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玩具船长”《大岛小岛，咸咸就好》（2012）的专辑封面【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的媒介历史促使我们关注声音流通方式的演变，这些流通方式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它们带来的空间想象方式。本文将声音研究的洞见与基础设施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对话，探索音乐流通方式的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听觉实践如何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社会和空间的更广泛转型相联系。我将焦点放在“星外星唱片”，这是一家自21世纪初以来，通过参与创新的商业实践而崭露头角的广州唱片公司，这些实践包括社交网络网站、组织现场演出和致力于独立乐队。我分析了这些声音的基础设施如何反映并促进与中国不断演变的经济和政治理性相联系的新的流动性和跨地方连接，探讨由此产生的听音实践如何与当代中国的私有化自我观念和主体性产生勾连。变化中国的声音基础设施、音乐流通与聆听实践
Sonic Infrastructures, Musical Circulation and Listening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亚当·基尔曼（Adam Kielman，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Adam Kielman (2018) Sonic infrastructures, musical circulation and listening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und Studies, 4:1, 19-34. 有删节
近期的研究着重于探讨在地理、空间和规模方面，中国区域性媒介的空间布局如何反映并影响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电视、印刷媒介和互联网上，而声音这个领域却相对被忽视了。从广义上讲，声音包括音乐、语言声音以及它们组成的声音环境，在中国的人的情感表达、空间和国家认同方面，声音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是这些更大的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媒介史中声音的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他们对空间的想象方式。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在大约持续了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媒介系统“反映并象征空间等级制度”，这个系统以北京为中心，按地理行政区域和规模进行划分。这些媒介系统的声音代表是在50年代早期建立的有线广播网络，这个网络通过扬声器将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的家庭、工作场所、宿舍和公共空间与源自国家首都的声音连接起来。北京制作的新闻、政治演讲和音乐节目穿插着包括天气预报和农业信息在内的本地内容。作为连接当地广播站、通讯线路和扬声器的物质基础设施，该设施通过感官将公民与国家首都连接起来，不仅通过它传播的声音起作用，而且通过它的可见性起作用。此外，“集体收听”的实践（由当地干部领导群众共同收听并讨论节目内容）通过声音强化基于集体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将听众塑造为中国民族国家的主体。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时期，市场化改革和商业化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媒介，声音在中国内外的流通方式也变得丰富而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新途径是“打口碟”，它主要是一种被北美和欧洲的唱片公司和零售商废弃的CD和磁带，这些打口碟通过新兴的全球废物贸易流通到中国，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这些碟片绕过了虽然私有化但仍受国家控制的广播媒介，也规避了音乐进口或国内发行的严格法规。打口碟不仅表达了蓬勃发展的青年文化和相对应的新兴个体生活方式，还通过在中国南方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和文化脉动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时代的有线广播和改革时代的打口碟只是20世纪中国复杂媒介景观中的两个例子。我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了这两个例子，以便为本文剩余部分的民族志分析提供一些历史背景，而这两个例子在物质、空间和声音属性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交织引发了我对基础设施人类学的关注。这个领域“既探讨技术系统也探讨文化系统之整体，这些系统创建了制度化的结构，使各种货物流通，将人们连接、结合成集体”。虽然拉金（Larkin）的研究展示了这种方法在媒介研究中的广泛实用性，但中国声音基础设施的这些例子突显了这种方法在将声音和聆听实践媒介化时的特殊实用性，并进一步引发本文延伸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既借鉴又细化了基础设施人类学和声音研究的框架。首先，这两个例子强调了媒介系统的物质性和空间性如何深深嵌入并受到更广泛的空间形态影响，而这些空间形态又与经济和政治理性有关。受到列斐伏尔（Lefebvre）、以及那些借鉴他的地理学家和理论家的启发，我们看到空间重组是推动和实现更高级别经济和文化重组的基础，也推动和实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更广泛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因此，许多学者把空间、地点和规模的问题视为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核心。