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妇：沧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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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妇：沧口广场

Original 2018-03-04 渔妇文学沙龙

作者简介：渔妇，语文教师，教育硕士，国家级心理咨询师。青岛市首届教育读书人物，求真吟诵社团指导老师。

沧口广场（外一篇）

文图 ‖ 渔妇

在号称南汇泉北沧口两大广场傲视青岛的年代，沧口广场尽管没有汇泉广场那么洋气——在童年的印象里，汇泉那就是“异国的港口”，在中山路上走一走，去中山公园逛一逛，如同今天到欧洲一样吧——，它确是沧口人文化生活的核心热点地标性建筑。

沧口广场的文化辐射圈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多强大，这么说吧，就像把今天的万达影院，天泰或者钻石体育场，利群步行街和即墨古街放在一起，置娱乐、购物、运动、饮食、文化于一体。

真不是夸张。沧口广场在那个年代有老少咸宜的有品位的文化休闲场所——长征剧场。剧院内有大舞台，粗木廊柱分割座位区域，可以容纳下小学全校学生看电影。当时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一个帅气男孩的父亲就是剧场的领导，我们好生羡慕！顺便八卦一下，都说周迅不是科班出身却会演戏，那是因为周迅家人就是放电影的，她从小就阅影无数，那可是童子功哪！我的这个同学学的是计算机，但长得那么帅，身材那么好，如果做演员，决不输给黄晓明。

长征剧场左边毗邻体育场。圆型看台，在孩子心目中，那是微缩版的罗马斗兽场。后来，体育场搬迁到电影院的对面，区运动会总是在那儿开。标准的500米跑道，四周是田赛的场地，最外围是我们学生观众席位，只不过是平地了。各个学校支着帐篷，运动员出出进进，服务的同学一溜小跑，体育老师给同学抹碘酒，帮同学按摩。主席台报项的音乐老师目甩着长长的尾腔，和四流中路上木扇窗的布店里的收银员一样，唱着说：“男——子——，甲——组——，一千——五——百——米——预决赛——”。记得一次我们开运动会，升平路小学闫副校长——我最敬佩的小学数学老师，和其他老师聊天，指着电影院的大宣传海报说，这个月有好片，要到长征去看《王子复仇记》等九块电影，让我萌生了对电影的向往和尊重。

体育场是开放的。晚上，这里依然热闹。众多习武的老老少少，穿着黑的、白的或是红的灯笼裤，在这里打拳、练功。

青岛的武术在全国的地位，我们用一部电影来说明。1982年，一部《少林寺》仅在内地以1毛钱的票价就创造了161578014元(一亿六千一百五十七万八千零一十四元)的票房纪录。其中有三个演员和青岛有关：饰演王仁则的于承惠老师，饰演李连杰的师傅的于海老师，饰演色空和尚孙建魁老师。人才的成长，是需要土壤的。当时几乎每个沧口的男孩子都习练过武术，因为在沧口广场北边的永安路附近，住着一位武术大家。

国内首家城市文学馆——青岛文学馆，2016年举办了一个展览。摘录当时的新闻报道如下：

早报文娱专讯上世纪40年代青岛文坛武侠小说不仅有王度庐和《卧虎藏龙》，还有一位重要的作者陈挹翠。5月15日下午2时，“萍踪侠影——陈挹翠武侠写作文献展”将在湖北路5号青岛文学馆揭幕，展览将展出由陈挹翠先生的子女提供的出版书籍、手稿、信函等文献资料，由此呈现出一位北派武侠小说家、武术家的传奇人生。

