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3

第五章 倒霉了

2004年元旦，我又站在了这个叫做港尾的地方。

石桥还是那座石桥，樟树还是那棵樟树，祠堂还是那个祠堂。

44年光阴，就这么随着石桥下的柳溪淌走了。

还记得那是1969年的8月25日。

300多个知青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一个在桥边祠堂里举行的全公社知青大会。

下乡快半年了，还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会。

生产队离港尾有30多里地，而且都是上坡路。我们清早上路，傍午才赶到。

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

一开始的气氛还是很不错的。

同一个学校的同学都分散在各个生产队，半年不见，不免有点小兴奋。

会议的内容就是由主管公社知青工作的一名下放干部作报告。

报告的开头自然是表扬好人好事，所以也还行。

随着“但是”的出现，会场气氛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那些打人斗殴的，偷老俵鸡啊菜的，都被直接点名批判。

所幸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野，也就当故事听听；有的名字熟悉的，至多有几分惋惜和怜悯。

眼看着报告就要结束了，报告者突然来了这么一段：

我们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知青队伍中蔓延。现在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人看黄色书唱黄色歌，歌本还到处传抄；有的男女同学也太团结了，“互相帮助”都帮到蚊帐里去了！

这最后一句，细节太具体了。

让我想起一个多月前的那个下午。

那正是黄梅天，下雨没法出工，大家都猫在宿舍里。

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看书，而阿顺和另一位同村的女同学坐在他的床上聊天。

这本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儿。

蚊帐从来是一年四季都挂着的，不特知青，老俵也如此。

宿舍里没啥家具，我们刚来，根本坐不惯长板凳，再说黄梅天已经有蚊子了。

其他男生都不在屋，可能在上坎的女生宿舍里聊天。

我们在女生宿舍聊天也是坐人家床上的，晚上聊晚了蚊子多了，女生们也会主动招呼我们坐进去点，并将帐门用夹钳夹好。

这期间，同屋的其他几个男生都曾先后进屋，拿了什么东西又走了。

如此而已。

说的会是这件事吗？

会场里，阿顺正坐在我的旁边，我转过去看他时，他也正在看我。

眼神也是狐疑的。

我那么想确定，只是因为，如果后一件事说的真是他，那么前一件事说的就是我了。

我确曾带了几本书下乡。

有两本是前苏联的、有一本是波兰的、还有一本是日本的，都是鲁迅推荐过的小说呀。还有一本《红楼梦》，八家集注本。

我也确曾带了《外国民歌200首》的手抄本下乡，并曾给同村的知青传抄过。

但是，难道只有我在“看黄色书唱黄色歌”么？别的生产队会没有？何以偏偏我要出事呢？

这么想着，心里慌了起来。

那个魔鬼般的声音在继续着：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会侵蚀到这两个同学身上，当然是有原因的。他们两个，都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一个出身是军阀，另一个出身是右派！

这下是了。

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深处的某个地方狠狠地扎了一下，冷汗顿时就下来了。

随后的什么“出身不由己，表现靠个人”啦，什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啦，就再也没听进去。

