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世纪欧洲的两大传染病，人类吸取了哪些教训？｜草地·专栏

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反思当下，对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论断，如何避免以惨痛的损失换取顿悟，是我们应该由历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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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格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

这个冬春交替时节，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实中，寻找疫病的源头堪比侦探大片，人们在疫病中的感受和表现，也往往自带戏剧化的滤镜，是悲是喜是荒诞还是感动涕零，各不相同。对于历史本身和我们在其中的状态，也许经年之后才能看清楚。

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麻风病与黑死病绝对是疾病史上的两大主角。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对于欧洲的困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整个欧洲文明都受到这两种疾病的影响。对照当下，虽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流行性疫病无法带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引导我们思考。

救助与屠杀，作为文化符号的麻风病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属于自然科学，但主要研究对象却是人，因此医学天然与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研究流行性疫病，绝不可能脱离开发生疫病的人文和社会历史背景。

西方医学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和哲学就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研究疾病与健康的第一本原乃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不是无生命事物的属性。”

正因如此，当我们回看发生在12至13世纪欧洲的麻风病时，就会理解：为何在中世纪，它并不单纯被看作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被看作一个将精神、道德、神学、情感等多种因素包含在内的集合体。有学者直接认为：“麻风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确定的……麻风病的这种‘想象的’流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印象，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罪的惩罚与驱逐，上帝的恩宠与救助。”[2]

在中世纪的语境中，麻风病的一个消极内涵是“因罪而由上帝所降下的惩罚”。法国国王圣路易在谈到自己所犯的罪时，认为自己罪孽深重，用的比喻就是“罪像麻风病一样”[3]。

在麻风病“横行”欧洲的两个世纪中，关于这个疾病的真正病因和治疗方案，没有准确的答案。几百年后，直到1873年，才由挪威科学家阿莫尔•汉森准确地从医学角度定义：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疾病。并进一步分析出：因患者本身抵抗能力的强弱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症状：有些较为温和，类似结核和肿瘤，外在表现和一些其他的皮肤病较为相像，甚至只表现为口腔生疮；而另一些则相当严重，表现为皮肤溃烂、面部畸形和四肢掉落等恐怖症状。[4]

麻风病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传染。但是和中世纪以及现代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它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强。能否传染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麻风病菌本身的影响，而是受接触者体质影响。大多数人即使经常和麻风病源接触也不会感染，只有一小部分人对此疾病没有免疫力。[5]

麻风病在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有很多相关作品流传于世，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仍然作为素材出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就研究了麻风病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80年意大利学者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一书中提及了中世纪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6]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对待麻风病最为明确的措施是开办麻风病院。12世纪至13世纪，几乎每个意大利城市的城墙之外都有一座麻风病院，就连位于西欧边缘的小国丹麦也有31座之多。[7]根据巴黎的马修（Matthew of Paris）粗略的估计，在13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有19000座麻风病院，单是法国就有2000座左右，英格兰则超过100座。[8]

由于麻风病外在的恐怖形象和人们对于病因的不了解，对麻风病人的隔离行为充满悲欢离合。恐惧和忧伤之下，大量的麻风病人被送到麻风病院度过余生。

其中，许多编年史家都难以忘记发生在1321年的事件，这是整个麻风病流行的一百多年中，颁布的极为恐怖的国家级残杀法令。当年6月21日法国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活着的认罪的麻风病人都将被处以火刑；不认罪的则严刑拷问，一旦认罪，处以火刑；自发认罪的或者严刑逼供后认罪的妇女，除怀孕者外，都处以火刑。有人在著作中描述：“麻风病人在整个法国境内被烧死，因为他们准备毒杀所有人。”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年代纪写道：在整个法国，麻风病人都被囚禁而且被教宗谴责；许多被行刑，侥幸逃脱者被限制在固定的居所之内。[9]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极端的法令最初缘起于中下层贫民，当年8月下旬，该法令因国王发布赦免令而终止。[10]

