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荐 | 决策，何以产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很多领域都始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决策过程也不例外。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从精英研究到派系研究，再到官僚组织决策研究”。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决策过程也被西方学者打了一系列标签，如“全能主义政府”(totalitarianism）、“官僚多元主义”(bureaucratic pluralism)、“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等。随着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不断发展演进，这些标签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政策过程领域，并尝试构建本土的政策过程理论。
陈玲：《官僚体系与协商网络：中国政策过程的理论建构和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评论》，2006年05期
1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2文章概览
主要观点
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政策过程的概念框架——政策过程由政策舞台、政策参与者与共识过程三个变量组成，政策过程的模式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产权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变量。然后，作者提出包含官僚体系与协商网络双重结构的政策舞台模型，政策舞台的制度化层面是政策提出、酝酿、构思和决策的官僚体系，社会化层面是参与政策过程的机构、团体或非正式关系网络，即协商网络，模型具体内容如下图。官僚体系提供政策过程的正式规则，其政策压力和意见传达、收敛、并达成共识的过程通常是自下而上的、程序化的过程；社会化层面上的政策协商网络则为政策过程提供了潜在的动力，其政策压力或意见的传达、收敛和共识形成的模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间断性的过程。
《新视野》2012年01期
1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文章概览
主要观点
作者认为，基于西方经验的政策过程模型难以真正揭示我国公共政策成功的动力因素，只有依据本土资源构建的政策过程模型，才有可能对当代中国的决策实践有较强的解释力。基于这一建模路线，作者提出“上下来去”模型（具体内容如下图）。这一模型包含的两个过程和各过程内的两个阶段彼此互动，并分解为四个子模型。作者提出，该模型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能吸纳以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诉求的其他政策过程模型。
《开放时代》2013年03期
1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专长为行政制度、行政组织等。
2文章概览
主要观点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决策体制不仅实现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参与性，在政策偏好集结以及体制的整体协作和系统管控方面也表现不俗，并将这一优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的“共识型”决策体制。“共识型”决策是近年来西方公共行政和民主理论界提出的一种理想类型的决策模式，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协作性、共识构建性和合作性等特点。就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言，这一体制的特征及内在机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国务院单一主体统合横向部门之间责任分割；政治共识与纵向授权统合“部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党中央”；各类综合协调机制横跨党政分野，推动体制内共识形成和决策部署；体制内部限制“否决点”，设置“接点”和“沟点”。
《中国软科学》2014年06期
1作者简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教授。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2文章概览
主要观点
作者将中国决策过程概括为“集思广益”决策（如下图），即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安排以集中代表着不同方面观点参与者的智慧，不断优化政策文本的决策过程，是一套旨在集中各方面参与者智慧、优化决策质量的程序和机制。“集思广益”型决策可以分为五个环节，分别是屈群策（发散思维）、集众思（集中智慧）、广纳言（征求意见）、合决议（集体商定）、告四方（传达贯彻）五个环节。“十二五”规划经历了基本思路研究、党中央《建议》编制、正式编制《纲要》三轮过程，每一轮都包含了这五个环节。
钟裕民：《双层互动决策模型：近十年来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
1作者简介
管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
文章概览
主要观点
通过对中国新医改方案制定过程的案例研究，作者提出，当下中国公共政策过程是官僚体系层面（政策前台）的制度环境、社会网络层面（政策后台）的博弈格局和两者界面的互动结构共同作用的过程，并构建了如下图的分析框架。政策前台是政策提出、酝酿、构思和决策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依靠正式规则运行，决定政策的宏观走向和发展路径；政策后台是参与政策过程的机构、团体或个人组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依靠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互动，通过政策博弈决定政策的微观走向；政策前后台互动过程是政策合法化的过程，其中官僚体系提供形式合法性，社会网络互动提供实质合法性，二者有效互动最终实现政策制定。
近期文章推荐
文章推荐 | 孙晓冬 宋磊：现实主义的产业政策研究：思路、进展与方向
文章推荐 | 曹琦 崔兆涵：我国卫生政策范式演变和新趋势：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本期编辑 / 青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