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寿

乡下都知道，我爸是个孝子。婚后不久，村里有人开玩笑说“要是你妈和媳妇吵起来，你怎么办”，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老娘只有一个，娘子可以再找。”这话传到我妈耳朵里后，她多少年都为之耿耿于怀。

他这么想也不意外，当初这段婚姻，就有一大半是奶奶做主的。父亲原本有几分勉强，但又不敢违拗——事实上，他们兄妹七人几乎无不如此，四叔和小姑算是例外，因为他俩从小就被奶奶送人家领养了。母亲后来说，她嫁进门就发现了，“别人家都是父母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吃，就你们家不同，是反过来的”，父亲听了不快：“把最好的留给父母吃，这又有什么不对了？”

那时父亲长年在兰州工作，年底才回家探亲，每次归乡，总不忘买一瓶十全大补膏，加上核桃之类的上等干果和红包，要我送到南宅去。那大致相当于他大半个月的工资收入，而反过来，他不在家的时候，哪怕是农忙，奶奶对我们娘俩从来没有额外的照应，说是为了“一碗水端平”，母亲没少当面挖苦：“那你有几个儿子在外地，又有几个像他这么孝顺？”

母亲真正在意的，倒也不是农忙时公婆能帮忙带两天孩子，而是感觉父亲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不过，那时她和父亲聚少离多，新年里总是相敬如宾，就算有什么不快的话，还未来得及说出口，就又到了泪水涟涟去码头送别的时刻了。

我十岁那年，父亲终于调回老家工作，夫妻朝夕相处，每天面对一地鸡毛。有三四年时间，他们经常爆发争吵，而争吵的焦点之一，就是母亲抱怨父亲“只顾大家，不顾小家”：“儿子都这么大了，你的心还是在南宅上。你又不是当大哥的，何况连最小的弟弟都成家了，还要你奉献到什么时候？”对这些，父亲也不争辩，就只默默听完，惟有在母亲数落婆婆时，有限反击一句：“就算是平辈，你也得叫她一声姐姐。”

在七兄妹中，父亲是唯一的工人，也只有他是老三届初中生，他好像也因此一直觉得为这个穷家多出点力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爷爷在世时，确实也对父亲最高看一眼，一早就曾说过，这么多儿女，就老三最出路；奶奶则最疼六叔这个小儿子，那是指望着留在身边养老的。

当父亲回乡工作时，“工人”这个身份渐渐地早已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大伯在垦区种橘子、四叔养奶牛、六叔做木匠，甚至大姑一家开豆腐店和碾米厂、卖石灰，都挣得不比父亲少了。母亲后来常说，要不是她一直以来勤俭持家，又趁着建材没涨价时当机立断，单凭父亲那点死工资，恐怕村里家家都盖好楼房了才轮到我们家。

也正因为盖楼房，父亲迎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因为我家是原地翻建，难免遮挡了屋后邻居院子的阳光，而这家主人，正是我爸在厂子里的顶头上司。第二年“社教运动”，父亲就被撸掉了原职，下放到村里做些可有可无的事，接受“再教育”。

那会六叔还在观望，他向来精打细算，为了省料，连门框都是做88公分（通常是1米），犹豫着是不是赌建材价还能下来一点。父亲去劝他：“黄沙石子都不可能降价了，工钱也眼见看涨，趁我现在又闲着，你赶紧盖楼。”他们兄弟俩性情相似，心意相通，感情也最深，那时母亲总说父亲“帮小六盖楼，比我们自家还用心”，因为那会既有了自家盖楼的经验，又有时间，尽心尽力地做。

“社教”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再回厂里，已经没什么职位留给父亲了，他一个做财会的厂长副手，被下放到酱菜车间切了大半年咸瓜，然后又被打发去县供销社挂个闲职。

那两年里，父亲以他的敏感，对周围人的态度上的微妙变化都有一本账。有些人往来就不太搭话了，有些人在背后就直说：“看他这回总归到底了，难不成还能翻身？”只有大姑父的弟弟仲雷，不论父亲如何沉浮，始终态度不改。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夜深人静了辗转反侧，对我们母子俩长叹：“我经历了这两年，才看透人心。”

