亲戚？2）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家庭以外）的其他人？这两个问题的评分标准为1-5分，5表示完全信任，1表示完全不信任。作者将每个问题的评分值转换为一个虚拟变量：1-3为0（信任度较低），4-5为1（信任度较高）。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两个虚拟变量对氏族密度进行回归，并将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龄、性别、户口性质等作为控制变量。表8结果显示，在历史上有更强大氏族的县，人们更信任宗族成员（列1和2），更不信任外人（列4和5）。一个地区的宗族文化依然决定着现在的宗族关系。
类似的，历史上有较强氏族力量的县，人们与亲戚做生意时不喜欢使用正式的合同（列7-9）。
结论
作者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是路径依赖的。为什么有些社会会建立其必要的金融机构而其他社会还没有。文章给出了一个解释，一些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出具有相同资源集中的替代系统，因此，这些社会没有意识到需要发展非个人金融机构。文章给予了中西金融发展差异成因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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