虽然该法令只持续了短短两个多月，但血腥恐怖的氛围则成为普通民众挥之不去的阴影。除了法国，其他国家也发生过针对麻风病人的屠杀事件，不止一个地区还迁怒于犹太人，并对其展开屠杀迫害。当时的人们距离死亡如此之近，很多死亡甚至并非由疾病造成。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曾经说过，把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当时社会的自然条件、政治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其精神，把艺术品与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相联系。[11]

“死亡之舞”就是这其中的一类产物，是中世纪十分流行的艺术题材，在油画、壁画、戏剧、音乐等不同领域都有体现。不能完全说“死亡之舞”的出现是因为麻风病的蔓延，但至少麻风病和后来的黑死病等疾病对于“死亡之舞”题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麻风病肆虐欧洲之前，10世纪之前，欧洲就出现过一个文学题材：“我已准备赴死”或“死亡不可避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诗歌只有两行，大致意思是说他们快要死了，死亡不可避免。最后往往是11个将死的人，包括：国王、教皇、主教、骑士、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年轻男子、老男人、富人、穷人以及老实人。

有一点死亡警戒的意味。

还有一个流传比较久远，也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则是“三个已死的国王”或者“三个活人和三个死人”。民间的流传版本比较多，其中之一的大致内容是：三个青年国王外出打猎，在森林里迷路了，并与随从们走散。忽然从树林里走出三具骷髅，说它们不是魔鬼，而是这几个国王的祖先。“我们曾是你们，而我们现在的样子，将是未来的你们，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极尽享乐之事。而现在，也因此备受折磨。”国王们的态度从一味想要逃跑，转变为下定决心面对骷髅。骷髅留给国王们最后的训诫是“一定要时刻警惕死亡，以及不忘生命易逝”。希望借此提醒青年国王们不要安于享乐。最终，经过这一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天亮了，骷髅离开，国王们也顺利返回，并建了一座教堂，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在教堂的墙上。

中世纪麻风病流行时期，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和手抄本随即涌现，也很快传遍了欧洲各国。

手抄本《三个已死的国王》局部

“死神之舞”继承、综合甚至发展了以上这些艺术题材。有学者也将之称之为“骷髅舞”“死亡舞会”“死神之舞”。由于麻风病本身的特性，除了骷髅经常作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之外，更多艺术家选择用另外的方式来描绘恐惧和死亡，比如僵尸、怪物或者巫婆。

救助和屠杀，两种面对麻风病截然不同的态度都发生在中世纪，可现实是：麻风病本身却并不是真正现代流行病学上的高传染性疾病。

《死亡之舞》、黑死病与文艺复兴

在欧洲医疗史上，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流行性疾病则更加恐怖凶猛，是整个欧洲的巨大浩劫——黑死病。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后人对这场瘟疫的称谓。当时的拉丁文文献中多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称谓称呼这种疾病—— atra mors(意为“恐怖的死亡”)、pestis atra(意为“恐怖的瘟疫”)等。atra虽然也有“黑色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用来指“恐怖的”“骇人的”。一般认为，将之冠以“黑死病”之名，最早出现于1555年的瑞典文献中——swarta döden。一般认为，这要归因于斯堪的那维亚语对拉丁语atra的误译。直到1823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这一称谓才出现在了英文历史读物的撰述中。[12]

从医学角度，黑死病是一种鼠疫，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以老鼠和跳蚤为媒介传播。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了人，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然后由伤口侵入血液，导致疾病的产生。根据发病部位不同，鼠疫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出现结节肿的淋巴腺鼠疫，它侵害血液，引起腹股沟腺炎和内出血，由接触传染；二是肺鼠疫，能使肺脏发炎，在数日内使患者丧生，由呼吸可传染，此类瘟疫危害最大，传播最烈；第三种是鼠疫败血症。亲身经历过1348年黑死病的佛罗伦萨作家薄伽丘写下了著名的《十日谈》，其中说道：“浩劫当前，城市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荡然无存了，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13]