基础设施支撑并揭示了它所嵌入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系统，它们不仅促成空间之间的交换，而且对于空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因此，媒介的基础设施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和空间变革相互交织的重要切入点。更进一步，中国的空间特性——包括长久以来的标量系统和近几十年来经历的快速变化，都为理解声音流动如何与更广泛的空间形态相互关联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第二，这些例子让我们注意到聆听实践通过在关系中感知空间性构建主体性的方式。我理解声音和聆听是知识构建的重要方式，我的分析受到那些将聆听的实践和历史与空间、地点和自我交织问题相联系的研究的启发。感官体验和主体性无法从地点问题中剥离出来，相反，“地点是最基本的身体体验形式，是自我、空间和时间紧密融合的场所”。菲尔德（Feld）的新词“声音意义学”（acoustemology，或译作“声音知识学”）描述了“声音感知、知识和想象的地方性条件，在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s）强调音乐流通、唱片业和物理媒介以及技术和硬件的其他研究中，基础设施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和媒介化的社会中，它不仅突显了声音、聆听和知识之间的联系，而且让我们关注自我概念如何与空间和地点的声音感知产生关联。再次，当代中国的情况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许多学者将改革时期的经济私有化与中国主体性的根本变革联系起来，并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威权中心控制和新自由主义元素如何混合并重新定向个体观念。这部分归功于空间的政治学。在当代中国，声音和聆听是“自我之力”（powers of the self）得以表达的重要方式，因为声音能同时应对经济、政治和情感问题。因此，本文对声音基础设施的方法论阐述弥补了人类学视角在这些过程中的不足。在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s）强调音乐流通、唱片业和物理媒介以及技术和硬件的其他研究中，基础设施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和媒介化的社会中，文化上独特的“地方感”通过文化上独特的、历史上构成和动态发展的声音基础设施来“回响”。“声音基础设施”包含和连接着许多东西——传输媒介声音的技术基础设施（从通讯线路到光盘，再到社交网站）；将某些声音置于“环境”中并促进其发展的政治制度；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将音乐家和听众带到一个新的地方；试图影响在何处、何时、由谁听到的内容的公司关系；甚至是运送音乐家巡演的高速铁路。此外，我的意思是说，新的和不断变化的声音基础设施的演变和分层，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倾听方式，揭示并促进了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有观点的聆听”：星外星唱片和中国转型中的音乐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家最初相对低调、针对小众市场的广州唱片公司凭借其非凡的成功，一跃超越竞争者，成为全球音乐业转型的领导者，同时也成为中国最大的CD分销商之一。在受到盗版和新兴数字音乐分销服务挑战的音乐产业尘埃中，星外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外星”）通过创新的商业实践发展壮大，这些实践共同代表了中国音乐产业的结构性转变，以及新千年中国更广泛变革的声音基础设施。我在这家唱片公司完成了长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以下的内容基于我与唱片公司高管和员工的采访，以及2014年之前和之后较短时期在商务会议、录音会谈和与乐队巡演中的参与式观察。星外星公司由周小川于1997年创立，最初主要录制、制作、出版和推广中国传统器乐音乐的CD。发现这个市场相对有限后，周小川开始谋求建立与主要唱片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开始，周小川的目标——用他的话说，是“比较不受欢迎的音乐，基本上除了主流流行音乐之外的任何音乐”，这包括西方的古典音乐，以及爵士乐、摇滚乐、世界音乐和新时代音乐。部分原因是，周小川找到的音乐版权价值已经大大贬值，尤其是对中国的发行权。然而，星外星CD出版业务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介绍音乐的背景。周小川在谈到公司历史的那段时期时，强调公司为了做出准确的歌词翻译（“无论是法语还是英语，盖尔语还是非洲方言”），以及为封套注释写出经过深入研究的艺术家和音乐的中文介绍所做的努力。这与当时广泛传播的打口碟、盗版CD和MP3下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音乐为听众提供了分离声音源和语境的听觉体验，是诺瓦克（Novak）在讨论“全球媒介的新兴开源文化”时所说的典型情况。周小川的哲学思想被概括在星外星的企业口号中，那就是“有观点的聆听”。聆听是一个复合动词，描述的是对现场表演或艺术音乐或重要演讲的很尊重的倾听。如同这个口号所表达的那样，它暗示了一种密切倾听的知情体验，这种体验既激发了对音乐的情感联系，也引发了对音乐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思考。星外星定位自己不仅是一家音乐唱片的出版商，也是“品味制造者”和优质音乐的策展人。正如周小川自己所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的审美标准推荐好的音乐。所以，很多人通过我们的推荐和购买我们的CD来了解音乐，长期以来，他们对我们的品牌产生了信心”。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星外星的扩张与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工业私有化和媒介自由化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始于80年代，其中，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在讨论这一时期的中国时，张鹂和王爱华认为，改革时代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理性，而且私有化成为一种“解放了企业家精神和自我力量的技术手段”。