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我们可以从非洲城市达喀尔的垃圾处理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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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非洲城市达喀尔的垃圾处理中学到什么？

非洲城市是世界各地普通城市研究和城市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

Rosalind Fredericks, 2018. Garba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Arthur,J. (2019). Book review: Garba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Dakar, Senegal. Urban Studies. doi:10.1177/0042098019847432

Sources:https://www.urbanstudiesonline.com/resources/resource/book-review-garbage-citizenship-vital-infrastructures-of-labor-in-dakar-senegal/

https://www.dukeupress.edu/garbage-citizenship

垃圾在城市中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作为日常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垃圾的有无象征着现代性或危机、清洁或混乱。垃圾也往往被视为非洲城市问题的典型象征：非洲大陆混乱和发展失败的物质表现。换言之，管理垃圾的挑战是非洲“危机”的有力隐喻。用垃圾和混乱的叙事来描述非洲城市，完全忽略了通过帝国废墟沉淀层继承下来的“隔离城市景观的破败基础设施”。

从遥远欧洲海岸到达达喀尔的破旧垃圾车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废墟以及它们在制造和维护暴力环境中的作用。达喀尔的垃圾收集者，像世界各地的电子垃圾回收工人、拾荒者、回收者、拆船者等，象征着过去和现在被剥夺的地理。它们是“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殖民逻辑”的有力象征。《垃圾公民权：塞内加尔达喀尔关键基础设施劳工》一书深度分析垃圾及废物基础设施在非洲城市达喀尔城市变革政治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本书透过围绕达喀尔家庭垃圾基础设施的斗争来检视城市公民权问题。达喀尔城街道在非常整洁和危及健康的极度不卫生之间摇摆，因为在塞内加尔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城市的垃圾基础设施成为政府、劳动力价值和贫困劳动者尊严相互斗争的舞台。

塞内加尔对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特别是非洲城市的发展，以及结构调整的反思具有关键意义。它是第一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变动和制度改革，其中垃圾处理和废物基础设施更是遭遇了反复无常的体制改革。围绕生活垃圾基础设施而起的争论和危机事件，是本书的重要切入点。日常垃圾的清理对于达喀尔极为重要，鉴于大多数游客和观光客都飞往达喀尔，过去几十年的垃圾危机一直是塞内加尔追求现代性的关键挑战。垃圾危机在这个小国具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意义；达喀尔的垃圾代表了国家的垃圾。随着结构调整，国家福利预算减少，垃圾危机随即涌现，而其广泛的后果之一可能就表现为城市功能的失调，甚至是政治的崩溃。

从动态历史视角和情境性视角出发，聚焦关键性的政治过程和节点变革事件，作者将垃圾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作为透视达喀尔城市变革政治的棱镜。他认为基础设施不止包括物质形态，人也在基础设施范畴之中，其特殊之处在于其生命和身体特征，但作者认为物质和生命基础设施可以连通，例如在达喀尔垃圾体制改革中人类行动者的身体和劳动本身事实上已经被当作替代性的基础设施。在这里，基础设施的含义是多维的，作者希望本书的讨论能够全面展示其中蕴含的物质、情感和政治三大层面，理清物质资料、政治、文化、性别，道德价值和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书主体部分有四章，分别为“可弃性治理(Governing disposability)”、“关键劳动力基础设施”、“社区技术”和“拒绝的信仰”。

第一章“可弃性治理”，透过达喀尔过去25年的垃圾政治视角，介入关于基础设施政治、塞内加尔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辩论。垃圾部门的体制波动是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后国家和城市当局为控制达喀尔基础设施秩序而加剧竞争的结果。这些力量加速了一种基于表演性、分散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劳动力灵活化的战略的可弃性治理的模式。

第二章，“关键劳动力基础设施”，通过对垃圾基础设施的文化政治的唯物主义解读，来审视垃圾产业的制度变迁对于受其支配的垃圾工人意味着什么。本章从1988-1989年的“清洁运动”追溯垃圾产业历史，青年走上街头，解决城市垃圾清理危机。但如同其往复和摇摆不定的制度改革一样，参与性公民的治理模型并不一蹴而就，过程中浮现的或再次加深的不平等、殖民遗留、贫困以及性别等问题预示着2007年达喀尔另一场垃圾危机的到来。本章论述垃圾管理的新模式如何重组日常生活，体现了劳工的物质性以及社区、政治主体性与城市的关系。

第三章，“社区技术”，通过分析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社区垃圾项目，该项目主要举措是将原先“正式的”女性垃圾处理劳工转变为更加灵活的非正式的劳工——无报酬的社区志愿者，论述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把正式市政垃圾劳工变为非正式的参与性垃圾收集的斗争。当市政垃圾处理服务失灵时，为了社区发展、适度技术应用和环保的公益目标，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传统的固化角色被延展到公共空间，弥补基础设施缺口。项目最终的结果是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再次被加深，习惯权威在地方发展中被强化，至于垃圾清理, 并未取得实际成效。本章进一步探讨了分散的基础设施的社会和物质组成部分如何被转移到劳动力身上，同时也对发展研究中社区、参与和基于社区的发展中的赋权概念进行了批判。

第四章，“拒绝的信仰”，分析人们如何从价值观和地方道德层面感知垃圾及其基础设施。垃圾劳工和当地居民都对恶劣的、不稳定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态表示不满，以工会和集体运动的形式反抗失败的治理实验。在这项运动中，垃圾劳工公开坚称自己的劳动与穆斯林清洁精神的虔诚信仰一致。本章详细描述了垃圾工人的工会运动，以及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工人和普通达喀尔人抗议不稳定工作状态、在公共空间倾倒垃圾浪潮。通过分析工人作为工会的身份和策略，这一章展示了他们作为清洁工人的特殊共鸣以及他们通过罢工拒绝清洁如何证明垃圾工作的重要性，并为他们赢得了广泛公众支持，从而阻止劳工灵活化的浪潮。本章讨论了公民权和精神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考察支撑工人运动的信仰架构，强调构成基础设施的亲密情感社区。

结论“垃圾公民权”总结全书主要观点，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公民权提供见解。基于达喀尔的垃圾政治，作者主张通过考虑基础设施的物质劳动来弥合新旧唯物主义之争。价值观编码于城市基础设施之中，但尤其编码于在城市景观中关键生活之中。达喀尔垃圾公民的斗争可以用于反思建设更公正城市基础设施的可能性。

本书作者不同意“南方城市，尤其是非洲城市，是城市理论的例外”的论调，认为可以从达喀尔的日常城市主义中汲取见解，重新调整我们对城市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公民权的看法。在任何地方，城市公共服务都是围绕结构调整和其他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斗争的熔炉。非洲城市，比如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是世界各地普通城市研究和城市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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