1348-1350年欧洲首次发生大规模鼠疫，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时期内，欧洲大陆上的疫情此起彼伏，始终笼罩在死亡的恐怖气氛中。意大利前后发生过9次，死亡人口超过60%；西班牙在1381-1444年间发生4次，差不多40%的人口死亡；法国在1361-1426年发生过6次，仅其中最后一次就夺取了5000巴黎人的生命；1362-1391年英国发生5次，共计丧生超过一半人口；1363-1391年，黑死病席卷德国和波兰，一年之中布雷斯劳就有30000人死亡，克拉科夫有20000人死亡，西里西亚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居民死去。[14]

据不完全统计，中世纪后期“黑死病”造成整个欧洲超过2500万人口死亡。

 “黑死病”之所以在欧洲频繁暴发，医学方面的原因在于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点，它在欧洲各地保留了小的疫源带，一旦时机合适，疫病就卷土重来。[15]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当时城市管理脏乱差、医学发展滞后的原因，也有整体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混乱的原因。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

黑死病暴发后不久，巴黎医学院的医学教师发表《瘟疫概论》，对正在侵袭巴黎和整个法国的瘟疫发表了集体看法。这部著作用非常理论化和学术化的风格写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瘟疫的原因，第二部分是预防和治疗措施。根据巴黎医学院教师们的看法，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最终引发了黑死病。[16]《瘟疫概论》是巴黎大学医学院应法国国王的要求而写的，在当时很具权威性，还被翻译成方言如意大利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然，几个世纪后的我们知道这个《瘟疫概论》并不可信，既不能解释鼠疫的真正成因，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措施——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

黑死病传播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恐慌、谣言和社会动荡。当时人情道德纽带破裂的故事层出不穷，母亲抛弃孩子、妻子被丈夫卖掉、兄弟相残等等；也有一些人出现狂热的宗教行为。社会冲突动荡，人们缺乏信仰，无私与贪婪同在，力量与虚弱并存，浮华与禁欲主义同在，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则不再泾渭分明。

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比如前文所谈到过的“死亡之舞”这种艺术形式。

从12世纪至16世纪不断有人创作过“死亡之舞”的图像，该图像真正在欧洲流行起来是从小荷尔拜因创作于1524-1526年的系列版画《死亡之舞》开始。该版画总共 41 幅，首次出版于1538年，正是黑死病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时期。小荷尔拜因之后，“死亡之舞”作品多数是对他的作品的模仿和复制。

小荷尔拜因像一个剧作家，精心设计了每一幅图的戏剧化场景，使每一个场景中都有一个故事在上演。流行性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潜伏到开始，经过高潮，要么最后结束使人们重回健康，要么令人归于死亡。当时的艺术家们想要描绘它，只能将这个动态的过程定格在某个瞬间。

小荷尔拜因在构造情境时，笔触细腻。比如，他通过人物的服饰、造型来刻画人物的身份、地位；桥段设计不仅注重表现肉体上的死亡，同时也注重表现人的灵魂的死亡。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一图《皇后》

在小荷尔拜因的《皇后》这幅图中，皇后胸前佩戴着硕大的珠宝，穿着华美的拖地长裙，雄伟高大的宫殿，都可以衬托人物的高贵，即便如此，在死神到来之时，也难免惊慌失措。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八图《法官》

《法官》这幅图中，正经威严的法官端坐在象征权力的靠椅上，但他伸向前面一个装钱的陶罐的手泄露了贪婪，那可能是行贿的过程，可是一切都是徒劳，死神已经在靠近。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六图《教皇》

《教皇》这幅图同时出现两个死神。其中一个站在人群之中，另外一个从王座后面偷看，对着教皇的脸露出了笑容。这暗指教皇的精神和肉体的死亡。

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将死亡以一种几近荒诞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人们的地位如何，财富如何，是否拥有美貌，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不管挣扎还是接受。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体现出一种社会批判的意味，也同时含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二十七图《占星家》

