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城市：新时代、新挑战、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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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城市：新时代、新挑战、新见解

21世纪的中国城市代表了城市研究的前沿之一，为超越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的理论生产提供了肥沃土壤。

Huang Youqin, 2020. Chinese C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Source:https://www.palgrave.com/gp/book/9783030347796

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发展转折点——面临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的“新常态”、不平等程度加剧、大规模人口流动、房价节节攀升、环境问题严峻以及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遏制的国内外新局势。21世纪的中国城市迈入新时代，面临新挑战。2020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阿尔巴尼分校地理系黄友琴教授编辑出版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可谓适时之作，为理解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的发展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新见解。

本书主要基于黄友琴教授在2017年4月组织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与影响的国际会议”参会者成果编撰而成。与会者主要来自中国研究领域多学科（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和城市研究）的知名学者，例如经济学家巴里·诺顿、社会学家梁在、城市社会学家任雪飞、城市规划教授吴维平、城市经济学家郑思齐、经济学家陶然、地理学家周尚意、徐伟等，对中国城市的最新变化和挑战进行深入研究。

全书分为十四章，按21世纪中国城市面临的四大挑战分为四个部分：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流动人口家庭融入城市与可支付住房问题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以下是黄友琴教授对各章主要观点的简要介绍。

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本书第二章《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与中国城市化》，深入评估了习近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治理风格及其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诺顿认为，正如拿破仑三世之于巴黎、彼得大帝之于圣彼得堡，习近平会重塑中国的城市。有三大力量影响着政策制定。一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愿望，二是自上而下有效调控的驱动力，三是保持生产力增长的经济改革需要，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塑造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尽管迫切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但诺顿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雄心勃勃的改革已经停滞不前，只剩下政府的直接行动为塑造中国城市的最重要力量。自上而下的调控倾向于限制大城市增长，而保持高增长的冲动又导致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的大量投资，这反过来导致了更千人一面的城市面貌。千百万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并未像预期那样得到改善。雄心勃勃的新城建设计划，例如雄安，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重塑北京、上海、珠三角地区的城市面貌。

如图2.2所示，2010年以来，城市土地收入占全国GDP的比重每年在5%-7%之间，2018年甚至达到了7.8%的新高峰。

如图2.3所示，迄今为止，住房销售不仅在绝对值上，而且相对于中国其他经济增长而言，都保持了不可阻挡的增长。2018年，住房销售量相当于GDP的14%，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高（而且比例上也超过了美国）。

第三章《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中国城市》关注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将城市视为一个地理节点，锚定资本的流动、控制和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自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重要城市在世界网络中地位越来越突出。本章利用正式网络分析方法，将中国城市置于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之中，确定中国城市在全球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并指出中国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化程度的变化。研究发现，2001-2014年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加入到全球最中心的城市行列（相对中心化），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化程度（绝对中心化）日益提高。这说明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第四章《中国、印度和巴西的非正规社区的再开发》重点探讨了中国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非正规社区。任雪飞采用国际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如何采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的方式应对非正规社区。她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来解释对于非正规社区的政策应对差异，认为各种不同政策举措主要由四种因素决定：政府之间关系、选举政治、城市财政和民间社会的能力。本章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例，比较研究这些因素如何产生各自独特的非正规住房应对政策，例如广州的城中村拆除、孟买的贫民窟改造和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改造。广州基于拆迁的城中村政策主要由土地融资、地方政府制定城中村政策的相对自主权、选举政治缺失以及中国市民社会薄弱等因素驱动的。

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第五章《中国地方发展的城市主义：一个制度方法》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解读土地城市主义的制度根源。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一轮发展浪潮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急于建设产业园区，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住宅和商业地产、强力推进城市化。如何解释地方政府持续的发展驱动力？财政体制的再中心化让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短缺，而经济自由化和区域竞争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需求。土地政体提供了最后的制度环节，使地方官员能够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进行产业扩张。

第六章《中国基础设施的私营部门参与：经验与前景》关注中国城市新的发展模式的如下方面——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公共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私营部门参与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作用日益重要。本章基于公开在线数据库和深度访谈，分析中国四个不同的基础设施领域（能源、电信、交通、水和污水处理）中私营部门参与的模式、回报和前景，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尽管中国的私营部门参与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非常重要，主要来自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投资者。私营供应商比较集中于水利、电力和道路项目，特别是绿地项目。虽然回报率不错，但投资风险包括监管风险、货币风险、需求风险和一般商业风险等仍然较高，这使得私营部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第七章《路径依赖、央地关系、结构与自主性：余杭是如何城市化的？》通过追溯浙江余杭的发展道路，并阐述余杭如何从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现代工业、先进技术和工业化为特色的城郊中央商务区（CBD），从而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章采用纵向视角和民族志学方法，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路径依赖性，其特点是周期性的均衡轨迹和发展冲击。本章揭示性论述有助于理解中央和地方尺度的动态关系，以及结构和自主性在中国城市转型中的作用。尽管地方干部和企业家等行为主体对于启动地方经济增长过程非常关键，但国家在促进改革、激励当地和缓解发展冲击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与可支付住房问题