尽管落魄，但他毕竟手头还有点余钱，多年后他向母亲坦承，那些年偷偷给奶奶塞了不少钱。给多少还在其次，对母亲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婆婆就更不尊重自己了，“反正儿子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做不了主，你说的话我只当放屁”。其实母亲也早心知肚明，那会大伯给了奶奶十块钱的红包，就在村里说道，她回来就当面讥讽父亲：“你大哥给了这么点就怕没人知道，你明里给的都不止，暗里给了多少？”

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为了供我读书，家里在盖楼之后足有七年，都没钱装修，连楼上的栏杆也没做，母亲自然更不愿意往外舀。奶奶回娘家时，就抱怨说母亲“手掌攥紧”，没多孝顺她，这话辗转传到母亲耳朵里，她在村里毫不避忌地说，“工人”不过是名头好听，早就一文不值了，又是谁规定的这个人要多奉献？甚至多奉献点也没事，到头来你还觉得我多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不懂得你来我往，那你当我是傻瓜？

到初冬十二月初三，族里的沈鼎元葬礼上，吃豆腐饭时，奶奶落座才发现母亲就在同一桌，站起来扭头就走，母亲诧异道：“这可真是奇了，到底哪里没伺候舒坦，干嘛见我这么反感？那你将来别找我，到时也没得给你触祭。”

第二年的五月十七，是奶奶79岁寿辰。母亲前一天备下了点礼，就下地去了，村里的兰芬隔着民沟望见，就说：“你怎么还有心思看秧田？今朝你婆婆做寿你不知道？”母亲一慌：“你记错了吧？我婆婆生日是明朝呐。”兰芬答：“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她提前一天，在小六家做，你们沈家的人都去了。”

兰芬也清楚我妈的脾气，说完了又告诫：“你可千万别去啊。”她守在去六叔家必经的桥堍头，准备一见到我妈就劝返，但就像母亲后来说的，“没问清楚你爸，我是不会去的”。

捱到黄昏，父亲从城里回来，手里拎着一刀五花肉和老白酒，那都是奶奶平日最爱吃的，母亲瞥了一眼就懂了，他必定是回家时路过奶奶家发现门关了，只能拎回家来，便似笑非笑地问：“今天你们家里人吃十碗头，你晓得吗？”

“谁？”

他这一问，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于是摊开底牌：“你妈放在小六家做寿，提前一天，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父亲沉声说：“那你现在就去。”

“你不要一起去？”

“我不想看到他们那样子。”

母亲赶到六叔家，两桌人正在推杯换盏，四叔从小送人领养，住得最远，平日上镇都是稀有的事，这次做寿却也在场。她踏进门槛，见到奶奶也不叫妈了，劈头就问：“你生日是今朝还是明朝？”奶奶反呛：“你明知道是明朝，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都喊出来说没得给我吃了吗？”母亲冷嘲道：“那就算我这半碗没了，还有你儿子那半碗在。你如果他那半碗也不想要，那也简单，你在镇上东市梢贴个布告写清楚：沈志全不是我邢慕芳洞里落出来的。”

六叔站起来说：“你不要闹。你要给妈做寿的话，明天你来，今天是我做事。”母亲笑出声：“这是什么烧羹饭？今天到你，明天到我。”乡下的习俗，每年死者忌日祭奠叫“烧羹饭”，多子女的人家要轮流来烧，以便既能尽心，又能团聚。

母亲转头对奶奶说：“晓得你不把我们放眼里，那你夜里躺在床上摸摸良心想想，我们两口子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你要顾他们？”大姑的女儿那会才18岁，一拍饭碗，厉声说：“是顾我们了，那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顾我们？”

四叔扯了下她的手，叫她别插嘴，四婶神情尴尬，讪笑着打个圆场：“我们夫妻俩是刚好来镇上买石灰，遇到大姑得知了才来的。”母亲得理不饶人，一个也不放过：“本来你不说话，我也不想拆穿你，买石灰你穿得这样一身干净？”她临走放下狠话：“你们有本事下次自己做事，也别来找我们。”