陈挹翠，原名陈若萍（1917～1988），是上世纪40年代北派武侠小说家，也是当年蜚声岛上的一位聋哑武术名手。援笔能文、掷笔能武的双重身份，令他比一般武侠作家更长于描写技击；创作有《孤雏喋血》《血溅青锋》《蛰龙惊蟒》《泰山屠龙》《金钱镖》《血滴子》《双龙斗》《金罗汉》《太极手》《荆芸娘》《沧浪女侠》等十几部武侠长篇，上世纪40年代时均在青岛当地的报刊如《民言报晚刊》、《青岛公报》等连载过，上海励力出版社曾出版单行本。上世纪80年代，晚年的陈挹翠还编写出版了《六合棍》、《七星螳螂总录》等武术书籍。这次展览的展品由陈挹翠先生的子女提供，其中囊括了陈挹翠先生保存完好的上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单行本《孤雏喋血》；生前出版、未出版的多种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手稿；生前与出版社、报社的来往信函，晚年治印的印谱及书画作品等，呈现出一位北派武侠小说家、武术家的丰富人生断面与生动历史见闻。

本来说一个月就撤展，7月份我去看的时候还依然展出着。这位奇人作品我只从网上买到了《血溅青锋》，其他价格动辄上千。

陈先生九岁发烧而失聪，上过两年国立小学，一年私塾，一生学识皆靠泡图书馆自学。陈先生四十年代在文坛上大放光彩的时候28岁，他同时为九家报刊写九部作品。但在1949年之后就辍笔了。他的很多未出版的作品让学生朋友拿去看，散落到港台等地，有的就不知所踪了。不能写小说了,他进入工会系统,,他会写作,会武术,会雕刻,会书法,会绘画,在沧口成立聋哑学校以后,还会写哑剧,创作相声。看到他写的《大杂烩》相声剧本,声情并茂。

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查拳传承人高恒仑在一篇回忆陈挹翠：“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他曾在四流中路123号成立了聋哑人生产自救组（即沧口社会福利厂的前身），主要生产打气筒里的皮垫和冲压各种垫片，解决了部分聋哑人的生活问题。同时，他还利用这个简陋的厂房和院落，办起了聋人夜校，组织聋哑人学文化、练武术。文化课老师和武术教练，都是陈若萍先生一人担任。在这所亦文亦武、如同现代沙龙的夜校里，每天晚上都聚集着几十名聋哑人，这几乎是当时沧口区聋哑人的全部。这些人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愿意告诉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父辈。无论是打架的、邻里不和的，甚至两口子闹离婚的，都请他去说合。因此，在沧口地区的聋哑人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在沧口一带提起橡胶二厂的陈若萍来，可以说是尽人皆知。”

陈挹翠先生本名陈若萍，笔名青萍、青萍道人、北海居士、翠阁士、鲜于海、大茫等，有时书画签名为乐萍。在沧口，提先生的名字，人们会一愣，那是谁？但说“哑巴”教练，无人不知。每个想学武术的孩子都得到过他无偿的辅导。

陈先生是于海的师兄，同为七星螳螂拳的四世传人。于承惠老师也以晚辈问艺于陈若萍先生，相识有年，受益有加。“陈若萍先生齐鲁武林望重，技艺超群，晚年任李沧武协主席多年，武林传人众多，于岛上武术传承功莫大焉。”（中华文化出版社《陈若萍百年诗书画印纪念册》序言）

沧口广场，沧口公园，到处有这位奇人义务传授太极拳的身影。

沧口广场与振华路接壤的那边，原来是有砖墙的。后来依墙建了一批橱窗一样的门头房。西边卖音像的，卖衣服的，震天响，东边是整日排队买炸鸡腿、酱鸡爪等的熟食品的队伍，熙熙攘攘。再往东就是广场尽头了，是沧口浴池的三层楼。在卖东西的橱窗之间，还保留着几块原来的报栏，没有被拆掉。我写的诗歌什么的，经常在这里展出。组织这个宣传栏的是沧口文化馆一位叫周守愚的老人。为了投稿，我去过周老师办公室，在沧口公园对面。考上大学，周老师非常高兴，嘱咐我多读书，写多作。他是个高大，背微驼，头发花白。对周老师，我印象里只有两个深刻的镜头：一个是他家里顶到天花板书架，把他的身高一下子比下去了；一个是大学三年级在第三人民医院见到周老师，他背更驼了，我当时心情不好，他一脸诧异地把药盒掉到地上，我大概也没去帮他捡。听同学说，周老师是老右派，妻子离婚，无儿无女，孤家寡人。后来我当了老师，知道了无偿地辅导素不相识的学生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再打听周老师的时候，文化馆早搬了，网上也查不到先生任何的资料。一个人消失可以这么干净利落。

