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5000年的文化长征

文/ 夏斌

几年前，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开设了一门新课———“唐宋以来经典文献选读”。起初，听课者熙熙攘攘，挤了一屋子，可到了学期末，敢于参加考试的只有5人。

“北大学生的古文并不差，但倘若不读教材以外的书，这与王安石当年批评的机械记诵就没有区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难免存在障碍。”韩毓海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年轻人找回读书的初心，找回对历史的兴趣、对传统的尊重。

于是，继《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两部“现象级学术著作”之后，韩毓海又带来了新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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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与得失」

上书房：现在的书籍、文章似乎越“轻”越好、越活泼越畅销。写“大历史”，会不会担心读者不买账？ 

韩毓海：大学的工作，一个是培养人的问题，一个是读书的问题。无论有没有人买账，这都是我的工作。

记得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发行过一种读书票，右边二字为“读书”，左边二字为“救国”。它形象地说明：近代以来，进步的中国人读书的目的，便是爱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国家，便是要解决“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

包括《龙兴》在内，我的书致力于讨论中华文明的使命和命运，当然也是老老实实向生活和实践学习的结果。我最在意的就是当代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得到在改革发展第一线工作的人能够喜欢、理解乃至批评。 

说到大历史观，首先是一个客观冷静看待问题的态度。中华文明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

客观自然条件上，我们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如茫茫昆仑、青藏高原、天山山脉以及东面浩瀚海洋等自然屏障。这对我们长期的和平发展，曾经是一个有利条件。但“胡焕庸线”等揭示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耕地短缺，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从大历史观之，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特别是走在世界前列，主要是靠人事、靠制度。

5000多年来，正是靠着人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我们才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文明发展的奇迹。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旦有了长时段的文明比较视野，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现在，我们生活在物质比较充裕的时代，一些年轻人确实不太愿意了解5000多年的文明史、170多年的近代史、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史、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不重视研究我们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发展、变革。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找回读书的初心。

上书房：《龙兴》讲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透过种种变局，可以看到怎样的治理经验得失？

韩毓海：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古老文明比较，中华文明很早就打掉了宗教统治。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治理中国的主要是士、门阀士族、士大夫官僚阶级这种世俗的力量。这是制度上一个极大的特点与优势。

从大的方面来看，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二者既有优点，也都有缺点。

简单地说，秦汉唐的治理主体是士和门阀士族，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宋代以降的治理主体是士大夫官僚，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近代以来，面对传统治理的溃败，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觉得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所以要“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要变法改良；孙中山“中外皆懂”，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大成就，一个是彻底解决治理者的问题，通过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工作作风的先锋队；另一个是以土地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公有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沿着这个脉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从广阔的世界视野与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我们的制度优势。

只有把这个根本优势发挥好，才能实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跨越，完成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的“彻底的革命”。 

「古典与近世」

上书房：《龙兴》里提到，中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这一判断的理由何在？

韩毓海：倘若把自秦统一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截，那中唐时期确实称得上是一条分界线。

中唐之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面向欧亚大陆，即立足于汉之武、昭、宣时代开拓经营的河西走廊，一路向西。中唐之后，随着东罗马帝国的日渐衰微、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陷入近千年的混乱期。在这一背景下，河西走廊不再是开放的前哨，生产力乃至人才资源开始转往东南沿海。 

有宋以来，中国王朝的首都都位于运河沿线，南宋更是把治理重心置于淮河以南。沿着大运河和南方良港，一系列商业城市发展起来。于是，立足于中国东南沿海，辐射东亚、东南亚的一个文明时代———“东洋的近世”真正形成。

上书房：从欧亚大陆转向东亚和海洋，宋朝的作用是不是被低估了？

韩毓海：两宋以来近400年间，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基本上是中断的。由于丧失了这一重要发展空间，大量的生产力、人才和资本只能堆积在东南方向。这些能量如果没有出口，往往会通过暴力的方式发泄。这必然造成内部纷争与杀伐，使中国重回安史之乱乃至战国之乱。

面对挑战，宋朝致力于通过制度的调节，把内部能量逐步化解，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其中的一大贡献就是，科举制度在宋代完全确立。正是科举制度，使郡县国家的治理者明确下来了，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士大夫官僚。治理者明确之后，所余的问题就是健全治理体系，以激励、约束作为“唯一治理者”的士大夫官僚阶层。 

但与此相伴，宋代以降，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清代都没有解决。同时，随着制度的日渐严密，制度从对生产力发展的“调节”开始一步步走向“阻碍”，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延续到了辛亥革命。

故严复先生直言：中国之所以有今日之面貌，无论是好是坏，十之八九为宋代造成。

「奏折与革新」

上书房：书中还提出，古代官员上书给皇帝的奏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宝贵的财富”。这一评价会不会太高了？ 