中国约有2.5亿流动人口，即超过三分之一的城镇人口是流动人口。如何使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并为日益增长和老龄化的城市人口提供体面和可支付的住房，是中国城市面临的两个相互交织的严峻挑战。

第八章《中国人口迁移、家庭分居安排与儿童健康》关注流动热裤家庭中儿童健康的问题。本章采用生命历程的视角，比较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人口迁移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非常复杂，并非简单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人口迁移不仅涉及家庭分居安排和生活状况，而且还与性别、迁移时间和父母缺席有关。虽然迁移到城市本身并不会使儿童受益，但城市中恶劣的住房条件对儿童健康有负面影响。父母迁移的时机很重要，因为随迁的学龄前儿童和留守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显著差于其他儿童。人口迁移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与十几岁的女孩相比，迁移到城市有益于十几岁男孩的健康，而留守的男孩则健康受损。

第九章《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对房价的空间影响》分析城市人口变迁对于房价的影响。随着人口流动增加和区域城市化，房价变动不仅限于局限于一城之内。本章利用2004-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论述长三角房价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人口变化对房价的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人口往往会向基础设施较好和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促进房价的空间集聚；而城市经济密度对房价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通过交通设施和完善的人口政策，可以将中心城市人口分散到周边城市，从而减少中心城市的住房需求。

第十章《北京蚁族的住房选择：消费者均衡理论视角》关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专业人士的非正规住房问题。现有关于中国流动人口住房和居住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低收入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而中等收入的专业流动人口很少被研究。然而，后者在房价飞涨的大城市中同样缺乏住房保障能力。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本章解释了所谓“蚁族“社区的存在，这是一种独特的非正规住房形式，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边缘地区居住，住房状况极差。除了房租便宜之外，通勤时间和寄钱回家都是这些专业流动人口选择住房的重要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收入虽然相对较高，但住房状况却很差的原因。

第十一章《双重老龄化：保护居住环境的熟悉性，协调老年人口和老化建筑》关注如何为老龄化人口提供合适的住房。中国面临“双重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与老化建筑（特别是老旧小区的老化建筑）并存。老化建筑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老年人的需求，但它们形成了一种居住环境的熟悉性（Living Environment of Familiarity, LEF），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像很多地方政府那样将老化房屋拆掉，换成新的房屋和设施，未必能让长者居民受益。在分析了老年人面临的住房困境后，本章提出利用老年人家庭多余的建筑面积作为社会空间资源的策略，如此老人既可以实现居家养老，又能享受到更好的设施和更多的公共空间，生活在一个活跃的混合型社区中，具有强烈社区归属感。这为即将到来的“养老城市主义”提供了新启示，也挑战了现有的住房供给和消费的概念。

城市可持续发展

第十二章《中国城市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后果进行了精彩的综述。从住房市场和城市居民自我保护行为中所揭示的偏好证据，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对绿色城市的需求不断上升。将绿色环保纳入地方官员的提拔标准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激励地方领导通过污染治理来回应这种需求。同时，本章还探讨了中国污染与环境正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动态。

第十三章《戳穿中国城市化“泡沫”：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理论与政策》用“城市化泡沫”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伴随着建成区扩大和房价飙升的加速城市化。本章聚焦土地供需，提出城市化泡沫的四种不同状态，即无泡沫、可控泡沫、潜在泡沫和不可控泡沫。基于实证分析，本章评估了中国城市化泡沫的程度，认为2008年后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土地城市化泡沫，不可控的城市化泡沫主要发生在非一线城市。

第十四章《评估中国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关注中部地区一个生态脆弱地区——秦巴山区的城市。本章通过建立绿色发展综合指数（GDI），并采用全阵列—多边形的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绿色发展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该地区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总体上低于标准水平，而其资源和环境指数却高于社会经济指数。并且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和不同指数之间还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这一研究为该地区城镇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向和政策意义。

总之，随着中国城市深刻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转型在高度压缩的时间范围之内发生在我们眼前，中国城市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实验室。21世纪的中国城市代表了城市研究的前沿之一，为超越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的理论生产提供了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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