中世纪末期，这种观念几乎是自然而然在民众中形成的。在黑死病的废墟中，文艺复兴开启了文化上的转型，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诞生，文学新潮流不断涌现。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黑死病”带来的社会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文艺复兴”。

教会和宗教信仰本身在面对黑死病时的束手无策，促使普通民众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鼓励私人财富的增长。同时，城市中发展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对自由、平等的要求。瘟疫减少了很多劳动力，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有了土地和工作。由于劳动力奇缺，劳动力价格上涨，物资供应十分充裕，物价降低，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英国的编年史说：“劳工们得意洋洋傲慢固执，以致对国王的法令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想要雇佣他们，那么就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是损失自己的果实和庄稼，或者满足他们的极其傲慢贪婪的愿望……”[17]

经济更加多元化，资金的使用更为有效，科技更强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各个阶层有了新的体验和权利，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关于文艺复兴与经济的关系，房龙曾经指出：“如果中产阶级的财产没有迅速增加(以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会有文艺复兴……经济上不独立的人，没有爱美和尊重学术的机会……美的爱好者，学术的尊重者，首先要有足够的力量支使旁人，而且要从心所欲。他们在13、14世纪积聚起这种力量，在15、16世纪通过这种力量创造美，并尽情享受这种美给人生带来的乐趣。这一创造美、欣赏美的期间，就叫作文艺复兴时期。”[18]

文艺复兴晚期与巴洛克早期过渡阶段的一幅画，巧妙地表现了当时的各种思想。这是一幅由老勃鲁盖尔绘制，后由小勃鲁盖尔临摹的作品《伯利恒的户口调查》。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

这幅画表现的是《圣经》中记载于《路加福音》的故事：奥古斯都大帝下令对伯利恒进行户口调查。彼时正好玛利亚与约瑟重返约瑟的出生地伯利恒。在户口调查之后，玛利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隐没于一片热闹的乡间生活场景里，在画面下方前景偏右的位置上。约瑟背向观众，扛着手把锯走在前面，甚至没有面容；玛利亚身藏于深蓝色长袍，偏坐在驴子上，形色与常人无差。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局部（玛利亚）

这幅画表面上看上去和一幅普通的、表现冬日乡间生活的画作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考虑，画家笔下的这个场景，是圣子耶稣来临前的时辰。在基督教语境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关乎未来和过去，连接黑暗与光明，是拯救与惩罚的开端。

以往相似题材的画作，一定是将《圣经》中的人物作为画面主体来处理，这几乎是一项原则。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

但是勃鲁盖尔这幅画中，只有民俗画般的全景式构图，没有焦点，也没有特别偏重哪一个人物。如果不了解这幅画的背景，观众们甚至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才是主角。玛利亚、约瑟以及尚在玛利亚腹中的圣子，他们的到来是如此静默，无惊无扰，从熙来攘往的日常世界穿行而过。身边的人们仍活在世俗的世界里，耕作、买卖、宰牲、游戏……被户口调查的官兵所欺负。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局部

常人自有着他们的活法、他们的关切、他们的计较、他们的烦恼，而圣子将默默地来临。勃鲁盖尔最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北欧人那种清明冷峻、隔岸观火般的洞识能力，他精准地揭示了那些伟大的行迹在尘世之中真正的位置。尘世的生命是值得肯定的，神明也还在众人中间。它不声不响地汇入了生活之流，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的界限。[19]

当然，这只是关于这幅画的一种解读。文艺复兴启蒙了人文思想，也允许人们对于艺术产生各自迥异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瘟疫席卷过后，剩下的人都是劫后余生。

对于几百年前发生在欧洲的多次疫病，我们的事后诸葛亮对于当时的经历者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人性的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道路。

反思当下，对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论断，如何避免以惨痛的损失换取顿悟，是我们应该由黑死病这一历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当然，还有一个定律：只有当物质积累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有意义，这也是在不幸的灾难中存在的希望。

