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前世今生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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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句口号曾经响亮地流行了20余年。
这口号是几近2000万人青春岁月的写照，
抑或几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印记。
因为这句口号，
“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
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的命运中。
品
读
曾经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
1969年纪录片
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
上海《广阔的天地》摄制组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上山下乡”运动的源起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共青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进而探索出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
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5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上山下乡工作，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最高指示”与全国运动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全国的工业、教育等领域遭到重创，高等教育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连续三年的高初中生积压在校无处可去，而几千万小学毕业生无校可进。于是就有了之后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青年人口迁移。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联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省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后来，她毅然告别同学，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老三届”学生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大量青年学生待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
1968年12月22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镇的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随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冲毁一切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等。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而长久地展开起来。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
知青运动的终结
进入70年代以后，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1973年4月初，毛主席读到一封“人民来信”。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读罢来信，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中国知青运动的终结真正源起云南知青。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
云南垦区的当年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年初形成一股很大声势的“回城风”。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告结束，“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
上山下乡政策变更之后，知青陆续返城就业，但尚有大量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20万与当地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各地经过3年努力，到1981年绝大部分已婚知青已经安排了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并且解决了红卫兵组织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新闻媒体的宣传。
回顾那段特定历史的时期，以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为主人公，通过对知青生活的描写，去感知、反思那个不平凡的时代而产生了一批知青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竹林、张抗抗、王安忆、叶辛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奋发向上的篇章，还是令人落泪的作品，他们都显示了强劲的创作实力。
岁月匆匆，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知识青年多已年过花甲。许多当年插队的村庄，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这段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永远不会改变，定格了的历史是不会消失的，不会因为已经是过去的而没有价值。反过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思考，可以为现代青年认识青春生命的价值提供极大的养份。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一页，沉甸甸的一页，那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蹉跎”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个特定时期内，知青们有的快乐，有的难熬，有的热闹，有的孤独，有的美好，有的痛苦。新中国的历史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无前例，四十多年过去了，影响却依然深远。
在漫长的岁月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同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战天斗地，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1969年纪录片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上海《广阔的天地》摄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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