他们用“远离社会主义”来指涉由“新自由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主权的结合”触发的中国社会改造，并用私有化连接新形式的经济参与和特定结构的“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再造”。罗菲尔（Rofel）也通过对欲望表达的民族志分析，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新主体性形成的关系。这些学术研究帮助我们去理解“有观点的聆听”这种私有化的听觉实践，这种实践代表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自我、消费主义与欲望的新观念。周小川创立的星外星在发展业务时采用了一些新颖的商业实践和结构。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周小川试图控制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以更好地利用这个商业领域。因此，CD、光盘盒子和印制的内页都在珠江三角洲的工厂生产，这些工厂都严格受到星外星的管理和控制。星外星不仅通过主流媒体销售商进行发行，还通过自家的在线网站和在全中国的实体店进行销售。这众多环节组成的公司化音乐产业形象，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私人音乐基础设施，它紧密地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与跨国文化有着鲜明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像在打口碟时代那样混乱无序，而是由一群受教育且有全球视野的人精心调控，他们的“观点”吸引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通过“认真聆听”音乐来表现经济崛起：这是“从‘群众’到‘观众’的思想变化，是中国媒介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星外星的口号“有观点的聆听”就是这种变化的象征，购买星外星CD的消费者在聆听时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早期音乐基础设施所塑造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这家唱片公司提倡的新型聆听方式（如上一节所论），还有它促进的物理连接和音乐流通，它们揭示并强化了近几十年来中国更广泛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空间得到了重组。我将简要概述这些空间变革，然后再思考星外星新业务的空间性（作为声音的基础设施）如何与它们关联。在中国，由省、区、县和乡组成的四级层次结构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是以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一体化空间行政构造。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最重要的空间构造，并反映在前文讨论的有线广播系统的物理基础设施中。几条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脉络一定程度上打乱或复杂化了这个空间和规模体系。这一趋势始于早期的改革时代，并在近年来加速。首先，在行政层面——特别经济区的设立（一开始是80年代初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都位于中国南部）严重打乱了这个体系，这些单位旨在通过指定的通道建立中国与世界的新联系。其次，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使得除北京外的其他城市也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第三，珠江三角表达了新的空间形态，重新定位其规模构造，整合了特别行政区（和前外国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门，并连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之外的华人社群。接下来，我们将思考星外星的新业务如何成为声音基础设施，又如何与这些空间转变相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上述所有的空间转变都是由伴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的新的流动和跨地方性的归属模式所激发和推进的。这些新的流动和归属模式与中国的“户籍制度”（通常被称为“户口”）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制度建立于1958年，将中国公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并根据这种二元分类给予他们不同的权利和获得国家服务的机会。一个人的户口还将他们与户口登记的具体地点（村庄或城市地区）绑定在一起。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渐变得容易，但要改变这一点仍然非常困难。2014年，中国对该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取消了农业/非农业的划分，并承诺进行其他改革，同时还制定了新的法规，旨在增加城市人口，但目的是把人口输送到较小的省级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人口比例很小，估计只占人口的0.6%。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特区的建立，工业化的推动，以及现在新技术和创意驱动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市地区工作，但仍然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生活在两地之间。