我问过姐夫，作为七星螳螂拳的第五世传人（因为他的舅舅，就是前面说的陈挹翠先生，把自己的东西传给了他），怎么从不见你练功或收徒呢？姐夫说，我们还是遵循古法练功，不外传，在没人的时候练。那你儿子你怎么也不教呢？姐夫说，一看他就不是练功的料。练武得吃苦，太吃苦了。那这样没有新的传人，东西丢了怎么办？姐夫说，丢了就丢了呗。

沧口广场，现在叫维客广场。

六厂宿舍

关于上元节的记忆，很淡漠了。隐约是四流中路连着国棉六厂大门口的马路两旁，行道树上挂着纸质的红灯笼，圆的方的都有。方形的宫灯，一般都画着画，大概画着梅花什么的；圆的就是竹条在里面支撑着红纱，一道道的，就是装饰图案了。灯笼下方有小纸条，或是小绸布条，上面分别写着一句、两句或四句的灯谜。那时识字不多，偶尔会猜中个，多数不懂，所以兴趣并不大。

一般是我们晚饭罢，从伯父——我们跟着姐姐们胡叫，叫顺了就叫大爸爸——家走出来，正好一路走着，一路逛着，沿着四流中路，向东拐向隆昌路，再从柳林路往北转向振华路，沿着振华路一直向东，走过明真观的十字路口，进入晓翁村。最好看的是在六厂大门口着一段，四流中路上也装饰得很好，长征剧场（后改为沧口剧院）前挂没挂灯记不得了，反正其他路段就没有了，到了晓翁村更是乌黑一片。

国棉六厂当年可了不得，一则全国著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上青天”的“青”就是青岛，二则中央委员郝建秀就是从国棉六厂走出去的工人。

国棉六厂是我们家的大本营。当年爷爷家道中落，伯父和姑姑从安丘来到青岛，就在日本人开的纱厂（国棉六厂前身）工作。我爸我妈一直和大爸大妈住一起。姐姐好几岁了，爸妈才搬出去自己过。小时候，我几乎天天住在大爸妈家。其他亲戚也都住在六厂宿舍或附近。

国棉六厂宿舍分为头等房子和二等房子，伯父住的是二等房子，也不知道区别何在，只知道是日本人改的，墙体高大，墙面土黄色，疙疙瘩瘩的剌手。一个院子三四家，东西两个门进院子；院子长条形，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是一溜杂物房和厕所，南边住人。门很高，单扇的，进去是小小的厨房，再一道门进去是有大火炕的长条房间。大炕上能并排躺六七个人，缝纫机都摆在炕东北角。东墙上连着天花板是一溜吊橱，用深绿色的绸布做帘子。大爸上锁的古式的保险柜也放在上面。我们小孩子是够不着的。钻到缝纫机脚踏板上坐着晃悠，是常干的事。在炕上摆或者敲印着红字的黑白的象棋子玩，也还有印象。

从炕上踩着南窗，可以打开最上面的天窗，就能够爬出去。大人经常打开天窗探出身去晒东西——地瓜枣，萝卜干，更多的是晒蛤喇肉。姐姐们经常和邻居一起，随着落潮的时间，夜里去赶海，挖蛤喇。因为白天要上学，更大的已经上班了。

踩着大炕南墙边搭的仅能放一只脚的小木梯，就上了吊铺。吊铺的下面正对着炕前的走廊，这样，大爸家睡十几口人不成问题。吊铺也是我们游戏打闹捉迷藏的好地方。

穿过大炕房间，又是一个小小的卧室。我觉得那是自己加盖上去的，因为房间没有那么高了。这个房间堆了不少杂物，可以翻到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

