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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巫鸿 | 策展的思想与方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桐platan Author 青桐


策展的思想与方法



艺术领域的策展更加走向专业化,尤其从近年的展览案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大量成功的商业性展览涌现,同时以“研究”和“知识”为核心的展览也得到持续发展。OCAT研究中心在“2019研究型展览策展计划”中通过征集、评选、研讨、展览等环节,将诸多艺术史学者、策展人的工作成果汇集起来,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机会和交流平台。


青桐此前专访了该计划的发起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学者、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巫鸿先生,借该计划评选及展览机制的生成过程,请巫鸿先生谈策划研究型展览面临的核心问题——策展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同时对当下策展的现状进行了畅谈。





1“策展计划”的生成



Platan | Q1

“研究型展览策展计划”最初是如何酝酿产生的?相较于首届,今年在评审机制及展览计划上有何调整?


巫鸿 3年前我们和香港亚洲文献库(AAA)合作完成了一项计划;当时安排了一些年轻策展人陆续和我交谈,那一日交谈人数之多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样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了解到这些年轻的策展人如何工作和思考;另一方面,他们的方案也在对话之后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做研究性展览的策展人一直在增加,由此我们发起了这项计划。


首届计划带有不少摸索和实验的意味。我想,当代艺术很需要实验性,需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样本可以参照,包括我们(指OCAT研究中心)每年做的讲座,出版,以及一系列的工作坊,在海外也鲜有类似的样本。


与首届相比,今年有这样几点变化:首先是投稿的数量翻了两番,参与投稿的策展人除了单人外,还有双人及多人组合;一些外国策展人也参与进来。第一轮评选出了7个方案,并用了OCAT研究中心的整个空间做一个“入围方案展”。评审小组主要是OCAT的学术委员,包括我,郭伟其、凯伦·史密斯、冯峰、费大为,此外还有北京大学的朱青生,他主持一个“当代艺术年鉴”的长期工作。通过这个“入围展”,策展方案得以通过展览的形式呈现,而非停留在纸面上的研究和思考。



“2019研究型展览”策展方案工作坊现场




Platan | Q2

投稿数量的大幅增加,不同类型的策展人参与进来,策展方案的类型势必也更加多样,这或许会反过来考验评选机制。您认为怎样的评选机制能更有效地选出高水准方案,机制自身是否也在逐步优化?


巫鸿当下围绕年轻人的策展项目非常多,很多美术馆和机构都在做;但常规的评选模式未必适合,因为我们更强调研究性,也就无所谓研究者是年老还是年轻。虽然首届投稿的数量不太多,但其中不乏质量很高的方案。而研究型展览方案很难采用常规的评审模式,因为研究需要一个过程,于是我们思考如何将其呈现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从投稿到选出一份方案就骤然结束。


我个人参加过很多美术馆评选的类似项目,通常主办方请来一些国际上重要的评委,这些评委可能很有名望,但是对于方案和展览本身未必有充分的了解,短时间内看了大量的方案后,判断出哪个获奖。在那种机制下,评委对某个方案的肯定或否定,往往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从而缺乏充分了解和深入交流方案的时间。尤其对于研究型的展览来说,并非以突出艺术作品为主,而是包含了大量需要阅读的文献;不管谁来评论,前提是要完整且仔细地看完方案。


至于评选和展览的流程也是慢慢摸索出的,不断结合反馈一点点优化。投稿的方案会涉及很多不同类型的“研究”,它们就像 “苹果和桔子”一样无法比照,所以我们在中间设立了一个环节——方案展。后来发现这个环节非常必要,将纯粹文本转移到方案的小规模呈现,同时也起到了促进交流的作用。


具体到评选过程,主要是评委们共同讨论决定,过程中不同方案的形状渐渐清晰。从入围方案中评选一份优胜方案时,可能方案的质量很好,但我们还是会回到最核心的标准——谁的研究性更强。选了哪些艺术家及作品固然重要,研究的概念、问题、方法、细致程度,以及研究本身如何呈现为一个展览,是我们更重视的。



潘雨希,「全球回响:声音的人类学研究」,展览现场




2策展的思想与方法



Platan | Q3

我注意到部分策展人做的“研究工作”,不以形成确切的研究成果为目的;这似乎表明策展中的“研究工作”,与常规的文本性的研究,文史类研究以及科学研究有所不同,您认为其中的差异是什么?


巫鸿:我认为二者间未必有很大的差异,对于书斋里的研究来说,达成特定结论的只是其中一种类型;此外还有考证型的研究,或者通过研究展现出一种思想等等(例如福柯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不同的研究类型各有其价值。


研究型展览更接近于一种思辨性的工作。它通常会有一套研究程序,做一系列调查,但不一定设有具体的目的;如果说有目的,可能就是最后要以展览的方式呈现。




王欢、王子云,「寻异志——人迹、城际与世变」,展览现场



Platan | Q4

从策展人的角度来看,“研究工作”如何开展,方法论层面尤为关键。结合个人经验来谈,您认为有效的“研究工作”大概是怎样的?


巫鸿:如果拿文学来比较,我们目前评选的研究型展览类似于“短篇论文”,不是鸿篇巨制。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研究主题,包括研究对象。角度可能涉及理论性的思辨,或者具体的科学调查,亦或是对方法论本身的研究。策展人要把题目尽可能清晰地界定下来,不能过于宽泛或者过分简单。研究主题新颖一些会更好,最好不要重复别人已经研究过多次的问题。


此外,策划研究型展览还需解决一系列问题。比如,国内外在同一方向上做过哪些类似的项目?如何让方案更具实验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参考哪些文本?如何将自己的研究引入到展览空间中?策展人将研究转化为展览的过程中,是否将自己置换到观众的角度来考虑?