因此，近几十年来，对户籍制度的微妙而缓慢的改革，鼓励了中国的大规模流动，但也决定了这些流动的条件。据官方估计，现在有六分之一的中国公民居住在户口所在地之外。在这些背景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星外星唱片公司位于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它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位于广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些媒介学者观察到：“全国地方等级的重构迎来了一种新的国家媒介格局，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方面具有与中央相匹敌的真正潜力。”从80年代初建立最初的经济特区，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都巩固了该地区与经济改革的联系。中国南方经常被描述为文化上相对自由，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具有全球参与性的地方。这为星外星通过制度化的声音传播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创造了重要的背景。自90年代以来，星外星公司以广州为大本营，其主要业务是获取世界各地专辑的许可权并二次发行，将更多的中国听众重新纳入全球音乐潮流。而在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中国大陆基本上被这些全球音乐潮流所孤立。随着星外星的扩张，周小川寻求与大型国际唱片公司建立独家代理或合作伙伴关系。作为环球唱片的中国大陆独家代理，以及索尼和华纳的合作伙伴，星外星与全球唱片业紧密相连。此外，星外星也是包括台湾的滚石唱片和香港的金牌大风等代表主流华语乐坛巨星的几大亚洲唱片公司的中国大陆独家代理。通过这些方式，在将中国听众与世界各地的音乐声音联系起来，并将中国大陆重新连接到全球和东亚地区的音乐脉动中，星外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星外星近年来追求的新业务模式，创新地利用了不断演进的技术、变化的人口结构和转变的文化政治所带来的新机遇。周小川表示，到2014年，CD销售占据了星外星业务的70%，剩下的30%则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新业务组合，其中许多业务以新的方式将中国的音乐创作者和听众联系在一起，从而追踪和强化了中国境内外各地之间的跨地区性的联系。这些新声音基础设施的空间性与有线广播的空间行政层级结构以及打口碟所呼应的全球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并且与星外星在90年代和2000年初追求的更为传统的音乐产业模式所表现出的全球和区域整合有所不同。自2012年以来，有两支我一直密切接触的与星外星签约的广州乐队。第一支乐队是“玩具船长”，他们的演奏风格被唱片公司描述为“海洋民谣”，这种风格借鉴了自2000年初以来广受欢迎的“城市民谣”风格，以及雷鬼、各种非洲—加勒比元素和台湾流行音乐。主唱来自中国东海岸的一个小岛南澳岛，我们可以通过渡轮（自去年开始，也可以通过桥梁）从广东省最东北的五个最早特区之一的汕头市抵达。玩具船长的所有音乐都用主唱的家乡话（潮州方言）唱出，这种方言能被整个地区的潮州人，以及分散在东南亚等地的广大华人社群所理解。大多数歌曲是对南澳岛上地方性生活的怀旧赞美，反映了这个岛屿（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正在经历的更广泛的变化。第二支乐队是马帮，他们的表演融合了民谣、摇滚和雷鬼，注入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和广西省的彩调元素。主唱叶宏钢用他家乡的桂柳话创作了乐队的歌曲，桂柳话是在他的家乡（以生产钢铁而闻名的工业中心柳州市）所说的西南方言之一。柳州市位于一片更广阔的山区中，这个区域与壮族和其他传统居住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关，这些民族继续在区域文化上产生重大影响。像玩具船长一样，马帮的许多歌曲都关于主唱家乡的本地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支乐队都在广州成立，但对每支乐队来说，另一种区域性身份是他们音乐理念的核心，这种区域性身份的元素——包括所唱的方言、歌词主题和内容、音乐风格的元素——都被有意识地重构，并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音乐实践重新组合。对于每支乐队来说，音乐本身阐述了新的空间归属方式，反映了声音的基础设施。这些方式可以被广义地称为“跨地方性的”方式，意味着能够归属于多个地方，是在多个地方之间的生存方式。在讨论这种音乐的跨地方性如何运作之前，首先需要注意一些历史建构的关于声音、地方和人的思考方式，这些方式正在被重构。声音和地方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每一块土地都有自身独特的声音”。 从两千年前的《诗经》里的“国风”篇章（根据诗歌的起源地区进行分类），到按地域和民族划分章节的大型《中国民歌集》，再到中国音乐学中用以描述汉族民歌地区差异的“色彩区”概念，中国有一种深厚的传统观念，即将地域、人和音乐声音视为紧密相连。此外，这种思维方式还与人类学家费孝通对“乡土”的理解相呼应，他在1947年的关键著作《乡土中国》被直译成英文“来自土地”（“from the soil”）。虽然这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但在眼下，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种空间决定论，它将人和社会的特性与土地本身联系起来，并把理解乡土为“亲属关系在空间上的投影”，以更广泛地理解“地理位置（作为社会化的空间）”。将这些思考音乐的方式与上一段讨论的相结合，这些话语描绘了人、地方和声音（包括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这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中得到了重新解释，包括玩具船长和马帮，他们通过他们的音乐反映着跨地方性。这些同构的空间和声音想象进一步被新的声音基础设施所改变，这些基础设施使这些音乐可能并使其流通。“跨地方性”的概念能帮我们理解中国新的流动性和对地方的新认识。他们认为，改革时代、经济重组和放宽的户籍制度使得人们不仅地理上的流动性增强，而且出现了新形式的联系和对空间的新理解。