1. [美]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9页。

2. 该段话出自David Marcombe, Leper Knight: 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 in England ,1150-1154,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3

3.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01、911页

4. Timothy S. Miller and Rachel Smith－Savage，“Medieval Lepros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Vol81,No.1/2, 2006, pp.16-28，该书还有更具体的描述：“按一般表现形式为依据，麻风病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最常见的一种是结核样型麻风（tuberculoid  leprosy），因其病变与结核性肉芽肿相似，故称为结核样麻风。另一种类型是瘤型麻风（lepromatous leprosy），因皮肤病变常隆起于皮肤表面，病灶内有大量的麻风杆菌，传染性强，除侵犯皮肤和神经外，还常侵及鼻黏膜、淋巴结、肝、脾以及睾丸，故称瘤型。除这两种常见的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称为界限类麻风（borderline  leprosy），患者免疫反应介于瘤型和结核样型之间，病灶中同时有瘤型和结核样型病变，由于不同患者的免疫反应强弱不同，有时病变更偏向结核型或更偏向瘤型。”

5. Carole Rawcliffe，Leprosy in Medieval England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2006,p.2

6. [意]翁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沈粤梅、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３－８页。虽然翁贝托•艾柯采用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这份手稿，但是根据作者的考证，阿德索修士确实存在，所以不完全是文学虚构。

7. Stephen R. Ell, “Three Times，three places, three authors, and one perspective on leprosy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No.57,1989,pp.825-833

8. Catholic Encyclopedia，＂Leprosy＂：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182a.htm，但事实上英国当时的麻风病院远远超过100座，根据东英吉利大学卡萝尔•罗克丽夫教授的估计，从诺曼征服开始到1350年之间，英格兰最少有３００家麻风病院建立，占此期间所建立的医院总数的1/3~1/4。再考虑到大多数的麻风病院规模很小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没有被记录在案，所以实际上麻风病院的数量可能更高。详见卡萝尔.罗克丽夫在格雷斯汉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的授课讲义：＂The Lost Hospital of London：Leprosaria＂，http://www. gresham. ac. uk/ lectures-and-events/the-lost-hospitals-of-London-leprosaria。

9. Carlo Ginzburg, Ecstasies：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Harmondsworth: Penguin,1992, pp.33-36

10. 在法国，1118年，佩罗纳的居民请杜埃（Douai）主教兰伯特将麻风病人限制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路易七世统治期间（1137－1180年），克莱芒主教谈到该地区的教士和居民把一名富有的患有麻风病的骑士驱逐出去的事情。纳西昂（Nazianzen）的格列高里重复了前人对麻风病人的看法，将他们描述为：“早已死去的人，经常不能发声，有着溃烂的身体，他们失去知觉的四肢从身上腐烂掉落，真是令人心碎和恐惧的痛苦。他们也是别人反感和攻击的目标，经常被从家中、市场中和城镇中驱逐出去，不被允许接近泉水，甚至会被自己的父母迫害。”笔者综合这些资料，判断在当时的欧洲，普通民众对于麻风病人也是排斥甚至是恐惧的，恐惧到采用迫害的手段对待这些病人。

11. [德]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年），被称为“美术史之父”，主张在整个文化的上下文中研究艺术史，受贝洛里“理念”观念和瓦萨里的生物周期学的影响，著有《古代美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1764 年）。

12. 参见Francis Gasquet, The Great Pestilence(A. D. 1348— 1349),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CO. Limited, 1893, p. 6.；Philip Ziegle, The Black Death,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69, pp.17— 18.

13. 薄伽丘．《十日谈》．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14. 《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张绪山，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二期

15. 耿贯一，《流行病学》下册，1980，第 140 页

16.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The Boydell Press,2004,p.1

17. A.R.迈尔斯:《英国历史文献》,第90页.

18. 房龙《人类的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第279页

19. 《向死而生的飨宴——观“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展”》青年评论家 萧歌(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2月7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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