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敢于逆鳞的经济学家孙冶方被打入秦城
孙冶方
敢说“不”的经济学家
何亮亮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节目
中国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模仿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过早在1950年代中期，学术界就出现过针对计划经济运作规律的反思者和异议者，但是有勇气这样做的人呢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上通中央和国务院，下连全国经济系统，并参与重大决策的拟定和讨论，当时的所长是孙冶方，孙冶方在1956年冒进期间，1958年大跃进期间，1959年庐山批彭期间，都曾针锋相对地大唱反调。
孙冶方指出，中国企图通过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唯意志手段，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导致巨大的灾难。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把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引进计划的范畴。进入1960年代后孙冶方进一步指出，以“自然经济论”和取消商品流通的乌托邦思想来规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纯粹是天方夜谭。
孙冶方还特别借重所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组，该组成员包括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顾准，张闻天曾在庐山会议上以长篇发言支持了彭德怀，毛泽东说他“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顾准则是因为撰写中国第一篇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文章以及“反苏”言论，而获罪的“摘帽右派”，他是孙冶方上门请来的“高参”。
顾准
政经组成员虽不多，在中科院却很出名，那么对经济所和孙冶方最为不满的，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和陈伯达。1964年10月初，康陈亲自将经济所列为全国文教界“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以中宣部的名义向该所派驻了多达70人的大型工作队，孙冶方随即被康生、陈伯达把持的报刊点名批判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罪状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心极其险恶”，在批判大会上，面对暴风雨般的批判，孙冶方说，对于我来说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准备收集材料，准备反击。
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张闻天，被押去天津残酷批斗后，在台历上写下一个格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顾准则说，“吃了人民供给的粮食，理当有所报偿”。
1968年4月5日康生下令，孙冶方被正式逮捕入狱，关押七年零五天，顾准是被送去劳动改造，张闻天被监护遣送到了广东肇庆，三个人当中只有孙冶方幸运地看到了文革浩劫的结束。
张闻天
回忆孙冶方同志二三事
王元化
原载《解放日报》
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鼓励他尽量“放”，以便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再将他一棍子打死。他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决定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底，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有人劝他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1964年，康生、陈伯达给孙冶方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后，严正声明:“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戴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
他坐了7年的牢，在牢中一直坚持写“论战书”。他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85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1975年他被释放出狱。押他回家的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他回答:“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回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一次江青在大寨讲话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文革”后，他快70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作读书笔记。1978年6月下旬，他批评了“唯上”的学风。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1979年9月他经过超声波检查，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修良大姐听人说，这报告是“他用两条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条强坐起来”写成的，这事使修良大姐热泪盈眶。
1980年代孙冶方与张卓元在一起
1982年，他为影片《天云山传奇》进行了申辩。这部影片放映不久就被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上的反映”。他不顾身患绝症，撰文反驳，这时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距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和孙冶方孤岛时期分手后一直未见过面。1978年5月27日他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那时我尚未平反，想尽了办法弄到一张入场券，坐在后排远远地望着他，这是我们分手40年后第一次重逢。次年，我为自己的案子上京申述，姜椿芳带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作长谈。“十二大”时我们又见了面。大会开幕的那天，趁会前的空隙，我从拥挤的大厅中把《天云山传奇》的作者鲁彦周找到和他见了面。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去世后，他的助手把他的一本遗著寄给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冶方同志把书放在床边，本想等身体好些亲自签名将书送给你，但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只好由我在书上盖了他的图章，以表他的遗愿。”
读完修良大姐记孙冶方这本书后真是感慨万千，它使我回到孤岛时期刚刚入党的年轻时代。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他们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孙冶方、陈修良、林淡秋、姜椿芳、黄明，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
陆定一探望病危的孙冶方
延伸阅读
孙冶方与顾准的友情
罗银胜
原载《纵横》 2008年第10期
1
1982年9月，孙冶方抱病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溘然长逝。
孙冶方临终前交代后事时，一再叮嘱他的两位学生、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同志：将来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六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原来，他在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问题作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性问题与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对于孙冶方临终嘱咐的这件事情，张劲夫同志曾以《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为题发表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引者注)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
“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1950年代这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且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情，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责。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异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而孙冶方、顾准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实在具有“超前”意识。