“跨地方性”有四个特征。首先，它不仅指空间上的流动，而且涉及到我们的思想和想象；其次，新的流动性会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第三，这些新的流动性反而会强化而不是消除地方身份感；第四，我们需要把当前的“跨地方性”理解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要注意民族国家在定义地方、规模和地方概念中的变化。此外，省级媒体通过生产和消费地方的媒体内容，帮助地方和省级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媒体也在帮助人们建立一种“跨地方的归属感”，也就是说，让人们能够同时认同多个地方。星外星的新兴声音基础设施推动了这种新的空间想象和归属方式，包括它们的独立音乐厂牌“留真音乐”和社交网站“YYQ.com”。“留真音乐”是星外星的独立厂牌，它在公司文件中自称致力于支持和推广独立和原创音乐。留真音乐厂牌最初的设想是根据星外星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对已经发布过的专辑重新授权、二次发行并推广，这样就可以让新的听众接触到这些音乐。不过，留真音乐的重心更偏向全中国的独立音乐。到了2014年，这个厂牌改变了工作方式，自那时起，它成为了华南地区独立音乐家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更大公司的一个新的、小型的、实验性的部门，留真音乐试图将传统的音乐产业商业模式和新策略结合起来，以便接触到一个既分散又联网的听众群体。这些听众既有全球视野，又对本土和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热爱。留真音乐更加关注艺人管理和商业现场表演，而不是唱片的销售。到目前为止，它已经签下了来自华南地区的四支乐队（包括马帮和玩具船长）。每支乐队都与留真音乐签订了五年的合同，留真音乐会从乐队的所有表演费用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对管理乐队和提供丰富的录制、品牌推广资源的回报。在它创立的最初几年，它与星外星的另一个项目YYQ.com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社交网络网站已成为独立乐队推广自己和粉丝发现新音乐的主要渠道。虽然微博、微信和豆瓣等综合性社交媒体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星外星的初创项目YYQ.com成为一个专门致力于音乐的社交网站。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集成平台，乐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推广自己，发布他们的音乐，获取表演机会，接触粉丝，甚至定制并向粉丝销售乐队的商品，力图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周小川在描述YYQ.com时，提到了一种更大的商业策略，即销售的不是CD或者MP3，而是“渗透到客户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服务”。YYQ.com经常在广州和其他城市的场所赞助表演，带来各种各样的新兴乐队，并雇佣了一位全职摄影师和音乐记者来记录表演，为他们的网站撰写专题报道。YYQ.com的努力表明他们意识到并试图利用的力量——快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市场细分音乐场景网络，这些场景专注于从民谣和雷鬼到嘻哈和金属等各种音乐风格。周小川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整个互联网世界出现的许多市场细分的反应。音乐粉丝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音乐。粉丝可以对各种不同的东西产生兴趣。然而，要进行实际的音乐互动实际上相当困难”。YYQ.com的目标是促进这种“实际的音乐互动”，并将其变现。因此，YYQ.com在多个城市的本地场所建立现场连接，培育本土和跨地方性的音乐场景，这些音乐场景自然而然与主流的华语流行音乐区别开来。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研究声音、空间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基于声音基础设施的方法。这个方法受到声景概念的启发，但也对声景概念的普遍化倾向和模糊的运用方式进行了批评。声音的基础设施就像声景的构造一样，既包含了声音空间实践，又包含了描述这些实践的“元话语”，还包含了让我们能体验到声音空间的文化和感官条件。和声景一样，声音基础设施是公开流通的实体，它既是社会实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又影响着这些实践、政治和意识形态。然而，我提出“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希望大家注意到，构成我们当代社会声景的，是一套复杂的技术和文化系统，而这些声景和媒介系统也可能和更广泛的运动、实践、话语和物体相互影响。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声音结构的物质性和空间性，以及构成基础设施整体的系统性历史分层。同时，我也对“景观”的空间理解提出了质疑，我认为空间不是一个预设的范畴，而是一个过程，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下的结果。这些观点由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引发，在中国，空间、自我认识和媒体系统的结构正在快速且混乱地变化着，这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变化中的广泛交织和偶尔的不协调。在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声音的基础设施揭示并塑造了他们所在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空间结构，理解地方、国家和全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断变化和复杂的政治情境下塑造自我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