韩毓海：中国的文章历来有“文笔之分”。诗词歌赋就是今天说的“文”，“笔”主要指奏章，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学问。今天，讲“文”的人很多，对“笔”的重视还很不够。我印象中，只有钱锺书先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读书人的主业就是国计民生。他们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笔端流露出的是对财经、政治、司法等国家治理话题的认真思考。可是，今天中文系往往讲的是小资情调，却对“理天下之众者在财、理天下之众者在法”之类不太在意。结果是，平日都是文艺腔；工作后，办文办会则是八股腔。这是非常遗憾的。 

上书房：众多奏折中，为何首推柳宗元的《封建论》？

韩毓海：唐宋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最能代表这种大转变的文献就是《封建论》。毛泽东同志对这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封建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表面上看，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但实际上，汉代杂糅了郡县与封国；魏晋时期，几个大家族，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至于唐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州县之外存在独立的兵府，很多节度使还子承父业，这是典型的“封建”。 

柳宗元认为，要使郡县制真正确立起来，除了“善制兵，谨择守”外，更重要的是要把税收、财权收归中央。为此，要突出“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的地位。这也是永贞革新的实质内容。

上书房：王安石也被您列入“奏折达人”行列，这与其“实干家”的标签是否有所冲突？ 

韩毓海：列宁称赞王安石是“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为了变法，王安石给仁宗皇帝写了“万言书”。这一变法奏折，可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转变的先声。 

把行之有效的办法上升为制度，是一切改革的实质，包括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年，王安石变法针对的不是制度太松导致的社会不稳定，而是有宋以来机制僵化对治理能力的束缚问题，强调不能把“人才”和“改革者”都关进笼子里。这体现了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的深思熟虑。 

「“不能”与“不想”」

上书房：如果说“不能干事、不敢干事”属于制度僵化造成的问题，那“不想干事”的精神懈怠问题又该如何对症下药？ 

韩毓海：对于这个问题，陆九渊有过一番思考。用他的话来说，做士大夫，做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 

在陆九渊之前，儒学大体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一种信仰。对当时的宋人来说，孔子已经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了。所以，面对儒家和孔子，至少有三个问题： 

第一，1000多年前的儒家怎样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但没有解决。 

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在南宋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 

第三，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做一个背诵他们语录的人？ 

陆九渊的应对之策是做“简易功夫”。他将儒家思想概括为两个字———“亲民”。强调天下只有一事，就是民事，即老百姓的事；儒家思想归结于一事，就是“亲民”，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陆九渊认为，全心全意去“亲民”，把百姓事当成自己的事，是最大的超功利，是儒家的真理。如果说儒家也是一教，那它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民的“亲民教”。 

上书房：陆九渊为何能抓住“亲民”这个主题？

韩毓海：陆九渊曾任荆门军知军。荆门位于江汉之间，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北方的军队一旦占领荆门、襄樊，即可挥师直下江南。自三国时代起，这里便成了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害。 

史料记载，陆九渊到任时，由于官员懈怠，加之财政困难，荆门这个关乎天下兴亡的战略枢纽，竟然连城墙都没有。于是，陆九渊发动民众，一起动手修建城池，“又郡学、贡院、客馆、官舍，众役并兴”。这一举措显著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进一步来看，陆九渊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他从内在道德法则出发，提出了治理者的激励约束问题，并把“亲民”作为一个考验标准。

为了探究真理，陆九渊与朱熹进行过多次坦诚的思想辩论。这开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学风，所谓改造作风、改造学风、改造文风，可谓朱陆之辩的深远历史意义。

「“关门”与互鉴」

上书房：在厚重的历史面前，今天的研究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韩毓海：同样作为研究者，我想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方向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世界观、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二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同时，立足中华文明这块大地，还必须具备文明互鉴的视野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三是全球治理问题。当前的一个任务是，如何把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现实生活中，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是研究自己，也要注重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与伊斯兰、斯拉夫、拉丁美洲、非洲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中，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坦率地讲，从朱熹到乾嘉学派，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可谓不细致，但这是“关起门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今天是不够的。

上书房：作为一名畅销书的作者，您对普通读书人又有何建议？

韩毓海：在一个信息化时代，读书还是要有重点。其中，马克思的书是重点中的重点，这是因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1852年之后，当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马克思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他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出发，深刻思考了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很多读书人对马克思的原著读得比较少，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往往是从教材甚至道听途说而来的。这构成了一个知识薄弱环节。 

此外，读书还要成系统。我前面说中国主要是靠人事和制度上的不断改革，方才应对了历史上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客观条件上的种种瓶颈和不足，这也是吸纳了包括钱穆先生在内许多前人的观点。

因此，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必须系统熟读《商君书》《盐铁论》《陈六事疏》《读史方舆纪要》《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重要文件。

读了这些文章，就能对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的改革、革命有一个初步的理解与领会。

（转自上观新闻上书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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