因为只有我知道，阿顺的祖上是干什么的。

按当年的习惯做法，批判分点名和不点名两种，后者还是给面子的呢。

但我们毕竟只有十七八岁啊。

更何况，背着这样的家庭包袱来插队锻炼，我们本来想的就是要怎样争气，来摆脱个人的困局。可现在，这是要越陷越深么？

我看到只有我和身边阿顺的脑袋垂了下去。

但整个会场的反响并不强烈，也许很多人都看过“黄色书”唱过“黄色歌”，都在蚊帐里帮助过女同学，正在暗自庆幸说的不是自己吧。

会议稀里糊涂地散了。

有人通知我们，写检查，深刻认识错误，并交出“黄色书”和“黄色歌本”。

阿顺和我故意宕在大队人马的最后，独自下山回到了生产队。

一路上，我们并没有过多说话。

我们都很清楚，入夏之后，我们知青户的十几个上海人确实不如刚来时那么抱团了，集体用餐也难以为继了，变成三三两两开小灶了。

这几乎是在所有知青集体户里都发生过的状况啊。

那么，谁会有因此而产生挫败感呢？

难道是那些需要以团结大家来显示自己能耐的人吗？

又或是不以为非的当事人自己在闲谈中提及过？

没有答案。

40年后，我们知青户的几乎所有人终于都坐在了同一张圆台面上。

不知为什么，回城那么多年，我几乎与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从未谋面。

彼此都不知道任何情况。

我只知道，有的表现特别好，第二年就上调去了国营单位；有的特背，直到1980年代才回到上海。

在圆台面上，大家都没提当年的事。只是“侬后来哪能了啦”，“侬现在好伐啦”之类。

而当年，摆在眼面前的，不是寻求来龙去脉，而是我要不要把我心爱的“黄色书”和“黄色歌本”交出去。

第六章 报到了

阿顺要做的，相对来说，要简单些。

第一，与她“拗断”，搁谁也不敢继续处下去吧？第二，写份检查完事。

我的就要复杂些。

那可是个“文字狱”的年代，何况我还年轻着呢。

交出去的东西就是把柄啊，人们随时可以拿出来毁灭你的前程。

所以，我考虑再三，只准备交出四本鲁迅推荐过的小说书。

那本八家集注的《红楼梦》被我亲手烧了。

《外国民歌两百首》手抄本我也准备交出去，里面很多苏联歌曲狠革命的呢。

同时被我亲手烧掉的，还有我的日记和写到一半的所谓处女作。

我怕他们对我实行“抄家”。

为自己准备好了足够对付十几个来回的诘问的答案后，我把四本小说一个歌本和检讨书交到了公社。

收书的是一个普通办事员，当地人。

也许他对知青大会毫不知情，也许事不关己，也许认为这其实不是问题，啥也没问，就让我走了。

册那。

接下来的日子依然非常难过，什么叫“抬不起头来做人”，不亲涉其间无法体会。

大家依然在一个山头上这么住着，虽然吃饭是已经彻底分灶了，但井边挑水河埠洗衣，还是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呀。

只想躲得远远的。

但回上海毕竟太早了，怎么也得过了国庆，等到农闲了吧。

再说，表现都这么差了，队里还会批我们的探亲假么？

度日如年。

不，一分钟就长似一年。

就这样熬过了三天，个中滋味不足与外人道。

第四天，也就是8月29号，罗队长来了。

他说，县里要修一个很大的水库，每个生产队都要派出民工去支援，知青也不例外。根据20%的比例，我们知青集体户要出两个民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民工”这两个字。

我们知青谁都不知道水库要怎么修，做民工又会怎样。

而且，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很没有档次，似乎至少应该比农民高级一点，带了个“工”字嘛。

知青男女们照例面面相觑。

我倒是有点心动，至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要命的地方，独不知阿顺作何想法。

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商量，罗队长就直接宣布了：

“我看就你们俩去吧。”

真的可以去了，心里又不服起来。

原来“处理”还没结束。

虽说写检查算过关了，却依然逃不开要“劳动改造”啊。

好吧，所有的惩罚，都一起来吧。

连没有分辩的时间。

罗队长说了，赶紧从队里称了口粮谷子下去，到粮站碾成米，带到工地去吃。队里也没有什么菜，只有一些干的番薯藤，家里带来的油还有剩，就赶紧炒一炒，没有就搁米汤煮一下，放点盐。

无论如何，9月1号要赶到工地报到，否则就算犯纪律。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犯纪律是要处分的。

水库工地在哪里？离生产队足有120里之遥。

没有车送，要么到公路上去现拦搭车，要么靠自己的两只脚走。

还要挑着担子呢。两个月的口粮是90斤米，还有被子，还有替换衣服，还有面盆热水瓶，还有那个跟猪食毫无二致的番薯藤咸菜。

又是第一次走100多里山路，什么都是第一次。

我们足足走了两天才到。

而且，第一天只走了30多里地。正所谓“百步无轻担”，我们细皮嫩肉的，挑着百把斤的，还不得走几步就歇一歇。

所幸当年民风淳朴。

不管走过哪家山民的门口，都会有女主人出来招呼：

“坐下子喽！吃口水喽！”

若是午饭时分，还会再加上两句：

“吃了饭么？吃个饭去哦！”

傍晚时分，更有“在嘓里住哦？”

第一天晚上，我俩就在陌生山民家堂屋的竹榻上过夜，既无需预约，也无需出示劳什子身份证，更看不到什么警方提示。

第二天，总算搭到了一程拖拉机，突突突地突掉了二三十里路。

然后连滚带爬地终于到了一个叫做三门里的村庄。

报到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民工不会有住房，今晚暂宿老乡家，明天上山砍毛竹自己搭工棚。”

我的民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一直只在弄堂里跳“造房子”的上海小囡，终于要自己造房子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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