我之前在美国做过一个展览,题为《材质》,围绕中国80、90年代的艺术家用物质做作品,物质本身就有很强的意义,诸如蔡国强的火药,张洹的灰等等。这就是一个研究型的展览,目的在于探索物质的来龙去脉。我的研究包含每位艺术家的个案,以及该主题与全球艺术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和日本的“物派”,意大利的“贫穷艺术”之间的关系。回到目前评选的这类策展方案,可以看做是同一类型的微缩版本。



由巫鸿策划的“物之魅力:当代中国‘材质艺术’”展览现场,2019. 图为尹秀珍作品《变化》,1997. © Museum Associates/LACMA.



Platan | Q5

从“研究工作”到“研究型展览”之间,同样有很多关键的工作,策展人如何在二者之间形成有效的衔接和转化?


巫鸿对于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容易谈到我个人的标准,因为每位评委对研究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都在评选方案的过程中学习。


我自己既做研究也做策展,同时一直在思考策展能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我认为策展人的要件是需要对空间有感觉,因为最终展览是在空间里呈现,而非停留在文本。我了解的一些研究者,他们对形象毫无感觉,但对文字颇为敏感,这类研究者可能很难做好策展工作。好的策展需要具备空间的意识,图像的意识,同时也有文字的意识;能够把三者结合自然地连接起来的策展,在我看来更成熟,也更接近于我所理解的研究型展览。



(左)赵玉、龚慧,「苏格兰高原的狮子——写作的平行展」,展览现场



Platan | Q6

您刚才提到策展人的空间意识,这点我在看方案入围展时有很深的感触。“入围展”的设置非常有效,它让方案小规模的“可视化”;从中可以看出策展人在文本研究之外对空间的感知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方案的可行性。


巫鸿所以设置方案入围展很有必要,我们将场馆的平面图从一开始就发给大家,希望参与者在构思方案的阶段,就开始考虑展览的空间;每个人接到的一块区域其实很小,如何把自己的方案放在里面,这也很考验参与者对空间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包括如何在空间中呈现自己的概念。


除了方案展之外,开幕当天的讨论,让每位(组)策展人面对评委和观众,结合PPT言说自己的方案,这些环节都需要策展人们精心去准备和应对。总的来说,这项计划是让大家共同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



陈淑瑜,「焦虑的空间档案——从地洞到桃花源」,展览现场




3缺陷与价值



Platan | Q7

如果我们不限于研究型展览计划里的案例,从更大的尺度上看,您觉得眼下的当代艺术展览里,有哪些策展在方式或方法上,是值得商榷或有待改进的?尤其对于年轻的策展人有何建议?


巫鸿现在很多年轻人有海外学习经历,尤其从事研究型策展的,常常是满腹的理论。但我注意到有一种倾向,其中部分的策展人过于依赖从现成理论出发;比如,将某位哲学家或思想家的理论成果进行调整和解构。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做法,尤其是当西方人看到对福柯、本雅明理论的援引,会更容易接受展览。但这种策展方式难免有一种限制感,类似于命题作文的味道。


我有时在想,是不是非要用这种方式策展?如果一定要用,怎样才能做得更合适?虽然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看多了以后,会发觉这种类型的展览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从一段引语顺下来一个展览,它和展览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确定,就像是演戏必须有一个开场白似的,那么开场白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此外,如果在国内展览,是不是有必要引用一些西方的说法?坦白地讲,这种策展方式有一点学生气,当然,成熟地策展需要一个过程,年轻人这么做我也不会批评。


Andris Brinkmanis, Paolo Caffoni, 印帅,「幼年与历史」,展览现场




Platan | Q8

您谈到这类的展览,在国内并不鲜见,问题多半在于展览的研究工作做的不够细致充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项计划也给予了研究型展览更清晰的尺度。您能否结合当下的处境,谈谈研究型展览以及这项计划的价值?


巫鸿研究型展览并非OCAT研究中心发明的东西,国内外一直存在;我们所做的是给它一个名号,一块园地,一种支持。策展现在慢慢变成一种专业,但它不应该光是一种职业,同时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


我们做研究型展览,希望强调策展人主观的能力和作用,还有展览的主题性。在广义上或许会促进大家对策展的认识,也帮助策展人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价值。虽然艺术总是有商业的一面,但这一面如果过重就会失衡;研究型展览不强调商业的一面,而是强调知识的一面,用另外一种价值和结构来平衡这个系统。




采访 / 文字:范良骏

原文刊载于青桐公众号10月31日,感谢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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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CAT研究中心

OCAT研究中心是OCAT在北京设立的非营利性、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是OCAT馆群的有机部分。它以研究出版、图书文献和展览交流为主要功能,研究对象包括古代艺术和自上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主义的视觉艺术实践,研究范围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艺术展览、艺术思潮、艺术机构、艺术著述及其它艺术生态,它还兼顾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图书馆、档案库的建设和海外学术交流,它也是OCAT馆群在北京的展示平台。


OCAT研究中心旨在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的价值模式、学术机制和独特方法,它的学术主旨是:知识、思想与研究,它提倡当代艺术史与人类精神史、观念史、思想史和视觉文化史整体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和开放的学术研究精神,关注经典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出版与现当代艺术史与古典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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