她一走，寿宴也吃不成了，好几个人当晚就想来我家论理，但六叔沉住气，到第二天一早才来敲门，因为我家就在镇边，清早赶集的人多，他想要在众人面前让我妈加倍难堪。他质问父亲：“你老婆昨晚到我家来闹，你知道吗？”父亲平静地说：“我知道。是我让她去的。你嫂子一直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说的话兴许刺耳了点，但你觉得她哪句话讲得没道理？”六叔一时怔住，愣了一下才站起身来高声叫骂：“你还像个男人吗？就只听老婆吹的枕边风。”

他走到院子里，要父亲出来说话，让大家评评理：“我有本事给老娘做寿，你有本事，你也给她做，凭什么来闹事？”父亲苦涩地说：“兄弟你发财了，给老娘做寿，三哥我没钱，那我一路跪也跪过来，你怎么能不和我说一声？”他说到这里扑簌簌掉下泪来，哽咽着说：“别人世态炎凉，我也都不放在心上，但万万没想到，六弟你眼里也没有我，我实在想不通，哪里对不住你。就算老娘记漏了，你提醒一句都不行？”

这对此前从没闹过脸红的兄弟俩，那天却拍桌子、差点没打起来，旁边赶集的乡里乡亲围了无数人，成了村里议论很久的大新闻。后来父亲不止一次感叹：“小六良心差。”倒是母亲还说了句公道话：“你六叔也不是没良心，很可能只是懦弱不敢违拗老娘——想想看，连他的婚姻大事上都是这样，更别提做寿请谁这种小事了。最后被我闹了，面子上下不来，以为兄弟连心，想着让三哥饱揍我一顿，却万万没想到三哥竟然也站在嫂子这一边。要是他圆滑一点，找三哥倒苦水，说自己夹在中间多难做人，那就没他什么事了，本来我们两家就没什么冤仇。”

后来说到这里，母亲说：“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矛盾：做寿时，把你爸和我划归一类；吵起来了，又指望他站在沈家这一边。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他们千错万错，错在没把你爸和我分开，如果他们通知了你爸，到时你爸只要一句话：‘老娘提前做寿，我知道的’，我再去闹，就无从着力了。”

听她讲过不止一遍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当初做寿的事，既然他们这么秘密，连你们都瞒住了，那兰芬又是怎么知道的？”母亲说：“是你二伯母透露给她的，明知兰芬和我交好，肯定会跟我说，就是有意挑唆。我当然也清楚你二伯母的险恶用心，我们几家闹翻后，她偷着乐别提多开心了，她就是要看我得罪众人，但跟他们几家就算断绝关系，我也根本不在乎，我只要你爸站在我这边。”

如果她要的是这个，那她做到了。在这场恶仗之后没几天，她和父亲在南河沿除草，奶奶在老宅里刚好看到，过来质问她那天为何上门闹事，而母亲也正要争个理，到底什么说法，为什么独独要漏掉我们？

婆媳俩吵得凶，父亲在旁说了句：“妈，她这回话糙理不糙，明明就是你错了。”奶奶大怒：“我哪里错了？都是这个坏屄！”母亲毫不示弱：“那也是你找我来的，也是我这贱屄给你们沈家添子添孙、长家当，我哪里对不起你们沈家？只要你能说得出一件。”奶奶骂：“你这烂屄有什么功劳？还不都是我儿子赚的钱让你花。”母亲应声接口：“好好，没错，烧了锭灰壳子到你脚跟前。”“锭灰壳子”是指烧纸钱。

听了这话，奶奶更是怒不可遏，一叠声地骂，母亲说：“你要再这么无理辱骂，我也不客气了。”奶奶怒：“你以为我不敢？你个坏屄，都是你挑动我们母子不和。”母亲也回嘴：“你个老不死的！”

奶奶纵身扑上去就要打，被父亲拦开，她急红了眼：“你个不孝子，自家老婆也管不住，你眼看着她骂我，还不打她？”父亲看看这两边的女人，抬起手来，左右开弓自抽耳光，打了两下，潸然泪下，除下拖鞋，用鞋底再抽打。奶奶和母亲都去拉他，但还是拉不住，母亲扑过去抱住他，夫妻俩一路哭着回了家。