根据现有资料，顾准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索，先于孙冶方，因而被他们的学生吴敬琏先生推崇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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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顾准进入中央党校，作为期一年的学习，他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学习时期，开始比较系统地攻读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并翻阅大量古今中外学术著作和中西历史。
此时杨献珍同志是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为了使广大师生真正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杨献珍大力倡导“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使师生政治、业务水平双提高。
处于这种学习环境之中，顾准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架，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努力探索，在经济理论上攀上了一个高峰。其间，党校还组织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同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给他一定触动。
经过认真的反思，顾准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生质疑，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和“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等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集中地反映在顾准所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
1978年孙冶方（中）与林凌（右）在云南石林
《试论》的构思与写作，是在次年9月党校学习结束后，顾准第一次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中间曾数易其稿，最终定稿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三期。《试论》写作的目的是，第一是想把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而不局限于农产品收购，第二反对当时倡导的、不久还见于实行的生产资料价格某些观点和措施。
《试论》的写作前后经历约一年，为了写好它，顾准便与孙冶方交谈请益。并向他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
孙冶方和顾准通过见面和电话交谈，相互启发，碰撞出可贵的思想火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试论》两篇文章。对于他们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后人给予极高的评价。
吴敬琏指出，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
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规律。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
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他们的可贵贡献，将载入史册，后人将会看到孙冶方与顾准不仅志同道合，而且高谊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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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冶方与顾准的交谊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上海“孤岛”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使顾准与孙冶方互相结识，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
当时，孙冶方和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
王元化认为，能与孙冶方、顾准这样的思想家、学问家一起成为地下工作的战友，“这是很特殊的。这就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不能成为一个典型，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的。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我那时才十几岁，娃娃嘛。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感染给我，印象很深。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非常怀念，但是后来这些人几乎全军覆灭……”
1940年代上半期，孙冶方、顾准虽然先后参加新四军，但所在根据地区域不同，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45年11月顾准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以后，才有机会与一直留在苏皖边区的孙冶方共事。不久，两人又分手了。
回到华东解放区后，顾准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财委委员。这时财委中还有不少是顾准熟悉的同志，其中就有原来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冶方、徐雪寒等人，孙冶方还兼任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他们一见如故，热情相待，工作上互相支持，非常协调。
上海解放后，顾准转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与此同时，孙冶方转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等职。
由于当时百废待兴，他们承担工作又相当繁重，一位忙于力争使上海财税工作做到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一位则积极组织领导华东的工业建设工作和高等财经教育的管理工作。几乎都是马不停蹄，但只要一碰到一起，他们两位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对各自的工作充满了憧憬，又互相给予鼓励，会面是愉快的，气氛是热烈的。
1980年孙冶方(右)与堂兄弟薛暮桥在无锡
1952年，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错误撤职，1953年调至北京。孙冶方也于1954年离开上海，调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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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顾准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不久，孙冶方被任命为该所代所长(1960年后任所长)。在此前后，他们互相切磋，积极倡言重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作用，发表宏论，一鸣惊人。
“反右”开始后，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眼看老友遭受厄运，孙冶方心急如焚，他设法竭力保护，终因势单力薄，回天无力。在顾准下放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关心着顾准。顾准于1962年5月被摘“右派”帽子，再度进入经济研究所。孙冶方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将他安排在政经组，分配的任务是会计研究。
孙冶方为顾准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工作环境，在孙冶方领导下，顾准勃发了高昂的科研干劲。他围绕会计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写作与学术研讨等活动，他专程去上海进行实地调研，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教授讨论。不久顾准就取得他对会计学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定名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若干基本问题》。
孙冶方主持经济研究所的一段时期，所内学术空气浓厚，互相争鸣，敢言人未有之言。孙冶方的经济研究针对时弊，提出诸如“生产”、“流通”、“分配”、“利润”、“折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恳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孙冶方一再主张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求异存同”，争论双方应该互相找差异，不断提高科学水平。因而所内各种学术活动频繁。
顾准除会计研究外，也参加多次学术讨论会，扩大了思路，取得了成果。他不仅恢复了与经济学界的接触，还恢复了与实际经济生活的联系。他搞起了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发言稿，一篇后定名为《粮价问题初探》的“内部研究报告”，一篇是和余霖(薛暮桥)商讨价格问题的论文，顾准自称这些都是“刍荛之献”。