那些个老房子，建青岛北站的时候才拆掉。在拆掉十几年前，大爸家就搬到第一批给职工盖的楼房上去了。所以，印象很模糊了。

在这模糊中，最清晰的是好吃的。

在那所房子里，至今难忘的是过年伯母（也是我姨妈，我妈妈的亲姐姐）——大妈煮的猪头肉，滑嫩香腻，炸的萝卜丸子，焦香软鲜，炸的“翻果子”——麻花，薄酥甜香，手擀鸡蛋面，细滑弹顺……平日里，连蛋炒饭都好吃到能吃好几碗，更不用说用烧煤的烤箱烤的地瓜了……

好像那时我奶奶还在——奶奶去世时我十岁，奶奶会从挂着口罩布做的小帘子的墙洞里拿出个小罐罐，或者是玻璃瓶，取出一粒冰糖塞到嘴里，或者是一勺红糖或白糖。那个墙洞，就是神奇的百宝箱。奶奶有一手绝活，——当时也没觉得咋样，如今细思极敬——就是擀单饼。冷水和面，揪成比乒乓球大些的小剂子，铺上面粉，轻轻一按，成厚厚的小圆饼，然后横过擀面杖，两手一推，一回，一推，一回，饼就自己旋转，一圈，两圈……几圈之后，饼已经很薄了，铺开，包住擀面杖从头卷起，刷，刷几下，再展开，再包卷，再用手推出，如此三下五除二，用擀面杖轻巧地挑着展开铺放在盖垫上的，就是一张圆规画出来的似的半透明的饼。

大妈早就在屋外的小杂物间里支起一面鏊子，烧木头或是煤，烙出麦香味来，饼上会有略鼓起的发黑的“焦点”，用力咬一口，劲道得很。

地道的吃法是一饼在手，把趁热剥皮的白滑滑的鸡蛋，垫着饼用手一捏，略有一点点溏心的蛋黄露出来；挑一根嫩的苍翠的香椿芽，或者撒上几粒细盐，从底部先上卷一下，然后从两边包卷起来，再咬一口，饼也软了，鸡蛋也不噎人了，香椿也不单调了，麦香、蛋香、香椿特有的春天的馥郁的浓香，都在口里了。如果讲究，就卷上小葱，因为据说清明节时候吃葱可以让人更聪明。

黑格尔曾说，味觉在审美上是最低级的，那是肯定是因为德国人的饭菜滋味太陋了。隔了四十年，味蕾的记忆到今天还是那么鲜活、生动，怎么会没有舌尖上的审美呢？

腊八的时候，喝过粥，姐妹小伙伴们近十个人，排着队，双手放在前面人的肩头，一边喊着“腊八——腊八”一边夸张地走着八字，游走在长得很像的一条条胡同里。除夕白天就穿上新衣，把100头的小红炮仗拆开来，拿在手里一个个地用香点上，再扔向空中，“啪”地爆裂，紧张而刺激。可以连放好几天，是最好玩的游戏。过年的压岁钱，一元就不少了，两元就发财了，有时候会有角票，不管大小，全是崭新的，摸上去挺拔而神气。有时候会特意穿口袋大的外衣去亲戚家拜年，因为口袋里会被塞满糖果、花生。

关于六厂宿舍记忆，是童年里最耀眼的，像节日的焰火。后来我想，也许是因为每逢年节，我们总是到大爸爸家过的缘故吧。

但是，这里面总有几分孤寂。也许秉性如此，也许与爸妈不在身边有关吧。总之，有一次，我给爸爸妈妈写了封信，——不会写的字是用符号代替的，不知道藏到哪里好，在小屋翻箱倒柜时发现了大爸的几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看到皮儿挺好看，就和信一起装到了一只大雨靴里。厂里学习要用红宝书，怎么都找不到了，那个年代可不是小事。大爸爸后来在鞋子里找出来，知道是我干的，一气之下，赶我回家去了。

也是因为上学了，我才渐渐不住在六厂宿舍，回到晓翁村我爸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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