这一架彻底伤了父亲的心，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时都会半夜坐起，再也睡不着。此后的一年多里，他每次上镇经过奶奶家门口，都不会扭头去看一眼。到后来连母亲都觉得有点不忍，看着奶奶眼巴巴望着，只差没开口求恳了，跟父亲说：“我也有儿子。你这样，你知道当妈的是有多伤心？”他也不说话，但我大学寒暑假回来，父亲照例会默默叮嘱一句：“你去看看奶奶，大人的事你不用管。”

那次做寿时还精神健旺的奶奶，到第二年冬就身体不行了，去医院一查，说是心速太慢。住院几天，几个子女分摊下来，每家四百八十元。父亲说：“钱没问题，但要个说法——你们平日不来找我，老娘有事才来找我，这是什么道理？”他写了欠条，本来母亲建议写“月底归还”，但父亲咬文嚼字，还是写了“待后归还”，后来大伯母说，“待后归还”就是赖账不还。

那时他们几家经常在一起商量对策，全村人都知道我们家被孤立了。过了些天，村干部老黄来调解，不管我父母怎么解释，他就只一句“少数服从多数”，要我爸妈以和为贵，低头认个错。母亲不快：“调解不是看哪边人多的，那真理有时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不是我不服，但你要讲得出一个理来。”老黄到底拂袖而去。

这事随后闹到了乡里，乡干部来访时，我家里正在装修，爸妈准备在我带女友上门之前，把家里好歹粉刷一下，厅里都是灰桶。母亲一见这阵势，对大伯说：“大哥，什么事一家人不能谈，怎么还惊动了乡里？”大伯嗫嚅：“我原也说不必。他们出的主意。”

坐下来谈了没几句，大伯对父亲说：“你那会能当工人，就是因为老爹下放才有的机会，就该你多出点钱。”其实当年父亲是招工才去的兰州，急怒之下脱口而出：“你胡说！”大伯腾地就站起来：“你骂人是吧，你信不信我们兄弟几个今天揍你一顿？”母亲好言拉开两边：“大哥，打铁有钱赚，打人没钱赚。没必要这么大火气。”她转身向乡干部述说了来龙去脉，最后说：“我就只问一句：我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乡干部说：“你这老嫂子一听就是有文化的人。确实，不管怎样，老娘做寿独独跳过，这肯定不对，我也是兄弟好几个，没有这样的道理。”

争到了理，父亲把该交的份子钱拿出来，这事就算结了。没过多久，正月初二，奶奶再次入院，住了十来天，大伯、二伯这几家都坐不住了，连六叔也说这样下去只是“灰里埋粪”——乡下的俗语，粪水浇到灰上，消失不见，暗指钱白白扔到水里，跟“铜钿丢在冷水缸里”一个意思。父亲又一次独持异议，坚持这次再不能像上次那样半途而废，一定要看好病才能出院。大伯冷眼看看他：“你要看好病，那钱你来出。”父亲说：“要我多出钱可以，但你要给我个说法。”

由大伯做主，他们到底还是正月十六这天给奶奶办了出院手续，接回了家，到第二天夜里，奶奶就不行了。大姑妈半夜三点来叫父亲时，奶奶已经休克三次了，一醒过来就问：“老三来了没？”硬是撑到父亲跪到床前，子女都到齐了，她才开始断断续续交代遗嘱和财产。一共留下了一万八和几个银元，四个儿子均分（四叔不算），老屋给六叔，戒指等首饰留给大姑。当时母亲在乡镇企业，一年也就能存下两千多，因而这个数目后来让很多乡亲震惊，不知奶奶这些年都是怎么攒下来的。

这些钱分别放在奶奶随身的两个塑料袋里、米缸底下、枕头芯里，当着奶奶的面，大伯他们就迫不及待开始清点，由于存放太久，有潮气，钞票都粘在一起，点了好几遍。大伯数完了钱埋怨：“妈，原来你有这么多钱，那何必闹得我们兄弟不和？”

父亲一直跪在床前，不停地掉眼泪，奶奶轻抚他头顶，凑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妈妈一错也就只一错了。”这是她最后的神智清醒，说完这句话后，熬到清早九点，就此撒手人寰。

在那两天的送葬队伍中，人人都看到，父亲披麻戴孝，一路哀哭，在奶奶骨灰入土时以头抢地，连见惯了乡下葬礼的亲友也都觉得有几分过了，好多人在旁窃窃私语，不知道奶奶在临终前究竟对他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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