在孙冶方的影响下，顾准勤奋工作，在办公室往往一天干10小时以上，除了找一些会计书籍、期刊之外，还广泛浏览外面无法看到的《译丛》《动态》，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以及哲学、历史、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期刊资料和外文杂志，扩大了思路，使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又有了新的创见。他还埋头翻译了熊彼德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孙冶方联系，交商务印书馆付排(后因顾重新被戴上右派帽子而延宕，“文革”结束后正式出版)。
其时两个人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是非常接近的。譬如说，孙冶方非常强调利润，他凭着赤胆忠心，不顾个人安危。在1963年底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又发表利润问题的演说，引起了人们的担心，恐怕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因而劝他:“外面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孙冶方激动地说：“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1964年四五月间，孙冶方又在一次会议上呼吁“不要匆忙给人家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受此鼓舞，顾准理所当然给予呼应，同年5月，在经济研究所政经组学习会上，他谈了学习体会，再三“强调当前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得到了孙冶方的赞许。
孙、顾等人的研究，放到当时的国内环境来看，显然是不允许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始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替代，经济工作也被违背客观规律的所谓“突出政治”而左右，等待经济所的同仁将是无休止的批判、揪斗，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命运。1964年秋天，形势发生逆转，康生、陈伯达等人迫害无辜，孙冶方被断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顾准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同时在经济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由于发表《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也被无情指责。
那伙人为了证明当时经济所存在“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问题，并把包括顾准在内的众多研究骨干一网打尽，还诬陷顾准是清华大学学生的一个反动小团体的幕后策划者。当时顾准有一外甥，正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就读，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根据顾准之弟陈敏之回忆，当时大动干戈，严密追查，原因就是“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了天条。
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无关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反复折腾以后，1965年秋天，孙冶方和顾准分别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之职，并把他们下放到京郊房山周口店公社韩继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这些都发生在“文革”前夕，不久，“文革”开始，他们又是在劫难逃，遭受悲惨的境遇。1968年，孙冶方被投入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顾准则被揭发、被批斗，妻离子散，令人心酸。真正潜心关于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理论研究只是1972年干校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后终因积劳成疾，于1974年12月3日不幸病逝。
第二年，孙冶方出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每天清晨都要去河畔散步，以寄托对顾准这位亡友的思念。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为顾准的平反，奔走呼吁，终获解决。而顾准生前非常自信地对人说过：“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可见，他们两人情深之至。可是，在历经劫波之后，两位心心相印的战友终未见面，天人永隔，令世人扼腕。
孙冶方生平
1983年2月22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北京逝世。孙冶方在遗言中说：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掉会，骨灰撒入故乡太湖。孙冶方生前有一句名言：“我一不改志，二不该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又名孙勉之、叶菲木、宋亮等。无锡县玉祁镇（今属惠山区）人，生于1908年10月24日。1920年夏，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1924年7月，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讲堂的翻译。其时，他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
1930年9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在陈翰笙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前往江苏等地从事调查研究工作。从此，他便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
建国初期，孙冶方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以后他调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从事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1956年写出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著名论文。195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他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还强调“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
孙冶方这种有胆有识的做法，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里，被视为逆潮流而动，曾被打成“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4月4日，孙冶方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逮捕，关在秦城监狱的独身牢房中达七年之久。他身陷绝境，心向真理，决心要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这部22章、183节的巨著，他在狱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反复默写达85遍之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孙冶方不顾重病在身，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979年4月，他来到故乡无锡，参加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堂兄弟，兄弟俩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的无锡会议。两人分别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这次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会后，孙冶方留在无锡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同年夏，孙冶方病情严重恶化，经首都医院检查诊断，肝癌已广泛转移，在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他仍然进行创造性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继续整理和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等专著，还写了《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23篇经济论文、两篇文艺评论、一篇党史资料，对党在新时期的经济方针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尤其是必须重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基数与速度的关系等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资料来源《无锡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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